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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亚：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2014-11-24 11:0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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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亚：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大多数人会一片茫然。这并不奇怪，少年成名的张秀亚，1948年因为失婚而愁肠百结无以自拔，她拖着一双年幼儿女，离开北京南下台湾，从此也就从大陆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其实，远赴台湾的张秀亚凭借空间的距离和自己的坚强几年后从失婚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她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并且佳作纷呈，成就卓然，深刻影响台湾文学达数十年，被称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张秀亚（1919－2001），笔名陈蓝、亚蓝、心井等，河北沧县（今黄骅市）北毕孟村人。张家是当地望族，父亲张里鹏曾任邯郸县长，后因不满官场黑暗告病还乡；母亲陈芹来自浙江，是一位大家闺秀，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张秀亚自幼聪慧，加之母亲循循善诱，很早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华。她1925年随父母移居天津，1928年，
年仅9岁“就在《益世报·儿童周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月夜》、《雨天》、《我的家庭》”等。（《张秀亚沦陷时期作品浅析》，侯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1935年前后，张秀亚迎来自己第一个创作喷发期，先后在《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国闻周报》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篇作品，并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张秀亚的出众才华受到柳无忌、凌叔华、沈从文诸位文学前辈的嘉许，特别是1936年，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将张秀亚作为文学新人隆重推出，更使她备受瞩目，赢得“北方最年轻作家”的美誉。
1938年，张秀亚以国文科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第二年转入西语系，毕业后留任该校历史所史学组教职。张秀亚读大学期间，英氏家族第二代名人、辅仁大学文学教授英千里非常赏识张秀亚的才华，对她关怀备至。四年大学学习，让张秀亚视野开阔，学识大增，创作也更上一层楼。1940年张秀亚在《辅仁文苑》发表五百行长诗《水上琴声》，“失了轨道的/孤零一行星，/自天空/无声/无声的落殒/它落殒自情感的天空，/遂自梦中划过了一颗/曳著光尾的珍珠色殒星，/殒星自希望的蓝空划过，/寂寞的落到寂寞的山前，/山前失去了紫薇花微笑，/寂寞，寂寞的少人行……”，全诗形体优美，风格秀逸，迅速轰动北京的大学校园，为沦陷的古都投射进一抹亮色。后来，张秀亚皈依天主教并创作出版了宗教题材的中篇小说《皈依》、《幸福的源泉》，展现了她纯真、唯美的品性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北京高校控制，辅仁校园一片恐怖，张秀亚愤而离京，辗转至抗战大后方重庆，担任《益世报·语林》编辑。在重庆，张秀亚同于犁伯相爱并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姻开始还算幸福，但两人关系很快出现紧张。为了挽救婚姻，张秀亚忍痛放弃写作，一心操持家务，但于事无补。1946年，张秀亚返回北京辅仁大学任教。1948年，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的张秀亚带着4岁的儿子金山和2岁的女儿德兰离开北京去了台湾。
