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序》《古离别》《李都尉陵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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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序》《古离别》《李都尉陵从军》
创作背景
据江淹《杂体诗序》可以知道江淹创作《杂体诗三十首》是针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各滞所迷”“贵远贱近”“重耳轻目”倾向而发的。江淹正是通过创作拟古诗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五言诗的观点。
从这组诗的历史背景方面说，当时的思想界，儒、释、道三家同时流行，玄学也有相当势力，思想较活跃。随着儒家思想约束力的削弱，文学更注重抒情写景，更加注意文学技巧，追求语言形式之美.玄学的言意之辨，形神之论，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佛教东汉时传至中国，至两晋时期，已被中国文人阶层广泛接受。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提出“各具美兼善”的批评标准，三十位具有诗歌史意义的诗人及其代表性题材内容的认定，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从这组诗的个人背景方面说，江淹具有兼容并包的思想，深厚的学识修养，杰出的创作功力，良好的史学才能，这一切，都为江淹总括五言古诗发展史，创作《杂体诗三十首》，作了充足的准备。
整体赏析
“拟古”是文人进行创作的一种途径。江淹在《杂体诗序》中说到：“今作三十首诗，教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摧云尔。”摹拟不仅是一种学习借鉴，也是一种和前人交流的方式。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其前汉、魏、晋、宋共三十家的诗体，对每一家各仿作一首，除第一首《古离别》模拟无名氏古诗外，其余二十九首按时代排列并标明所拟作者。从《杂体诗三十首》可清晰地看到五言古诗的发展流变：从刘桢到左思、刘琨，从嵇康到玄言诗，从张协到谢灵运，以及玄言诗到山水诗。正因为这样，尽管江淹本人并未们明确说他的总结五言古诗发展史，事实上已经构架了一部五言古诗的史纲。
《杂体诗三十首》是江淹代表作，萧统的《文选》中全部收入。李善注曰：“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这句话中的“体”是兼指题材、风格。“文”是语言文字。第一首《古离别》诗中有一种对时间匆匆流逝的感触。“君在天一涯，妾身长别离”这两句又化用了《古诗十九首》“各在天一涯”的句子。“菟丝”下省略了“女萝”，《古诗十九首》有“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是比夫妇的相依存，“水”与“萍”的比喻亦是此意。这首摹拟诗化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语句，熔铸得浑然一体。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江淹“善于摹拟”。
在其它拟作中，《潘黄门岳述哀》化用了潘岳《悼亡诗》中的一些文字和其相关题材的赋中的意境。如诗中“青春速天机，素秋驰白日”一句受《悼亡诗》其三中“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的影响。
又如《陆平原机羇宦》这首诗中也有好几处化用陆机的诗和赋得词语与意境。如“殂殁多拱木，宿草凌寒烟”这种造境，很明显受到陆机《怀士赋》“感亡景于存设，惋聩年于拱术”的等句子的影响。江淹在对诗句意境的巧妙运用的同时，也准确地把握了个体风格。如《杂体诗》中同样为山水游览方面的作品，也出现各自不同的特点。《殷东阳仲文兴瞩》就显得比较平淡。《谢临川灵运游山》和《谢法曹惠连赠别》则体现出玄言味的轨迹。
被钟嵘称为“华艳”、“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张华的诗。在江淹的拟作《张司空华离情》这首诗中很符合张华这一特点。其诗开头“秋月映帘栊，悬光入丹墀”两句即从张华《情诗》“明月曜清景，咙光照玄墀”而来，“佳人抚鸣琴，清夜守空帷”两句也融合了张华诗中“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鸣琴，终晨抚管弦，日夕不成音”及“幽人守静夜，回身人空帷”等句。
最后一首《休上人怨别》，摹拟的是汤惠休的怨别之作。“西北秋风至，楚客心忧哉。”惠休诗常以秋为背景，又喜化用《楚辞》意象，这里的楚客秋风之忧正合乎这种情况。秋风也最易于触动客子怀人之情，这样的起兴也显得自然，下面怀人的句子就出来了。“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看着碧云聚合，想着佳人还未到来，很是惆怅。前句写景甚有兴象，与后句言情至为融洽。“露彩方泛艳，月华始徘徊。”这还是写晚景，露珠反映着夕晖，月亮也升起来了。这显现了时间的推移，见出主人公仍在伫望；这凄迷黯淡的景色也映现了伫望者的心境。“宝书为君掩，瑶琴讵能开？”因为想念你，道书也读不下去了，玉琴也没有心思去弹。“宝书”，也切合休上人的身份。“相思巫山渚，怅望阳云台。”这里用巫山神女典故，表现对佳人的思念，中间还含有对往日欢会情事的回想。“膏炉绝沉燎，绮席生浮埃。”膏炉、绮席，都是为佳人陈设的，现在她不在这里，这些物品都久已不用了；而看着这些闲置的陈设，又会加重自己的思念之情。“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这是主人公因信息阻隔而生出的美好的想像，即景寄意，余韵悠悠。这首拟作是从意境的整体上把握摹拟对象的风格特征，充分发挥了艺术想像，虽然少有原作的语汇，也同样逼肖休上人的口吻、休上人的笔意。还有，此诗的“怨别”明显打上了作者身世的烙印。作者写的关于离别的诗赋很多，而在贬建安吴兴令（今福建浦城）期间的一些作品，不少语句与此诗也是相似的。此诗很可能也是作于此时。
