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讲稿（4/1）
2018-11-15 09:01阅读：
四、中国文化长寿的八个原因
昨天我做了一个过渡性的讲述，就是从上一个大单元过渡到这个大单元。这个大单元的题目叫做《中国文化的长寿原因》。这个内容是我最早于2013年10月18号，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大厦演讲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框架。那天演讲以后，我上次讲过，成了联合国网站的第一新闻。
当时我心里还有点高兴，因为这几天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各国的政要讲了那么多话，怎么会让一场文化演讲成了联合国的第一要闻？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这个讲题。为什么呢？全世界都想知道中国文化为什么长寿，但是实在有点搞不清楚，因为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使我的演讲受到了那么大的影响。
联合国的会议经常是会议很大，演讲者也很重要，但是座位总是只有1/3，甚至于1/4，但是我那次的演讲，四边的墙壁前都站满了人，位子是占不到了，可见中国文化这个命题实在是非常重要。它为什么长寿？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那么早、那么早，而那么早、那么早的文化，世界上有很多，它们都已经不在了，只有中国文化还在，所以不仅是长寿，而且是唯一长寿。
这个唯一长寿从现在的样子看，好像还要好好地活下去的样子，所以这个长寿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悬念，文化研究这个、那个，哪有一个悬念这么大呢？横跨了几千年，似乎还要跨越下去，这个悬念落在中国身上。
中国文化人应该自己来讲述中国文化。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国文化人过去讲述的时候，也有人在世界上讲过，虽然也花了很多力气，但是永远在讲那些大概念。我曾经提过的那些大概念，譬如我们刚健有为，我们自强不息，所以我们活得那么长，但是哪一个民族不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呢？只不过
这几个字是中国字，但是在那演讲的时候，如果变成了外文，那不就是全世界都有的条件吗？
我们经常会讲我们是英雄无畏啦，我们是不断创新啦，这些概念其实国外都有，所以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逻辑问题。我们要寻找的答案，一定是具有唯一性的、具有时效性的、具有延续性的、具有渗透性的，而且具有难于更改性的。再说一遍，具有唯一性，具有时效性，具有延续性，具有渗透性，具有难于更改性。
这一点很重要了。大家可能猛一听，还没有觉得我讲的这个问题如何重要，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这一年来好多省甚至于好多地区写了自己的文化史，叫我写序言，这样的邀请我大概有六七个，我看了一些，一方面非常感谢他们信任我，叫我给他们的地方写文化史的序言，但是一看内容我就觉得非常好笑。
他们一开始总有个概括，诸如他们那个省那个地区的文化是什么特征，这个特征照理周围地方应该是没有的，他们特有的。但他们概括的特性，绝大多数都是一样的，一般就是说我们这儿的文化特征是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团结拼搏，拥军爱民……其实哪一个地方的周围省市不是如此呢？
然后讲到我们的文化品格的时候，好多省或者好多地区都讲，我们是既豪迈又温和，既朴实又深思，既忠孝又仁义。作为一个比较宏观的文化人就想，如果中国有哪一个省说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么你们这个概括就对了，但是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们的省里边有好多基层传统的例子，也有好多勇于创新的例子，我们那有好多豪迈的例子，也有好多温和的例子。但问题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文化的时候，也要避免这些东西。我们要讲我们特有的东西，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那么的重视呢？因为我们在讲文化的特点，不是要我们听课的人以后都要到处去演讲，但是你要懂得我们中国文化的特征，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征。
我们能够长寿，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优势，这个文化优势按照我的定义，其实就是人格优势，就是我们集体人格的优势。所以，我们懂得这些中华文化的长寿的原因，其实也就知道我们祖先给我们在内心种下的那些人格优势。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员，尽管你们不到外面讲课，你们也要明白，认真地明白我是谁，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开那些古代的形容词来概括我是谁。我们实实在在地讲一讲中国文化为什么长寿，先不讲我们的人格优势，先还是说它的生命优势。
我简单地概括一下。本来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猜，一条一条产生悬念，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游戏。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在北京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游戏，学生们都非常高兴，但是这个因为听课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宣布一下我当时是这么告诉外国人的，就是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变成唯一的长寿者。有这么八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地大人多；第二个原因是从不远征；第三个原因是追求统一；第四个原因是严于秩序；第五原因是简化思维；第六原因是淡化竞争；第七个原因是防范极端；第八个原因是实行科举。
