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摘
关键词：宋濂；儒道释；道统；文学观
自从韩愈为了与道释相抗衡而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儒家“道”的传承系统说，而开启宋代道学的先声之后，融合了道释精华的儒家道统思想就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仅进一步夯实了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渐渐成为衡量一个士人是否真儒的核心标志。被朱元璋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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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关键词：宋濂；儒道释；道统；文学观
自从韩愈为了与道释相抗衡而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儒家“道”的传承系统说，而开启宋代道学的先声之后，融合了道释精华的儒家道统思想就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仅进一步夯实了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渐渐成为衡量一个士人是否真儒的核心标志。被朱元璋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是明初杰出的“醇儒”之一，他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原道”、“宗经”、“师古”，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使得宋濂成了中国文化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吊诡的精神个案。对宋濂身上的儒道释的纠缠，他的好友同僚应最有发言权，一生偏重于儒家的刘基认为：“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茶、饮茗汁也。”（刘基《<</SPAN>潜溪后集>序》）〔1〕（2491）而同为宋濂知己的王袆的看法可能更为中允：“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置诸其书中无辨也。”（王袆《宋太史传》）〔1〕（2327）当然更多的是抵制的声音，如明代理学家郑谖就因宋濂的佞佛而加以指责，现代的文学史家对宋濂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也很不以为然等等。本文拟对宋濂极端的道统思想及文学观的成因与内涵作一番探讨，以推动对宋濂的深层解读。
一
宋濂(1310—1381年)，浙江金华潜溪人，字景濂，号“潜溪”、“无相居士”、“龙门子”、“仙华生”、“白牛生”、“南宫散吏”、“南山樵者”等，其思想的繁杂多变从其号中也可见一斑。自幼英敏强记，好读能诗，颇有奇气，人称神童。先后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诸儒问学,博通经史，早有文名，而其一生学佛的经历及造诣更是堪称奇迹。
“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间，不知我者，或戟手来诋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2〕（940）宋濂入明后写的《<夹注辅教篇>序》一文中的这段话，可看作是其一生学佛经历的真实写照。宋濂曾与千岩、用明、白庵、端文等大师有方外交，其与千岩禅师的近30年的交往更是传为佳话，而能让后人能领略到宋濂学佛的不凡境界。
千岩禅师（1284-1357），俗姓董，名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人，泰定丁卯冬十月入主伏龙山，很快名震四方。其时大约十九岁的宋濂，因幼时即诵读了大量佛学著作，很是自负，闻义乌伏龙山来了位千岩禅师，“濂初往伏龙山见师，师吐言如奔雷。时濂方尚气，颇欲屈之，相与劫难数千言，不契而退。”（《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旋又去信问难，千岩元长和尚阅后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谈话半更。今日有书来报云云，无明读一过，不觉失笑。笑个甚么？笑景濂坐井观天，又如贫儿拾得锡，说与人要做银子卖。只是自不识货，教别人不识货则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尝在尘劳声色境界中，混得烂骨地熟了，思量计较文字语言，弄聪明业识多了。乍闻吾辈说一个放下，可以做寂静工夫，透脱生死。得此事入手，暂时起一念厌离之心，退步静坐。回头乃见无思量、无语言处，便错认作法身。喻如玲珑八面窗，喻如须弥山。言说不得!这个只是暂时歧路，如何便骂得佛，赞得祖，赞得无明耶？赞、骂、憎、爱心不除，但增长我见。我见未忘，目前只见别人过失，不知自家过失，要成办透脱生死大事，难矣!”（《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7-248）可见年轻宋濂虽读了不少佛经，但离真正参悟佛理而悟道尚远。
此次虽“不契”，但宋濂由此与比他长二十六岁的千岩禅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天龙禅师无用贵公塔铭》）〔2〕（1488）在千岩禅师的教诲下，宋濂息心正念，深入大藏。宋濂后来在千岩禅师圆寂后为其写的塔铭中回忆道：“越二年，又往见焉，师问曰：‘闻君阅尽一大藏教，有诸？’濂曰：‘然。’曰：‘君耳阅乎，抑目观也？’曰：‘亦目观耳。’曰：‘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濂扬眉向之，于是相视一笑。自时厥后，知师之道超出有无，实非凡情之所窥测，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可见当时二十出头的宋濂学佛进步很快，对千岩禅师的道行深为折服，之后更是倾心礼敬，书问不绝。
