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人间四月天！
正当京城繁花正盛，姹紫嫣红之际，4月10日下午，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在北京市民主党派大楼，举办了第44期发枝荟沙龙。
新浪博客
最美人间四月天！
正当京城繁花正盛，姹紫嫣红之际，4月10日下午，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在北京市民主党派大楼，举办了第44期发枝荟沙龙。
本次沙龙的主题为“过去是一片陌生之地”——历史知识的边界，演讲嘉宾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刚先生。
沙龙由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主委邹晶女士主持，九三发改委支社及其他支社成员、其他民主党派同仁、社会各界人士共50人（疫情控制人数上限），参加了本次活动。
沙龙开始，彭刚引用了L.P.Hartley的名言“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即，过去是个异国他乡，他们在那儿有属于他们的生活，并由此引发了演讲的第一部分——历史故事的不同讲法。
接下来，彭刚详细讲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的关系。
当历史事实被主动地选择时，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用当代的思维观念和已掌握的并非全面的材料，去重构历史事实。
但当历史事实处于被动选择时，历史事实是考古学不断“取样”过程中的例证，即，通过前人在活动中选择了“样本”，并擦除了部分痕迹，保留的部分因埋藏而被存留、再被发掘，并被给予历史的解读。
但历史解读，同样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进入自己所要构建的历史解释，依赖于他关于相关事实对于自己论题的重要性的判断。
杜维运把“史识”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如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彭刚认为，史学家要有眼光选择极具意义的一般事实，使其变成历史事实，并扬弃无意义的事实，这是大史学家与一般史学家的分野所在。
而“有意义”，又可以区分为“相关性”和“重要性”。
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的，但重要性还受到史学和史家价值观的影响。通常，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后溯的，即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变化、价值观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和转换的。具备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事实，却未必完全可能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带来了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是因为过去的可知与不可知，史学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而妨碍了对于过去历史客观中立的认识；此外，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对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
二是历史解释既可能是一元论，也可能是多元论。如，一元论者看过去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因而对大树倒下的正确描述方式只能有一种。而多元论者则认定，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
三是历史解释充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拼图游戏，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中，其中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拼板无法找到。最后把拼图组装成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发现而定；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哪儿能搜寻它们，怎么取舍。
最后，彭刚强调，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时，即使有着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的很大抱负，也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论题上的认识边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谦卑，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
互动环节，与会者就普通人如何认知历史和史实的关联、基础教育中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的排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的影响、演讲人进入历史领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与彭刚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彭刚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列举了大量的故事和史实，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得听众在有趣的气氛中，体验到故纸堆里的历史人物和社会历史进程，也让听众深深感受到了，作为当代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的深厚学养、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宽阔和渊博的人文甚至是科学知识。
此外，当天的换书活动依旧持续，书籍在交换和流动中，获得了更高价值，正如沙龙本身带给演讲人和听众的双向作用一样。
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
摄影：崔玉华、钱胜昔
2021年4月16日
鸣谢：本次沙龙得到了北京播鹰传媒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沙龙由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主委邹晶女士主持，九三发改委支社及其他支社成员、其他民主党派同仁、社会各界人士共50人（疫情控制人数上限），参加了本次活动。
沙龙开始，彭刚引用了L.P.Hartley的名言“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即，过去是个异国他乡，他们在那儿有属于他们的生活，并由此引发了演讲的第一部分——历史故事的不同讲法。
接下来，彭刚详细讲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的关系。
当历史事实被主动地选择时，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用当代的思维观念和已掌握的并非全面的材料，去重构历史事实。
但当历史事实处于被动选择时，历史事实是考古学不断“取样”过程中的例证，即，通过前人在活动中选择了“样本”，并擦除了部分痕迹，保留的部分因埋藏而被存留、再被发掘，并被给予历史的解读。
但历史解读，同样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进入自己所要构建的历史解释，依赖于他关于相关事实对于自己论题的重要性的判断。
杜维运把“史识”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如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彭刚认为，史学家要有眼光选择极具意义的一般事实，使其变成历史事实，并扬弃无意义的事实，这是大史学家与一般史学家的分野所在。
而“有意义”，又可以区分为“相关性”和“重要性”。
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的，但重要性还受到史学和史家价值观的影响。通常，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后溯的，即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变化、价值观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和转换的。具备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事实，却未必完全可能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带来了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是因为过去的可知与不可知，史学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而妨碍了对于过去历史客观中立的认识；此外，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对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
二是历史解释既可能是一元论，也可能是多元论。如，一元论者看过去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因而对大树倒下的正确描述方式只能有一种。而多元论者则认定，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
三是历史解释充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拼图游戏，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中，其中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拼板无法找到。最后把拼图组装成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发现而定；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哪儿能搜寻它们，怎么取舍。
最后，彭刚强调，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时，即使有着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的很大抱负，也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论题上的认识边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谦卑，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
互动环节，与会者就普通人如何认知历史和史实的关联、基础教育中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的排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的影响、演讲人进入历史领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与彭刚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彭刚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列举了大量的故事和史实，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得听众在有趣的气氛中，体验到故纸堆里的历史人物和社会历史进程，也让听众深深感受到了，作为当代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的深厚学养、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宽阔和渊博的人文甚至是科学知识。
此外，当天的换书活动依旧持续，书籍在交换和流动中，获得了更高价值，正如沙龙本身带给演讲人和听众的双向作用一样。
九三学社发改委支社：
摄影：崔玉华、钱胜昔
2021年4月16日
鸣谢：本次沙龙得到了北京播鹰传媒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