现在我用很快的速度在把这八个原因讲一遍。第一，地大人多；第二，从不远征；第三，追求统一；第四，严于秩序；第五，简化思维；第六，淡化竞争；第七，防范极端；第八，实行科举。
1、大空间里的宏大精神规模
现在我开始要讲第一个原因，中国文化长寿的秘密——地大人多。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也是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了这种文化的能量。地理体量变成文化能量，请大家记一记。照理说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的文化雏形，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的时候，小体量就会变成他的一种限制、一种束缚。中华文化的体量实在是足够庞大，如果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文化相比，这个体量的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根据一些专家集中的统计是这样的，埃及文明它的活动的地域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这其中就包括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河文明，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活动的地域伸伸缩缩，总共就几万平方公里。印度文明它活动的地域，从印度河流域一直扩展到恒河流域，加在一起算来算去，大概20多万平方公里吧。希腊文明的活动地域一直很小，一直没超过1万平方公里。如果把这些古文明的地域全部加在一起，估计30万平方公里。
那么中华文化活动的地域有多大呢？光是黄河流域就有70万平方公里，而且文明是延续的。加上其他众多的文明的滋生地，我们加上长江、加上珠江、加上辽河流域，加在一起，总面积接近于五百万平方公里。这就说明中国文化的活动面积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重要文化的活动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出十几倍，甚至20倍。
请注意，大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不少文明的精致化、成熟化的过程，往往是在一个不大的领域里边完成的。但是文明它有个本性，就是一定会开疆拓土。在格局初定的起点上逐步伸展的时候，地盘的大小，对于体格的大小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体格的大小对于生命力的强弱又至关重要。
如果把古代的文明的地域和四周的蛮荒的地域相比，就像绿洲和沙漠的对比。绿洲的规模如果很小，不管它一时多么滋润，都非常容易干枯。干枯在水系的变迁，干枯于一夜的风尘暴。但如果反过来，绿洲的面积很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水流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在它的范围之内，它本身已经自成气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链。它当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要它完全消亡就比较困难了。
同样的道理，文明的地盘大，就可能成了它生命的重要的秘密。多出几十倍的地域优势，转化成了几千年的延续优势。如果要用现在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空间和时间出现了能量转换，空间变成了生命延续的能量。
上次我讲到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地大人多。地大还没讲完，刚开始讲。很重要的地方是，它一定要和人类的其他文化的滋生地相对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到我们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大体量来说，实在是造成我们长寿的一个能量转换了。
中华文化由于辽阔的地域，地形地貌气候物产都非常丰富，差异特别多，按照我的说法叫做永远是山重水复，又永远是柳暗花明。和其他的地方相比，它们就显得比较单调，我们到一个地方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祖先尽管交通很不方便，信息也不畅通，但是对自己的环境体量很有感觉。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文化体量的认知。
（1）空间里的生命力
后来很多中国文化人自己待的地方很狭小，也没有走过多少路，也可能听说过外面有一种科举考试等等，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参加过。他们识了字，看了一点书，应该是非常狭隘的人。但是不，他们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
他们这些东西哪来的呢？其实是从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来的。在中国文化里边，底盘之大、体格之大，变成了精神规模之大。这种精神规模慢慢地变成了在每一个文化人身上都存在的了。你看在中国的文化话语里边，从来就离不开空间视野。为什么那些乡间老秀才会讲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呢？因为你看我们的诗歌当中，“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合、天下成为没有忧怨的那些中国文人心中的一个底盘。而且越是这样的，“四极八荒、六合九州”的这种问句，特别让中国文人动情。