在台湾，张秀亚先后担任台中静宜英专、台北辅大、研究所教授，一边抚养一双儿女，一边重拾笔墨进行文学创作。她以散文为主，兼写小说、诗歌，并从事评论、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三色堇》、《北窗下》、《湖水·秋灯》、《寻梦草》《水上琴声》、《圣女之歌》等散文、小说、诗歌、译著达七十余部，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张秀亚晚年为关节炎病痛所苦，1994年移居美国，在儿女照料下休养治疗。2001年6月因身体功能衰竭平静辞世，享年82岁。张秀亚一生著作等身，深受读者喜爱，颇得业界好评，先后获得台湾首届中山文艺创作奖、中国文艺协会终身成就奖、亚洲华文作家文艺会文学贡献奖、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文坛导师奖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堪称一代文学名家。
以1948年离开大陆为界，张秀亚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张秀亚的创作成长期。她最早以诗歌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如果抛开张秀亚9岁时发表在《益世报·儿童周刊》的几篇习作不论，她的处女作应该是1934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的短诗《夏天的晚上》。当时张秀亚只有15岁，而她的诗却显得相当老道，“星子在树梢，/闪动着闭了许久的明眸。/在去得远了的轻雷叹息声里，/一天灰云，/拂了拂衣袖，/随着凉风飞去。”当然，真正显示其诗歌才华的还要数她1940年刊发《辅仁文苑》的五百行长诗《水上琴声》。此诗音乐美与建筑美相得益彰，既秉承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又可见西方文学的影响，有论者说，读这首诗“恍如置身于19 世纪的那个海岛国家，在听雪莱的《西风歌》，是那样的凄美；又好像在听华兹华斯的《两个四月的清晨》，是那样的苍茫”。（转自舒兰《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这个时期张秀亚还写了一些散文，不过，我个人以为，最能说明其创作成就的主要还是小说。
张秀亚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在大龙河畔》，包括13部短篇小说。1930年代早期，左翼思潮席卷中国，底层人民贫苦的生活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受其影响，张秀亚也用她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她身边的不幸与眼泪。“一些苦难，像巨灵的掌一样，迎头向我扑来。一些人的叫喊，哭声，逐渐在我的耳边高亢起来，我睁开了眼，我看见我的邻人，我的朋友脸上刻画着被损害的纹路……我觉察出自己以往的错误，我明白那隐士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我冲出锁闭生活的圈子，企图硬朗的与实生活正面接触。掘发眼前悲惨一群心灵矿山里埋伏的悲苦，揭开他们灵魂的角隅，发现他们生活的阴暗面。”（张秀亚《在大龙河畔·自序》）作品集中同名小说《在大龙河畔》写一个失独老人的悲苦。这位靠说书为生的老人只有一个儿子李雅。李雅外出打工遭遇黑心窑主，干活不给工钱。他与窑主发生顶撞、冲突，窑主雇人把他打死了。说书先生一直不知道儿子已死，天天盼李雅回家，每到黄昏他都在村里边走边唱，“太阳沉落了，月光流遍了屋瓦。哎，李雅，天都黑了，怎么你还不回家？”黑发人被杀，白发人天天盼黑发人回家，非常沉重。《碾》写一个年迈的落魄秀才，一辈子认真做事，却穷困潦倒，老伴患病没钱医治，眼睁睁看着死去。他满心绝望，红着脸向“我”这个小孩子借钱，“我要打几斤白干喝一个痛快……买上两支烧鸡吃一吃……再买几斤肉……”小说在老人的呓语和狂笑中结束，留给读者沉痛的思索。《瞎眼睛》写一个不幸的农村女孩。她因为一只眼睛失明成了村中的丑八怪，到处受人欺侮。即使她的母亲也恶语相向辱骂她，“瞎眼睛！越来越懒了！”正因为有这些悲惨现实，1930年代才会催生出那么广泛的左翼思潮。《在大龙河畔》是张秀亚早期重要作品，表现了她对苦难现实的关注，对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后来，张秀亚对天主教发生浓烈兴趣，并于1941年受洗。长期研习天主教义，使张秀亚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深深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最显著的标志是她曾经创作两部宗教主题的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泉源》。