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上）
2006-10-05 20:11阅读：
摘要：1922年，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从而以梅光迪为核心的学人集团也被称之为“学衡派”。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杂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诞生于思想交锋期的《学衡》杂志本身并非“守旧”、“庸俗之邪书”，更不是“洋奴”刊物。而且诸多史实也表明，一方面，《学衡》杂志的确为旧文学积弊的去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也为“新儒家”思想的诞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基于如上观点，笔者就随之提出了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和“再认识”的看法，并提出其在当下的学术价值所在。
关键词：学衡 文化结构重建新儒学 新文化
一．《学衡》杂志被误读之历史缘由
《学衡》杂志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后期，在这部杂志创刊之前的1914年，章士钊已经率先在日本兴办了《甲寅》杂志。由于《甲寅》杂志的创刊者本身就是一批日本留学生，这就决定了《甲寅》杂志带有强烈的“日式汉学”的影子。正因如此，这就为《甲寅》和《学衡》的论战埋下了主因。
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时，大量的学术术语和学术内容多半是从日本和欧洲借鉴而来。而欧洲的学术滥觞和东方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学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和基督的犹太教教义，而东方的学术体系则起源于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吠陀教义。东西方学术起源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文史结构的差异，在那个思想交锋的年代里。《学衡》杂志所扮演的角色，是很特殊的。
一方面，早在《甲寅》创刊之前，康有为就为改良派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对儒学进行的全面的反思，首次提出了儒学之所以变得陈腐而不符合时宜，并不能怪孔子，而是由于从孔子之后的汉儒和宋明理
学的兴旺导致儒学的畸形。这种经典力量的非单独性影响促使了儒学产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
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这种没有立只有破的革命性学术浪潮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弥漫于中国学术界之上，吴宓说，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这足以说明了吴宓对于儒学陷入人为困境的一种焦虑和反思。这种反思并不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而是一种基于学理性的学术思考，可惜的是，这种思考一直由于鲁迅先生的批判而被国内学术界斥责为“拟古不化”、“冬烘孑遗”，这种错误的批驳导致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学衡》杂志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法磨灭的偏见。
而身为留学生和早期“学贯中西”的杰出学术代表人物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盲目的复古主义的，实际上在早期《学衡》杂志就率先提出了非常先进的“学术结构重建”的主张。学衡派的主张非常明确，一，禁止废除文言文，二，要求文言文与白话文并用，三，大力提倡白话文，从而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分化为“书面底文言文”和“口头底白话文”这两种分类。
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学衡》杂志的是著名学者柳亚子先生，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无人可懂平仄”。并且对《学衡》杂志对于传统文史结构的维护大加鞭笞，称其为“拟古顽时”之作。
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柳亚子先生，他们对于《学衡》杂志的批判都是始于学术的，他们的批驳并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人身攻击。但是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和柳亚子先生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提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在学术上曾经被他们批判过的相当多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说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先生都是在以后被重新认识重新估价的。但是对于《学衡》杂志的重新认识，似乎被学术界遗忘了。
二．关于新文学：《学衡》的别样贡献
说到《学衡》杂志，就不能不说到胡适和梅光迪的一次论争。早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发表了关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可是这种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胡适的同学兼同乡梅光迪作为此观点的反对者之一。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回国之后，两个人分别组建自己的学术阵营，1922年，《学衡》杂志正式创刊。
由此可以得知，《学衡》杂志是思想交锋的产物，而身为哈佛大学高材生的梅光迪显然不会是一个封建没落书生。在论战的开始，梅光迪就试图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否定胡适的“作文”与“作诗”相同的观点。在叙述学理论没有诞生之前，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来否定这个观点无疑是很困难的。梅光迪观点的出发点也不是对于胡适关于“诗文”观点的否定，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弘扬自己“昌明国粹”的观点和主张，而梅光迪的观点和学术主张，也就随之成为了《学衡》杂志的学术主张。
《学衡》创刊伊始，梅光迪就提出了《学衡》的办刊宗旨，并把这个宗旨印在每一期《学衡》杂志的扉页上，这一段话如下：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正是这段话，《学衡》杂志才召集到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除了梅光迪之外，胡先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多位国学大师都主动义务为《学衡》撰写稿件，他们所有的文章都贯穿一个宗旨，是否该彻底打倒文言文？是否该彻底废灭中国文化？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学衡派本身所强调的，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这种主张放到整个历史里面来看，是有着极高价值的，他们强调的，不是封建，而是传统，在一个交锋的时代里，传统的结构是不能彻底废除的，特别是文史结构，必须要延续。
《学衡》杂志提出的这个观点即使放到现在这个环境来看，也还是极有必要的。东方的文化结构本身和西方的文化结构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区域的文化结构，取决于这个区域的政治思潮、社会思想流变，经济状况等等诸多因素。任何一个时代，文化是不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无论是胡适还是柳亚子，当时对于《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的批判，都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利用，正是这种利用，《学衡》杂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误读和错批。
如果说《学衡》杂志是“文言之吹鼓手”，是严重违背史实的。《学衡》杂志曾经就刊登过吴宓本人的白话文小说，学衡派维护的是中国文化，他们推崇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大破大立，他们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批驳这种言行是“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
在学术上，《学衡》杂志的基本精神是舶来的，这也说明了《学衡》杂志本身不是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的卫道者。他们的学术基本精神来源于美国著名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教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人本思想显然是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而不是其他。
由此可知，《学衡》杂志对于白话文、对于新文学，并不是一眛抵触，一眛批判的。学衡派的诸多学者都是有着极强学理思维的学术大师，他们看待一个问题的眼光，是复杂的，也是深奥的。对于新文学，他们所持的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这种支持不是鼓吹，不是喊口号，而是采取冷静的态度，客观的分析，在传统模式下渐进的接受，并行不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