相反，中国民间只要说这个人不太行，往往是以“小”来作为象征，小鼻子、小眼、小家子气、小鸡肚肠，鼠目寸光，井底之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贬斥之词。即使再没有文化的人，他也懂得用这样的句子来教育自己的后代：“好男儿志在四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大空间的概念。这个大空间表面上好像有一种空泛不实的感觉，但实际上一旦产生麻烦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
李白就不必说了，他一直生活在大空间当中，即使像杜甫这样看上去很本分的文人，他也总是生活在非常辽阔的精神空间里边。你看他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杜甫想到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家里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他想的是国家，想的是山河；在遇到极其孤独的时候，杜甫想到的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多大的空间。
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到了千里万里之外，所以我们大概不必怀疑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华文化确实在辽阔的生存空间当中建立了宏大的精神规模，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杜甫、让很多很多人他们在艰难当中，在国破家亡当中，一想到空间，力量就来了，这就是空间给予人们的生命力。
我自己有个感受，我因为到过很多很多地方，到过很多很多国家，有的地方我还待过很久，待过好几年。我有个感觉，在那你也可以遇到很多从美国英国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学回来的学者，他们对世界知识的了解一点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还要充分。但是非常奇怪，知识不等于气场，他们了解这个、了解那个，但是个人的生命气场，个人的一种人生构思，往往范围是非常狭小。
除了少数例外，小空间里边也有大思维，这个我举过好多例子，比如像小的国家里边也会产生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先生，像当时约旦的国王侯赛因，都是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小空间给了他们一个比较小的思维方式。
我现在经常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各种问题上的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就感觉到思维气场的区别。好多小空间的人就不太了解大空间的人的思维逻辑，他总觉得某一种威胁，但对大空间的人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种人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首席鉴定。
首席是指大空间决定了它底子里边的心胸很大，有的时候甚至于不受学历、不受财富、不受经历的限制，可能他们的行为等级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心胸很开阔，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同时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点大，这个大一点不错，是我们比其他的文化族群更出色的地方。
那么，这种大空间造成的具体结果，如果从理论上讲，它产生了这么几个效果：
第一，如果把万里装在自己的心里，这样的精神规模就不相信天下马上就会灭亡，不会因为自己遭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觉得天地已经停止旋转了，这样的想法在多数中国人的心当中不太会有。即使有的中国智者已经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也会昭示后代要继续努力，他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延伸的。
第二，这种很大的精神规模，又会构成各个地方力量的一种默契，使得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文化伦理责任，变成一种避免局部溃败的力量。我们中国每次只要受到外部侵略，各个地方都会产生一种不让整体溃散的努力。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连好多土匪的队伍都参加了抗战，他们有一种整体的思维，这个整体思维远远超过了它的局部思维。
第三，这种精神规模又有天人合一的色彩，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大天大地、看到名山大川，都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天、地、山、河都和中华紧紧地连在一起。
所以我说出的“大”至少在这几个方面，让精神力量非常充分。这里我还需要说明的是，空间大还有一个重大的功能，就是使文化得以流转。
中华文化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地大人多，我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接着讲，谢谢！
（2）文化大迁徙：在移动中活得更好的中国文化
地大还没有讲完，我讲到了地大和我们的心大有关，而心大不是贬义词，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词汇。我们和好多其他国家的人交往的时候，经常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差距，我们可以谦虚一点。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眼界、我们的气度大，是我们的缺陷，不要这么认为。