在《皈依》中，华和珍是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后来华离乡去一所天主教会大学读书，一去四年未归。见面时，华表示自己信奉了公教，而且把全身心献给了主。珍无法理解华的行为，又觉得华的气质令人景仰。后来，洪水中获救的经历让珍感受到主的光辉，从而也皈依了公教。《幸福的泉源》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天主教徒士琦十分喜爱文菁，却因为她是一位异教徒而止步。不过结局是美好的，文菁领洗，两人幸福牵手。两部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宗教生活的探索，只是从艺术的角度看，有些概念化倾向。
在辅大期间，张秀亚痛感日本侵略者的高压恐怖，景佩爱国志士，唾弃媚日者。后来她把这些写入自己的小说。《一个故事的索隐》塑造了一位英勇的抗战烈士形象。杜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她有一位非常爱恋自己的男友。日本侵略中国，她毅然投身抗战。为了打入日军内部，杜慈故意暴露自己身份让敌人抓入监狱。敌军队长铃木是杜慈的大学同学、暗恋者，她假意答应同铃木结婚，在举行婚礼的晚上，与抗日武装里应外合消灭了敌军，她自己也英勇牺牲。《动物园》写高压下一些中国人的奴才丑态。他们献媚侵略者，欺凌自己的同胞，“……这里不是学校，简直是动物园，有愚蠢的白熊在跳舞，狡黠的猴子在作戏，鸟兽不可与同群，我真得想方法离开这里……”爱国女青年文菁看不惯奴才们的丑态，毅然选择了离开。由于张秀亚当时主要生活在校园，并不熟悉抗战的生活，所以她这方面的创作不多。但是通过为数不多的作品，也可以看出张秀亚强烈的爱国情怀。
到台湾后，张秀亚还坚持小说创作，也写诗歌、评论，也搞翻译，每一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但是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创作。在台湾，张秀亚先后出版《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北窗下》、《水仙辞》、《杏黄月》、《湖水·秋灯》等近30部散文集，有的散文集再版二十余次，可见张秀亚的散文深受读者喜爱。
台湾初期，张秀亚的散文以抒发自己失婚后苦闷的心情为主。“我在此也想模仿的说一句：‘牧羊女是我！’天寒袖薄，手执青枝，驱着字句的羊群，逐幻想的水草而居!”（张秀亚《牧羊女·前记》）张秀亚以赤真的文字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忧伤，令人动容。“我好比是一支鸟儿，被人的箭镞所伤，我带着那未拔出来的血淋淋的箭，奄奄一息，半闭着眼睛，听到猎人们得意的欢笑声，他们的笑声，在我成了送终的葬曲。”（《或人的日记》）“多少天来，一腔抑郁无法排遣，外面是草脚乍生，风软如纱；屋里是一帐灯昏，药炉初沸……”（《迁居》）“日历撕到今天一页，我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日月失色。好容易心潮平静，打开今日的报纸，触目是一对对新夫妇喜气洋洋的结婚启事，我不知为自己悲，还是代他人喜。”（《雯娜的悲剧》）一段段真情而忧郁的文字传递出作者纯粹的心地和难以驱除的悲恸。她的悲恸并非因为不肯原谅对方，只因她曾经爱得太深，伤得太重。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氛围里阅读如此痴情的文字，仿佛来自天上，让人反思各自过往的粗疏与倦怠，看淡世间的名利与纷扰，珍重亲情、爱情，不加伤害于亲人，不留遗憾给自己。
张秀亚的散文还传达了中国女性身上伟大的毅力。近来有篇网文《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被疯传，所论是否属实且不议，中国的女性确实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族群。张秀亚数十年的散文充分呈现了这一点。张秀亚对世界透着骨子里的悲观，“世事原非蔷薇色的，悲剧与别离，原只是一道间歇泉，在它暂停喷射的一刹那，我们误认为是平静，是幸福；但是瞬间那悲哀的泉水，又在淙淙的涌流了——”（《三色堇·苦奈树（代跋）》），她却并不因此随波逐流、苟且度日，“一个有生气的灵魂，总是向上挣扎的，如果我过去的生活是失败了，我愿与苦难再战斗一个回合。我的武器，是对正义、光明、爱与真理的信仰！”（《来时的道路》）面对苦难的人生，张秀亚总是以顽强的毅力去面对，在荒漠里创造奇迹、创造希望。“自从搬到这个房子来，我一直以为是跌进了沙漠中，阶上没有一点草青，窗外没有一丝花香。”（《种花记》）在这片“沙漠”里，作者开始了三色堇花的栽植。