千岩禅师对勤奋且悟性甚高的年轻宋濂亦更加看重，时时慈悲垂示，孜孜诱掖，其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的一封复信尤具代表性：“士林中来者,无不盛谈左右，乃间气所生，文章学问绝出，为浙东群儒之冠；且尤深于内典，欣羡无已。承叙，自幼读佛书，领其要旨，出入有无空假中。中至于中且不有，有无何在？三复斯言。此今之士夫，执有执无，离边离中，分彼此儒释之异，如左右儒释一贯者，能有几人？人言为不虚矣！张无尽云：‘余因学佛，然后知儒。’古德云：‘居无为界中，而不断灭有为之法；居有为界中，而不分别无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审如是，则有为底便是无为底。左右已百了千当，何处更有身心之虑未祛？事物之来未息？又何处更有真实工夫可做？而后出离有为，了生死大事耶？左右与山野交二十年，会或剧谈，别或寄语，未有如此书之至诚也。人天之际唯诚，朋友之道亦诚而已……左右以至诚而来，山野不可不至诚而答。”（《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8）由这封信中千岩禅师的如此高度而真诚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幼就读佛书的宋濂在其即将不惑之年时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了，这跟他在佛学上的长期孜孜以求与甚深悟解是分不开的。
“予也不敏，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3〕（537）这是宋濂大约在其六十岁时写的《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一文中末尾的一段话，大约两年后在《<楚石禅师六会语>序》中又感慨道：“余耄矣，厄于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独乐序之而弗置者，悯魔说之害教，表正传以励世也。”〔3〕（513）在其六十四岁写的《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的序中宋濂这样总结道：“濂自幼至壮，饱览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铭为属。衰迟之余，诸习皆空，凡他有所请，辄峻拒而不为，独于铺叙悟缘，评骘梵行，每若不敢后者。盖欲表般若之胜因，启众生之正信也。”〔2〕（743）事实也正如此，宋濂曾经先后为元明之际出世弘法的近四十位高僧撰写过铭文，可见他在出家人眼中的分量，这些文字后来被“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祩宏大师辑为《护法录》刊行。在宋濂现今所存的1300多篇作品中，跟佛教直接教相关的铭、记、序、引、赞、颂、偈、说、题、跋等作品就占了近13％，数量如此之多，在宋明理学家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尤令卫道士恼火的是他的这些作品又大肆赞美佛教，其佞佛的标签太显眼了。
有人认为学佛不应囿于文字，反对宋濂的“以文辞为佛事”，而宋濂则认为：“佛法随世以为教，当达摩时，众生滞相离心，故入义学者悉斥去之。达观之言，犹达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权，而据以为实，则禅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为禅定智慧之本者，还可废乎？”（《<</SPAN>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题辞》）〔2〕（652）由这一细节就可见宋濂学佛的功力。对佛教的推崇，入明以后的宋濂更是溢于言表：“大雄氏之道，洪纤悉备，上覆下载，如彼霄壤，无含生之弗摄也；东升西降，如彼日月，无昏衢之不照也。”（《赠定岩上人入东序》）〔3〕（512）宋濂不仅研习内典，领悟佛理，“以文辞为佛事”，而且也有相当的修为，他曾宴坐般若场中，深入禅定，“有巨钟，朝夕出大音声，我未尝闻之也。”（《声外锽师字说》）〔2〕（1317）
二
儒释两家，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二者表面上有很多分歧与冲突，但本质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因为释家比儒家究竟，所以儒家往往倾向于排斥释家，但释家是不会否定儒家的，而且反而比儒家更知道儒学的可贵，因为儒家所推崇的“仁”、“君子之道”等也正是释家走向解脱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宋朝张无尽丞相感慨“学佛然后能知儒”的原因。前期的宋濂以“心学”来贯通儒释：“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六经论》）〔3〕（72－73）宋濂隐居小龙门山著书时就借用佛理对“心”作了深入的探讨：“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曰：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弯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广矣！大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体此心之量而践之者，圣人之事也，如羲、尧、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践之而未至一间者，大贤之事也，如颜渊、孟轲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学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是心，而唯游气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盗跖、恶来是也……心一立，四海国家可以治；心不立，则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此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况诸氏百子乎？”(《龙门子凝道记·天下枢》）〔5〕（1773－1774)
