元代时儒生为何沦为“臭老九”
人们大都知道过去有“臭老九”一说,其实这种说法最早是在元代初期出现的。那时的文士儒生被蒙元统治者打入社会最底层,沦为比娼妓都不如、只比乞丐稍微好一点的第九级,是历史上最倒霉的时候。
据南宋谢枋得著《叠山集》和后来的《郑所南先生文集》记载,蒙元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而且在初期对汉族知识分子非常轻贱,蔑视。当时民族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社会职业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竞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称为“九儒十丐”。他们的记载虽然有人提出怀疑,但也说明当时文士儒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符合蒙元时期总体政治状况的基本史实,至少在废止科举的几十年间是这样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就曾在《元史讲义》中引述《元史》等有关史料说:“九儒十丐之等第,必在太宗提倡儒术之前也”。
文士儒生在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倒霉呢?那是因为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占领全国之初,还不懂得利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而文士儒生又比没文化的普通汉人思想复杂,难于征服,所以对他们格外敌视打压。元朝初期并不看重中原文化,而是杂用西亚文化,提倡蒙古至上主义。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儒生中选拔官吏,科举制度被中止了七八十年,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史实。废止科举,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为之崩溃,士大夫文化式微,文士儒生仕进无望,又别无所长,当然受到歧视和苛待,他们的社会地位必然下降。
这样一来,那个时期的文人儒生就处于困厄绝望之中。有的决心不再为文,居然“断其右指,杂屠沽中” ,许多人常常到勾栏瓦舍里去打发无聊的日子。作为有文化有思想的文士儒生,他们感受的痛苦比普通
据南宋谢枋得著《叠山集》和后来的《郑所南先生文集》记载,蒙元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而且在初期对汉族知识分子非常轻贱,蔑视。当时民族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社会职业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竞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称为“九儒十丐”。他们的记载虽然有人提出怀疑,但也说明当时文士儒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符合蒙元时期总体政治状况的基本史实,至少在废止科举的几十年间是这样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就曾在《元史讲义》中引述《元史》等有关史料说:“九儒十丐之等第,必在太宗提倡儒术之前也”。
文士儒生在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倒霉呢?那是因为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占领全国之初,还不懂得利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而文士儒生又比没文化的普通汉人思想复杂,难于征服,所以对他们格外敌视打压。元朝初期并不看重中原文化,而是杂用西亚文化,提倡蒙古至上主义。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儒生中选拔官吏,科举制度被中止了七八十年,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史实。废止科举,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为之崩溃,士大夫文化式微,文士儒生仕进无望,又别无所长,当然受到歧视和苛待,他们的社会地位必然下降。
这样一来,那个时期的文人儒生就处于困厄绝望之中。有的决心不再为文,居然“断其右指,杂屠沽中” ,许多人常常到勾栏瓦舍里去打发无聊的日子。作为有文化有思想的文士儒生,他们感受的痛苦比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