小小的三色堇从下种到破土发芽到含苞欲放，经历了骄阳、淫雨、火鸭诸种死亡威胁，它的重生、结苞直至未来可以想见的美丽绽放，是一曲生命毅力的赞歌。张秀亚的这曲赞歌是献给人类的，更是献给自己，献给女性的。“忧郁可说是一宗不幸，悲哀乃是人生的灾厄，但如果能自乱流激湍中，奋力泅泳到草色青青的彼岸，俯首默观波流荡漾，低吟着‘大江流日夜’，则万顷波涛，与岸上的我，中间已保持了一段诗意的距离，我得以尽情的欣赏，未始不是生命中特殊的享受。”（《牧羊女·前记》）张秀亚曾经沉陷失婚的雾霾里痛苦难当，凭借坚强的毅力与卓越的智慧，她最终走出失婚的阴影，迎来生命的静安与创作的突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充斥反共声音。张秀亚却坚守自己的文学之路，“我不预备写一些大题目，我只顾画出一粒细砂，一片花瓣，一点星光。只要是对人生有启示性的，我就觉得是值得抒写的。”（《北窗下》）这与她对世界的认知有关，张秀亚厌恶仇恨与纷争，她认为“自恃聪明的人类中，有一部分却是最愚蠢的，他们在心中挑起了仇恨，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伟大的艺术家，却在辛勤的努力着，希望他们的力量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足以摧毁那些隔障，那些藩篱”（《写作，写作》），所以她将自己的笔墨限定在细小的事物里，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几朵小花，一片绿影，一丝阳光往往会带给我最大的快乐，我从来不企望什么过于奇妙高远的东西，我安于自己这份庸俗的生活，我只是希望达到一个音乐家所说的境界——崇高的庸俗。”（《北窗下·绿》）这成为她后半生文学写作的根本母题。1962年张秀亚散文集《北窗下》问世，深受读者喜爱，并获得首届中山文艺创作奖。集中充盈着作者对自然与童真的热爱。“长夜之后，我渴望黎明。我披衣起坐，屏息谛听黎明的脚步。……在温馨的微风里，我悄悄的说，‘我感谢，经过了漫漫的长夜我又醒来了，我感谢这笼罩着世界的晨光，感谢站在这晨光里的是我’”（《黎明》）微语中隐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但是，那已经十分微弱，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一个历尽苦难重归平静的安详与喜悦。“花架上的颜色加深了，云叶将大地密封起来，好制造它今年的新葡萄酒。在多云微阴的天气，我们不是比在有阳光的日子更觉得心情恬适吗？”（《春阴》）“蓦的我听到门外一阵喧嚷的声音，像是一支手在乱抚着琴键。隔了疏篱的缝隙，我看到了一些著了国民学校制服的矮小身影晃动着。他们像是热带的小黑蜂般欢欣，大声嚷着，笑着。”（《春的踪迹》）她沉醉在自然的妩媚与孩童的天真里。1973年，张秀亚散文集《水仙辞》问世，可谓抒情散文中的上品。“快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又买来了一盆水仙，那年，花开得格外繁盛，在那鹅黄的花心里，孩子们仿佛看到了厅堂里，祖母衣橱上的黄澄澄锁片的闪光……”相隔10年，张秀亚的文笔更加洗练隽永，往事旧情娓娓道来，宛如行云流水，轻轻敲击读者心房，细细浸润读者灵魂。1979年，张秀亚散文集《湖水·秋灯》出版。这一年作者年届六旬，“一路行来，从真情的抒发，自然风物的点染，文体的实验到沉淀的清明，真正到了‘堂庑渐大，境界遂深’‘恬淡、澄明、不沾不滞’，‘近乎哲学’的散文境界。”（张瑞芬《张秀亚的散文美学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个时期，张秀亚开始步入老年，眺望北方却无法归去，她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她的散文《湖水·秋灯》没有出现一个愁字，却写满了挥之不去的乡愁。“半生也不知走过多少地方了，但总竟没有一个地方像故乡那么可爱。”（《故乡》）在她的笔下，40年前的北京脱去一切具体的背景，成为北方故乡的标志、游子乡愁的寄托。“每当我内心感到贫乏，生活感到枯寂时，我就将此心浸润在那一片湖水的清光中，我就燃亮了那记忆的灯盏，当那湖水拍着我心灵的边岸，当那灯光倏忽亮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室中乃充满了回忆中的情趣，我室楹中的圆灯也亮了。”（《〈湖水·秋灯〉前记》）乡愁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情愫，也是中国文学最永恒的主题。作者追着命运的脚步，一路前行，一路思索，一路品味，终于写出了堪称杰作的《湖水·秋灯》，它小中见大，淡中寓味，尽显文字之醇美、文思之妙化，让人如闻天籁，如沐春风。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张秀亚在创作上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坚守文学精神。