学佛后的宋濂真正明白了儒学的价值与根本，他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1）他这样赞叹孔子与儒学：“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3〕（71）
儒释一贯的思想在宋濂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与大力的弘扬。“天生东鲁、天竺二圣人，化导丞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趣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
一
宋濂(1310—1381年)，浙江金华潜溪人，字景濂，号“潜溪”、“无相居士”、“龙门子”、“仙华生”、“白牛生”、“南宫散吏”、“南山樵者”等，其思想的繁杂多变从其号中也可见一斑。自幼英敏强记，好读能诗，颇有奇气，人称神童。先后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诸儒问学,博通经史，早有文名，而其一生学佛的经历及造诣更是堪称奇迹。
“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间，不知我者，或戟手来诋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2〕（940）宋濂入明后写的《<夹注辅教篇>序》一文中的这段话，可看作是其一生学佛经历的真实写照。宋濂曾与千岩、用明、白庵、端文等大师有方外交，其与千岩禅师的近30年的交往更是传为佳话，而能让后人能领略到宋濂学佛的不凡境界。
千岩禅师（1284-1357），俗姓董，名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人，泰定丁卯冬十月入主伏龙山，很快名震四方。其时大约十九岁的宋濂，因幼时即诵读了大量佛学著作，很是自负，闻义乌伏龙山来了位千岩禅师，“濂初往伏龙山见师，师吐言如奔雷。时濂方尚气，颇欲屈之，相与劫难数千言，不契而退。”（《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旋又去信问难，千岩元长和尚阅后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谈话半更。今日有书来报云云，无明读一过，不觉失笑。笑个甚么？笑景濂坐井观天，又如贫儿拾得锡，说与人要做银子卖。只是自不识货，教别人不识货则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尝在尘劳声色境界中，混得烂骨地熟了，思量计较文字语言，弄聪明业识多了。乍闻吾辈说一个放下，可以做寂静工夫，透脱生死。得此事入手，暂时起一念厌离之心，退步静坐。回头乃见无思量、无语言处，便错认作法身。喻如玲珑八面窗，喻如须弥山。言说不得!这个只是暂时歧路，如何便骂得佛，赞得祖，赞得无明耶？赞、骂、憎、爱心不除，但增长我见。我见未忘，目前只见别人过失，不知自家过失，要成办透脱生死大事，难矣!”（《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7-248）可见年轻宋濂虽读了不少佛经，但离真正参悟佛理而悟道尚远。
此次虽“不契”，但宋濂由此与比他长二十六岁的千岩禅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天龙禅师无用贵公塔铭》）〔2〕（1488）在千岩禅师的教诲下，宋濂息心正念，深入大藏。宋濂后来在千岩禅师圆寂后为其写的塔铭中回忆道：“越二年，又往见焉，师问曰：‘闻君阅尽一大藏教，有诸？’濂曰：‘然。’曰：‘君耳阅乎，抑目观也？’曰：‘亦目观耳。’曰：‘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濂扬眉向之，于是相视一笑。自时厥后，知师之道超出有无，实非凡情之所窥测，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可见当时二十出头的宋濂学佛进步很快，对千岩禅师的道行深为折服，之后更是倾心礼敬，书问不绝。
千岩禅师对勤奋且悟性甚高的年轻宋濂亦更加看重，时时慈悲垂示，孜孜诱掖，其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的一封复信尤具代表性：“士林中来者,无不盛谈左右，乃间气所生，文章学问绝出，为浙东群儒之冠；且尤深于内典，欣羡无已。承叙，自幼读佛书，领其要旨，出入有无空假中。中至于中且不有，有无何在？三复斯言。此今之士夫，执有执无，离边离中，分彼此儒释之异，如左右儒释一贯者，能有几人？人言为不虚矣！张无尽云：‘余因学佛，然后知儒。’古德云：‘居无为界中，而不断灭有为之法；居有为界中，而不分别无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审如是，则有为底便是无为底。左右已百了千当，何处更有身心之虑未祛？事物之来未息？又何处更有真实工夫可做？而后出离有为，了生死大事耶？左右与山野交二十年，会或剧谈，别或寄语，未有如此书之至诚也。人天之际唯诚，朋友之道亦诚而已……左右以至诚而来，山野不可不至诚而答。”（《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8）由这封信中千岩禅师的如此高度而真诚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幼就读佛书的宋濂在其即将不惑之年时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了，这跟他在佛学上的长期孜孜以求与甚深悟解是分不开的。