由于这三十首摹拟诗跟原作都很相似，迷惑了不少的名人大家，这种有趣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例：《魏诗》卷七曹植名下的一首诗实为江淹《陈思王赠友》开头“君王礼英贤，不悋千金璧”两句以及中间“从容冰井台，清池映华薄”两句。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还有几处误收的情况：把江淹的《颜特进延之侍宴》中“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县”两句归入颜延之名下，收在《宋书》卷五中。还有江淹的《谢临川灵运游山》中的诗句“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收《宋诗》归颜延之名下。江淹在拟作之前对所拟作者的创作风格应该有较深入的了解。
《杂体诗三十首》中所拟之诗以刘宋诗人最多。汉代除无名氏古诗外，有李陵、班婕妤两家；三国建安时期有曹丕、曹植、刘桢、王粲，正始时期有嵇康、阮籍；西晋有张华、潘岳、陆机、左思、张协、刘琨和卢谌共七位；东晋有郭璞、孙绰、许询、殷仲文、谢混、陶潜；刘宋诗人共有谢灵运、颜延之、谢惠连、王微、袁淑、谢庄、鲍照、汤惠休等八家。如果以晋室南渡为界，之前汉魏西晋三代共有十五家（不含无名氏古诗），其后东晋刘宋两代却达十四家之多。这足以说明江淹肯定诗歌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观点，也表明了江淹具有史家的客观而公正的精神品格。
江淹的摹拟之作不仅仅是模仿前人的创作手法还有他的体悟，他能从每个被摹拟的作者的切身的感受中去摹拟，这是比单纯的摹拟更高一层的创作。这也是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能被后人这么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杂体诗三十首》专门选取优秀的五言诗进行模仿，这既是对五言诗发展的一种肯定，同时又是一种探索。这个探索过程充分展现了江淹选择和批评的眼光。
历来的评论家都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当作是一组拟诗，品评其拟诗的“善”与“不善”，“似”与“不似”。施补华云：“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1]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2]从形式上看，《杂体诗三十首》确是拟诗无疑，但实际上，其用意不仅在模仿，还蕴含了“品藻渊流”，表达诗论观点的微意。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以小序为先导，为其诗论观点做了理论的铺排，三十首拟诗的展开则是对其诗论观点的具体践行。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言中云：“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3]这里的“不足”二字，其实是谦词，口气正好与“商榷”相切合，而江淹创作《杂体诗三十首》的主观动机就是要通过选择模拟众多古今诗人的诗体，以达到“品藻渊流”的目的。从小序可以看出，江淹主要是针对文人五言诗的，他意识到当时“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的弊端，痛感到“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的痼疾，进而提出“通方广恕”的品鉴格调和“美兼善”的审美标准，通过作诗三十首，“效其文体”，意图用具体的拟诗来反拨古往今来文人的这种偏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江淹从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收录的从汉代李陵到齐代汤惠休的340多位诗人中选取了29位诗人作为模拟对象，而这些诗人的五言诗大都代表了当时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而江淹也只选择这些诗人中最能代表其特色的诗歌进行模仿。曹道衡在论江淹《杂体诗》时言：“每个诗人都有不少内容和风格不同的作品，而江淹的拟作，却限于每家只拟一首。这既要求他选取那个作家的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又要照顾那个作家艺术上最有成就的作品。”[4]江淹还将拟诗按时代、地域的不同进行了序列化的排列：从汉代的无名氏、李陵和班婕妤到建安时期的曹丕、曹植、刘桢和王粲再到正始时期的嵇康、阮籍，太康时期的张华、潘岳、陆机、左思和张协，战乱后的永嘉时期的刘琨、卢谌，东晋时期的郭璞、孙绰、许询、殷仲文、谢混和陶潜，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谢惠连、王微、袁淑、谢庄、鲍照和汤惠休。总的来看，这三十首拟诗不仅囊括了自汉至齐梁五言诗坛最主要的诗人，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五言诗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反映了每一时代五言诗发展的突破和成就，同时自己对各个时期五言诗的品鉴观也表露无遗，使得小序与拟诗相互映衬，形成一种序与诗结合的独特的诗论形式。
若仔细品读《杂体诗三十首》，这一点并不难发现，问题在于，江淹何以要用拟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论观点，而这种表达方式又有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江淹采用这种序、诗结合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诗论观，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的文化氛围。魏晋六朝时期，拟诗风靡一时，据统计，光是在诗题、诗序或诗题下的标注中明确说明拟作性质的拟古诗就多达369首[5]，且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几乎人人皆有拟作，胡应麟曾感慨道：“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6]江淹也不例外，除了《杂体诗三十首》外，明确标为拟作的还有《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古意报袁功曹》等，共计四十六首[7]。其拟诗的成就也很高，自钟嵘以来，学界对江淹的拟诗便评论不绝。钟嵘称其“诗体总杂，善于模拟”，清人也言其“规古力笃”，而江淹的拟诗才能也着实高超，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常有被误收入他人别集的情况。