所谓文学精神，其实就是美的精神。与政治、历史、哲学不同，文学是美的书写。“从事文学生涯若干年，这些年中，我对文艺女神始终抱着绝对忠诚的态度，这忠诚使我写作的态度不敢轻慢。”（《湖上·我的写作经验》）张秀亚为人为文都十分低调，但是透过她的表述可以看出她对艺术的虔诚、对才华的自信。她一生都在进行艺术探索。由现实写作到宗教写作，由传统写作到现代意识流写作，张秀亚不拘一格，不停探索。通过杂取百家最终形成自己兼容众家之长又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她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都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读者在阅读中首先获得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在当下文字粗鄙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重读张秀亚的作品十分必要。艺术性是文学的基本，文学失去艺术性，其它都无从谈起。二，坚守真实原则。在谈到《湖上》的创作时，张秀亚自豪地说，“这集子里有的是缺点，但也许还没有矫饰与矫情处。我牢记莎翁在《哈姆雷特》中说的一句话：‘对你自己忠实！’这句话曾为英国批评家荷伯·瑞拿来引申解释为：‘这是文学与生命的基本原则！’”（《湖上·序》）张秀亚十分看重作品的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感情的花朵》等以真实大胆的内心描写，披露了自己的苦闷与挣扎，让读者耳目一新，更让读者与作者一起经受情感的炼狱，获得心灵的净化。“伍尔芙夫人，曾在一篇评文中，形容那个才高早死的C·布朗特，她说在其作品中，看出她是以全力在说：‘我爱，我恨，我受苦。’而我，一个低能的学写者，在这些色素浅淡的篇章中，所说出的只是‘我观察，我思索，我同情，我潸然泪下。’”（《感情的花朵·前记》）她反对一切虚假、造作，“我始终以为，为文亦如同做人，最忌造作，最忌伪饰，文章中，照样容不得虚伪的法利赛人！要想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必先放进自己的真情实感，‘以火引火，以情引情。’文章亦然。”（《牧羊女·序》）真实是文学的根本。一个作家只有从真实出发，面对真实问题，坦露真情实感，状写真实人生，才能语言饱满，才能“以火引火，以情引情”，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当下创作中，有些主题十分正确的作品让人厌倦甚至厌恶，究其原因，是虚假，情节的虚假，人物的虚假，它们犯了文学的大忌。这些作者应该记住张秀亚的话，应该回到真实的轨道上来，从真实出发，“以火引火，以情引情”。三，坚守人文关怀。“我写作，是基于爱——对世界，我怀有温爱；对人，我有一份爱心；对文字，我更有着不可遏制的爱好。爱，如同一阵和风，撩拨着我内心的弦索，发出了声响——这心灵的微语，就是我的一些文艺习作。”（《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世界并不太平，这个时代并不完美。正因为这样，作家应该秉持一颗仁善之心，一颗温暖之心，来从事写作。张秀亚认为，“一个伟大的文艺作家，不论他的笔法属于哪一个派别，而在心向上，他必定是个理想家，他生在平凡之中，却不安于平凡，生于悲苦之中，而不甘于悲苦，永远在追慕，在渴求，在企望，在赞扬，企图脱离可悲的人类于痛苦之中，而登于平和愉悦的境界，向着这一片妙境，他弹奏心灵的金琴，唱出了赞美之歌。”（《爱琳的日记·谈文艺创作（代跋）》）数十年中张秀亚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来书写，她相信，“一篇伟大的不朽的作品，必须是充满了人类有和同胞爱的，像狄更斯，像雨果的作品中，莫不闪烁着爱的光辉。”（《爱琳的日记·谈文艺创作（代跋）》）张秀亚的作品，不论是早期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描写，还是后来对个人情感经历的倾诉，对故乡的追忆，作者始终信守“哀而不伤”的中国文学传统，在批判丑恶的同时，总是更着力张扬美好与善良。读张秀亚的作品，宛如欣赏一组牧歌，让心灵游牧在草色青青的高原，获得舒放，获得静养，获得阳光，获得爱的沐浴。张秀亚的作品，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文学资源，值得珍惜。

刊于2014年11月21日是《文艺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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