“予也不敏，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3〕（537）这是宋濂大约在其六十岁时写的《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一文中末尾的一段话，大约两年后在《<楚石禅师六会语>序》中又感慨道：“余耄矣，厄于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独乐序之而弗置者，悯魔说之害教，表正传以励世也。”〔3〕（513）在其六十四岁写的《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的序中宋濂这样总结道：“濂自幼至壮，饱览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铭为属。衰迟之余，诸习皆空，凡他有所请，辄峻拒而不为，独于铺叙悟缘，评骘梵行，每若不敢后者。盖欲表般若之胜因，启众生之正信也。”〔2〕（743）事实也正如此，宋濂曾经先后为元明之际出世弘法的近四十位高僧撰写过铭文，可见他在出家人眼中的分量，这些文字后来被“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祩宏大师辑为《护法录》刊行。在宋濂现今所存的1300多篇作品中，跟佛教直接教相关的铭、记、序、引、赞、颂、偈、说、题、跋等作品就占了近13％，数量如此之多，在宋明理学家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尤令卫道士恼火的是他的这些作品又大肆赞美佛教，其佞佛的标签太显眼了。
有人认为学佛不应囿于文字，反对宋濂的“以文辞为佛事”，而宋濂则认为：“佛法随世以为教，当达摩时，众生滞相离心，故入义学者悉斥去之。达观之言，犹达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权，而据以为实，则禅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为禅定智慧之本者，还可废乎？”（《<</SPAN>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题辞》）〔2〕（652）由这一细节就可见宋濂学佛的功力。对佛教的推崇，入明以后的宋濂更是溢于言表：“大雄氏之道，洪纤悉备，上覆下载，如彼霄壤，无含生之弗摄也；东升西降，如彼日月，无昏衢之不照也。”（《赠定岩上人入东序》）〔3〕（512）宋濂不仅研习内典，领悟佛理，“以文辞为佛事”，而且也有相当的修为，他曾宴坐般若场中，深入禅定，“有巨钟，朝夕出大音声，我未尝闻之也。”（《声外锽师字说》）〔2〕（1317）
二
儒释两家，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二者表面上有很多分歧与冲突，但本质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因为释家比儒家究竟，所以儒家往往倾向于排斥释家，但释家是不会否定儒家的，而且反而比儒家更知道儒学的可贵，因为儒家所推崇的“仁”、“君子之道”等也正是释家走向解脱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宋朝张无尽丞相感慨“学佛然后能知儒”的原因。前期的宋濂以“心学”来贯通儒释：“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六经论》）〔3〕（72－73）宋濂隐居小龙门山著书时就借用佛理对“心”作了深入的探讨：“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曰：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弯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广矣！大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体此心之量而践之者，圣人之事也，如羲、尧、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践之而未至一间者，大贤之事也，如颜渊、孟轲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学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是心，而唯游气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盗跖、恶来是也……心一立，四海国家可以治；心不立，则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此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况诸氏百子乎？”(《龙门子凝道记·天下枢》）〔5〕（1773－1774)
学佛后的宋濂真正明白了儒学的价值与根本，他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1）他这样赞叹孔子与儒学：“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3〕（71）
儒释一贯的思想在宋濂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与大力的弘扬。“天生东鲁、天竺二圣人，化导丞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趣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