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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男人如何看待女人

2007-12-23 21:13阅读:
《出埃及记》让我想到《太阳照常升起》,在某些方面这两部影片是可以相提并论。它们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作品,乍一看完都让你不知从何说起。它们受到的争议,在程度上虽然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某些人说它们是故作高深的烂片;某些人说它们是寓意深刻的经典。彭浩翔是现今存数不多的具有“趣味”的香港导演之一,他的趣味一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幽默感,一部分来自于作为影迷的经验。彭浩翔作品的喜剧感往往形成于影片类型与故事桥段的“落差”,比如:把两个事业遇到挫折的男人的故事拍成“杀手片”的类型(《买凶拍人》,2001);把几个女人捉奸的故事拍成“警匪片”的类型(《大丈夫》,2003);把两女一男三角恋的故事拍成“悬疑片”的类型(《公主复仇记》,2004);把一群大学生沟女窥淫的故事拍成“励志片”的类型(《AV》,2005)。在语境的突兀里所制造出的黑色幽默,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买凶拍人》里,杀手与妻子一家人吃饭的场景,貌似家常闲话、谈论的却是杀人的行当。

当然这种喜剧效果被再三复制之后,就会变得不再新鲜和生动,甚至看上去也不那么“高级”。于是彭浩翔导演就不断缝合作品中这种影片类型与故事桥段的落差,采用的手法是将影像精致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缝合的确消除了原先作品里的粗糙,但同时也消除了原有的某种亲切感——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暴露的是导演在影像层面的趣味,对精致影像与小情调的迷恋。在《出埃及记》里延续了这一迷恋——并且把它无限放大,“逼真”如欧洲艺术电影(像安东尼奥尼那样,将人物放置在冰冷的建筑空间内部、或具有未来感的巨大建筑物旁)。但是《出埃及记》又(不动声色地)重新找回了原先作品中的那种落差:把一个中年男人的乏味生活拍成一部“黑色电影”。这本身是有趣的想法,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过于沉溺在影像与节奏的唯美,使得这部作品最终像它的主人公的生活一样空洞——毕竟画面构图与摄影机运动并不是电影的全部。

我读了许多关于《出埃及记》的讨论,相当一部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部有寓意的作品——这个莫测高深的片名的确可以令人大做文章。这些寓意从港人心声、对体制的反抗到女性主义、世界的荒谬观都有,经过不断地由此及彼的推理,很多说法已经脱离了电影文本。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任达华在影片中所说的“这个世界,事情荒谬到某个程度,就不会有人相
信”,这句话呼应着影片开场那个极具形式感的开头,成为影片最为关键的台词。但是影片本身并没有能印证这种“世界的荒谬感”——导演将女人杀男人的段落处理成几乎童话的梦幻,实际上进一步消解了这种“荒谬感”的真实性,使立论看起来更像创作者头脑中的空想,落不到实处。我个人认为整部影片的表达基本是虚无的,只是这种虚无被一个精美的外壳包装起来而已。——如果非要说《出埃及记》指涉了什么,那只有一点: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欲望。

彭浩翔导演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就是男人的性幻想(从青春期到准中年),其中以《公主复仇记》与《伊莎贝拉》最为突出(前者对两任女友的幻想明显一些;后者对一对母女的幻想隐秘一些)。彭浩翔可爱之处在于,他坦承这种欲望的存在,并且偶尔对此稍加反讽(《A.V.》、《大丈夫》)。在《出埃及记》里,男性的欲望呈现得比较完整与冷静。如果尝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解释,影片中的三位女性正好反应了男性人格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温碧霞扮演的情人,代表本我,是男性本能的性追逐对象(女人是诱惑的);邵美琪扮演的上司/犯罪团伙首脑,代表超我,是男性对女性充满畏惧感的理性想像(女人是危险的);刘心悠扮演的妻子则是这二者的结合,代表自我,是需要占有与需要逃避的矛盾体。可以说,《出埃及记》所呈现的就是“男人如何看待女人的”。个人觉得,彭浩翔导演也许可以在这一主题上走得更远,但是他必须有更有力的故事,更节制的影像——以及对男性情欲有着更深入的思索。不然就流于形式与表面了。

《出埃及记》最好的地方在结尾处——请注意是粤语版的结尾,国语版的结尾倒是印证了任达华的那句关于“荒谬”的对白——那是一个“小结局”,但是有一种黑色的、微妙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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