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
唐代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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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唐代文学家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一说十五）世孙。
元稹少有才名。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监察御史。元和十六年（821年）拜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830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
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其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有《元氏长庆集》传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现存诗八百三十余首。
元稹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
元稹八岁时父亲元宽去世，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其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担起了教育元稹的担子。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第。
人物生平
初进宦海
贞元九年（793年），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
贞元十年（794年）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后，与其家少女相爱。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贡举。
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他在任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韦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再贬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职位为从八品。 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谏官之职责）、“迁庙”（迁移新崩天子神主入祀太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元和元年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元和四年（809年），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三贬四贬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元稹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
元和十六年（821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元稹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文学诗歌
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突出。他与白居易发起了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由元稹开先河、白居易参与完备、流传千年的诗歌派别——元和体（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俩人所写的、注重诗歌语言平易浅切和通俗性的长篇排律）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且天下文人“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元稹所在的元和诗坛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唐音渐趋宋调的转型时期。元稹作为这次新变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重要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显著的一席。
元稹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批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上令相公诗启》《杜君墓志铭》《白氏长庆集序》等作品里。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条述了诗史的源流正变，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推崇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诗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赞美了杜甫的新式乐府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八字极好地概括了新题乐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里，肯定了李绅《乐府新题》“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所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对于新乐府的创作实践颇具有纲领性意义。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
元稹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
元稹诗《菊花》、《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其四）这一首极负盛名。此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
元稹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是用语浅近。与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善于用浅近平易的语言准确传神地表情达物，直抒胸臆。浅近是元白诗派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获得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在诗歌学中，常语和奇语是一对值得重视的矛盾。从表层意义上看，似乎以常语入诗比务奇斗险要容易得多，但如果从更高的审美层次来审视，用浅近的语言确切精细地摩写出自然界万物情状以及诗人自己的心态，倒是一种较难达到的艺术境界。元诗的喜用常语，在明白晓畅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写景抒情诗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诗人对大自然怀有浓厚炽烈的兴趣，自然万物的一举一动都强烈地奉动着诗人的诗思，被他迅速及时地捕捉到诗思。元稹与刘宋诗人谢灵运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浅显语言贴切自如地传达出风光物态，如《红芍药》。语近的特点不仅出现在元稹的咏物诗中，也出现在他的悼亡诗中，如《遣悲怀三首》。元稹的常语并非率尔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选语的精工。清人贺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诗至元白，实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元稹运斤成风，既苦心经营又不露斧凿痕迹，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语近的同时，也把思深作为自己诗歌的创作目标。在一些抒情诗中，元稹做到了语近和思深的有机统一，如《梦井》。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元和体”的首倡者，世称“元白”，在唐诗史上两人如双峰特起，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前后辉映，成为中国诗史的巍巍丰碑。元白堪称元和长庆诗坛的旗手，不仅以其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以理论相鼓吹。贺裳称元白论诗“深得六艺之解”（《载酒园诗话》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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