空间大，除了前面所说的能够构成一种力量，在我们中国遇到艰难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慢慢地组合起来，即使在穷乡僻壤，它也能够承担自己对于整体的伦理责任，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的。
空间大除了精神规模那么大，除了在危难时刻产生了力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给文化的流动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使任何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头扎在死胡同里。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一种文明，它时间很早，文明也很不错，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文明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是一种传染病吗？还是遇到了战争？但是遇到战争应该有一些战争的遗迹，应该有一些武器的残留，应该有一些尸体的遗迹，都没有。那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文明灭亡了。
不知道到了哪里，不知道怎么就陨灭了，陨灭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泥潭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只是说，它缺少可以逃避的地方，或者说它选择的路太少，所以只能一头走在一个泥潭里边就出不来了，它找不到泥潭之外的其他路了。
中华文化由于底盘实在太大，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的发生。一个地方文化如果遇到了生存危机的时候，它转移的路很多，转移的往往是一个大地方，而且转移的地方由于体量大，本来也属于中华文化滋生的范围，所以要生根也比较容易。
从汉代到宋代，中华文化从北方向南方迁徙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例证。中华文化重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有很大的原因是气候，以及和气候有关的水土流失。当然也有战乱，比如像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等。除了这种大的由于自然原因和战乱原因之外，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意图性移民，政府有意图，一种开发性的意图，还是人口条件的意图，不管哪一种迁徙都给人口众多的国家带来了新的生路。
据统计，西汉的时候，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的比例是8:2，北方是8，南方是2，到了唐代就平分秋色了；到了南宋，北方和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是3:7了，北方少，南方多。这是大迁徙所带来的大流通，而大流通使人口在新的地方发展繁荣起来了。
文化重心的挪移
比人口挪移范围小一点，但是在我看来也比较重要的是文化重心的挪移。人口多不一定完全是文化重心所在，但是这和人口又有关系，所以我们把人口这个概念缩小成文化人这个概念。
在我的印象当中，西汉的时候，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在山东；东汉的时候，到了河南；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制度，科举资料中留下了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数字。科举当然不是全部文化，但是由于全民都在为科举而努力，也能够称得上一个坐标。
从资料来看，唐宋的时候，北方籍的状元是68名，南方籍的状元是44名，显然北强南弱。有的时候南方人说我们人杰地灵，我们历史悠久，我们文化非常强大，不是这样的。你看一看唐诗和宋词的作者们，他们的籍贯那一定是北方人多，南方人少。
北宋的时候，进士最多的还是现在的河南省。但是到了元明清三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方出的状元是26名，南方出的是168名，完全跌倒过来了。这就是由于人口迁徙、由于风土的变化，人口迁徙造成了文化中心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科举制度还不能说是实质性的文化变化的话，那我们来说说文学家的分布吧。情况也是这样，譬如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家一直是北方多南方少，到了魏晋南北朝，北方南方的比例就倒了过来，南方就变得比较多了，你看王羲之等等，他们都在南方了。到了隋唐年间，由于政治中心的确立，北方文化又复苏了，比例还是倒了过来，变成北方六、南方四。
宋代以后，文学家的比例就偏重于南方了。但是到了元代，我前面讲到过元杂剧，那是一个还看不太懂汉文的、马背上的民族所喜欢的杂剧，所以北方的比例还是压过了南方。到了清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方文学家的比例降低为1.5，南方升为8.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我看到有一个叫廖世红的先生，他除了文学家和科举之外，把整个社会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的分布，做了个统计，这也非常有意思。在唐代的排列是河南、陕西、河北、江苏；在宋代的排列是浙江、江西、河南；在明代的排序是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在清代的排序是江苏、浙江、安徽。在现代的排列是江苏、浙江、湖南、北京、天津、福建、四川。
对于这个排列，平心而论，说明了中国文化迁徙的程度之高，也就是说大空间造成了大迁徙，而大迁徙造成了文化的大更新和大留存，在移动过程当中活下来了，而且在移动过程当中由于更新活得更好。