另外，拟诗在六朝时期，已不再是简单的模拟之作了，已成为一种间接的文学批评活动。原因在于，只要是拟诗就存在模拟对象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往往是建立在拟诗者对现有诗歌的整体认识和总体的评价之上，在模拟过程中，拟诗者总会选择他们顶礼膜拜的诗人诗体作为模拟对象，故而拟诗的过程本身就潜藏着一项诗歌批评活动。更何况，当时的拟诗已不止于对诗歌用词、意象、句式、主题、风格等的模仿，还蕴含了拟诗者自己的讽谏及品评之意。如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这组诗的目的并不是在单纯地表现八人的艺术风格，而似隐含有讥刺刘宋初年的政事的意味。诸如此类，还有袁淑的《效曹子建白马篇》、鲍照的《学刘公干体》、《代君子有所思》等等。江淹的《效阮公诗十五首》也并非纯在模仿，而有借模仿古人来达到对刘景素讽谕的目的，据江淹在《自序传》所言“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8]，可见《效阮公诗十五首》确有讽谏之意。正因江淹具有驾驭拟诗的高超才能，又善于将自己的思想和讽喻之意蕴含其中，《杂体诗三十首》采用拟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诗论观点就不难理解了。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不仅锻造了江淹在拟诗中的地位，而且其诗论观也对后世的诗歌品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钟嵘在《诗品?序》中言：“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9]而江淹在小序中也提到“五言之兴，谅非腹拧保认为五言诗体大概应起源于“楚谣汉风”[10]。钟嵘对《杂体诗三十首》所拟的诗，均有品评，有十二家被列为上品（上品的全部），十三家被列入中品，五家被列入下品。赵红玲在《六朝拟诗研究》中也认为“钟嵘《诗品?序》中所称道的历代五言诗人或其名篇也多有与江淹所选相合处”。[11]可见，江淹与钟嵘品评的趣味是何其的相似。此外，萧统《文选》选诗，特立杂拟一格，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悉数被收录。据统计，《文选》确立的24类诗歌题材，其中与江淹拟诗题材完全相同的有4种，题材大致相似而名称有异的有10种；题材之间有内在联系而名称不同的有6类。[12]可见其关系之密切。
因此，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批评史的角度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在保留拟诗相对独立的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使拟诗与小序密切呼应，不仅共同梳理五言诗发展的历程，还表达了对五言诗的品鉴观，形成了小序与拟诗结合的独特的诗论形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名家点评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拟古推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
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江醴陵集题辞》：“文通《杂体三十首》，体貌前哲，欲兼关西、邺下、河外、江南，总制众善，兴会高远，而深厚不如，非其才绌，世限之也。”
后世影响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有着深远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有很多共同点。据刘毓松所论，《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之末”（《书〈文心雕龙〉后》，见《通义集文集》），而《诗品》一般认为成书于梁代天监中。这两部书均成于《杂体诗三十首》之后，他们受到江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萧统则在《文选》中收录了《杂体诗三十首》所模拟的二十九位诗人中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
《杂体诗三十首》对后世大诗人如杜甫也有影响。离别是杜诗的一个重要主题。“愁来赋别离”，老杜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实源于江淹《效阮公诗》的“感时多辛酸，览物更伤心”。对于文学遗产，江淹主张好远兼爱兼收并蓄，“学不常师”（江淹《知己赋》），杜甫则“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两者显然一致。杜甫在《赠毕四曜》诗中是明确说到“流传江鲍体”的。
序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
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角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
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期然欤。
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
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