为什么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因为堵塞了，因为生病了。人会生病，文明也会生病，文化也会生病。生病以后，医生给病人总是有个建议叫异地疗养。但是很多病人没有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很多文化没有这个条件，他们没法异地，中国文化却充满这个条件。
诗人的暖风，治好了高原的风寒，后代，在那就可以繁殖下去了。后代也可能感受到异地疗养以后的弊病，所以回到北方又取得另一种强悍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现在继续讲，中国文化的体量之大给它自己带来的生命力的旺盛。
我前面讲到，体量大造成了生命力的强大，眼界和气度的强大增加了他们在危难时候的整合能力和自信心。后来我又讲到，由于体量大，不管遇到多大的疾病，它可以异地疗养，它可以在流转过程当中生发出新的生命，使它不像其他文化一样，在草丛当中消灭了。
中国文化不会这样，这个草丛当中有可能活不下去了，很快就看到了草丛外面的一条路。这条路看看不行了，我又看到了北边的一个高坡。永远有路可走，这就是辽阔的地域对中国文化生存带来的含义。
全方位的爆发
今天我要讲的是，这种辽阔的空间给中国文化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全方位的爆发，使得文化本身的体量和地理体量一样，呈现出一种辽阔的状态。它不仅是流转，即使是不流转的时候，它的传播力也是非常庞大的，和我们想象当中一个皇帝统治了全国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其实，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现在一些社会学家分析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我们在讲到理学的时候，一开始就有濂、洛、关、闽四家，这四个字都代表了不同的地名，而且是很远的地名。濂指的是湖南、江西这一带；洛指的是河南；关指的是陕西；闽指的是福建。这四个地方，后来也引出了江西的陆派和浙江的王派。
大家算一算，仅仅一个哲学门类，居然出现了那么多和自己的地域紧紧相连的派别，九州大地几乎都在围绕这一个派别各说各的，而且都说的那么精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真是达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这仅仅是理学。你翻开中国地图，那就叫星罗棋布，刚才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流派而已，这就很惊人了。
中华文化在哲学上是这样，在其他领域中，也在辽阔的空间里出现了交响乐章。学过文学史、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譬如像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吴派经学、皖派经学、浙东史学，还有什么桐城派、吴门画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这些都是和地域名字连在一起的各种艺术流派，非常著名。
到处开花，皇帝再不好、太监再坏，也不能干扰这些艺术文化的大发展。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派那个派，如果扩大到书法、篆刻、古琴、陶瓷、刺绣、建筑，那就更明显了。辽阔的中华文化的空间出现了非常辽阔的壮观的景象，每一个都是如此。
我的好朋友马未都先生，他们做的考古栏目里边，讲到陶瓷的时候，你看他要讲多少地域、讲多少窑，这仅仅是一端，其他领域也都是一样。回到我自己非常熟的领域，就是地方戏曲。地方戏曲现在不完全统计有172个。它完全是由地域支撑，甚至于是方言和地方曲的支撑，构成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一个洋洋大观。
如果我们把这个特点和其他文化相比，差别就非常明显。其他文化产生过的文化项目，一般都是集中在首都和集中在一两个经济中心，从来没有像中华文化那样，叫做四面开花、八方收获，而且到处都调节着丰收和欠收，避免着整体性的匮乏。我们如果在中国到处旅行的时候，我们走到看上去比较荒凉的地方，也会看到一个碑、看到一个私塾的遗址，或者看到一个祠堂里很多有关这里发生的文化现象的记述，这实在让人感到：只有这种散落在如此辽阔大地上的中华文化，它们才一定能够和大地同寿。
文化由于体量大，产生了如此大的流转和如此大的全面跨地域的迸发之外，不管流转还是迸发，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有足够的人群。在我们古代缺少对于人口的准确的统计，因为当时的户籍制度、税收制度很难包括女性，很难包括他们养在家里边的一些雇农、田农等等，所以不太准确。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根据多重史料的印证，为先辈补充一下我们中国人气的那种巨大程度了。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人口，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2000多万了，到西汉末年有6000万，唐朝达到8000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了2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了4亿，而且都是一些吃苦耐劳，积极谋生，常年不停地为后代晚辈努力奋斗的那样的人群。所以，中国一直可以称之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由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为中国文化的长寿提供了第一种可能。大家听明白没有？人又那么多，地方又那么大，互相又具有那么高的默契，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免除了各种灾难，快速流转，永远是四方迸发，于是文化就很难整体枯萎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中华文化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