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杭州西湖——文澜阁本《四库全书》（2）

2022-07-05 13:57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494948551

杭州西湖——文澜阁本《四库全书》（2）

【2】稽古右文开馆修书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继《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后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卷帙浩繁。图书形成历经征集图书、整理图书、抄写底本、校订等过程。由于《四库全书》的体量巨大，历经十年，全书才以告竣。
文渊阁、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1）征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永乐大典》编篡于明永乐年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大型类书。它保存了十四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大多遗失，今存不及800卷。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书影
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编篡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铜活字印成。全书分类细致、体例完善，共有1万巷，目录40卷，5020册，约1亿7千万，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江浙二省所进之书占总进书的四分之三，可见当时江南文化的繁荣。
说起浙江的藏书文化，不得不提湖州的书船。湖州书船是浙江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湖州书船自元代起而盛于明，是一种专事贩卖书籍的特殊形式。书肆之外的“行商”，在湖州织里一乡，家家户户皆以“拥书为业”，利用江浙南水网纵横，在江数百里内活动。明清时期，江浙两省为私家藏书为天下之冠，书船起了重要作用。
湖州书船
乾隆对浙江的藏书情况了如指掌，对浙东、浙西的藏书楼更是如数家珍，曾点名浙江巡抚三宝“按图索骥”，征收藏书。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中有关乾隆上谕的记载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巨大。除乾隆皇帝点名索书的藏书楼：宁波范氏天一阁、嘉兴项氏天籁阁和朱彝尊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等外，还有杭州的鲍士恭知不足斋藏书楼、汪启淑开万楼、吴玉墀瓶花斋、孙仰曾寿松堂、汪汝瑮振绮堂、宁波卢址抱经楼、慈溪郑大节二老阁等。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存藏书楼仅有天一阁、曝书亭和卢址抱经楼。
嘉兴朱彝尊曝书亭
宁波范氏天一阁
为修纂《四库全书》，浙江前后送书达十二次，总数达四千六百余部。全国藏书家中献书最多的是杭州知不飞斋藏书镂的鲍廷博、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范懋柱、杭州开万楼的汪启淑和两淮马裕，献书均在五百种以上，朝廷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清代藏书巨头的范氏天一阁就献六百三十八部之多，为此，乾隆除了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外，还另赐《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两套以示嘉奖。
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
（2）整理图书
图书收集后，下一步就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四库全书》册首开列祥校官、复勘人员衔名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因此，在编篡过程中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致使编入丛书的只有3461种，79309卷，其余被认为价值不大且无“违碍”的图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列为“存目”。而其他有“违碍”内容的书则遭到禁毁、篡改、删节。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首尾页的“古稀天子之宝”以及“乾隆御览之宝”印
当时乾隆下令，让全国藏书者自检自查，凡发现书中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言论立即上交，如果不上交，一旦被官府查明，立即施以杀头灭族之大刑。在这样的重压下，大量图书被销毁——其中一部分是官方统一销毁的，另一部分则是被藏书者主动销毁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清初满清政权对天下汉人的残酷镇压，为了掩盖这一历史真相，《四库全书》编修期间着重销毁这方面的记载，以至于《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两本重要历史书籍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之久，直到清末民国初由留学生从日本找回，才得以重见天日。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
在那些惨遭厄运的图书中，就包含了曹雪芹先生所著的鸿篇巨制《红楼梦》。乾隆皇帝开始编修《四库全书》时，曹雪芹已经过世近十年，《红楼梦》手稿保存在他的好友手中，因为书中后四十回涉及到诸多雍正朝的政治问题，所以被全部销毁，而前八十回中的敏感内容也被大量删改。所以，很可能正是因为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我们今天才无法读到完整版本的《红楼梦》。《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遗失只是一个缩影，因《四库全书》的编修而永远无法再见天日的宝贵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明朝的珍贵历史资料。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彻底销毁的“漏网之鱼”，大部分也被清廷官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和篡改，早已是面目全非。
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在整理过程中，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岳飞画像、辛弃疾画像
另外，《四库全书》编修期间也是清朝文字狱的最顶峰。根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的统计数据，康熙朝的文字狱总数是10起，雍正朝的文字狱总数是25起，乾隆朝的文字狱总数则高达135起，其中的48起都发生在《四库全书》编修期间。而且，相较于以往的文字狱，查缴禁书期间爆发的文字狱，其刑法也更加残酷，动辄凌迟、灭族，闹得天下大乱，人心惶惶。
据统计，编修《四库全书》时销毁的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有170余种，13600余卷，合计15万余册，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于1000万份的明代档案被彻底销毁，明代档案仅剩三千余件，残余部分也被清廷大量篡改，这给后世明史研究带来了灾难性难题。正如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所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鲁迅先生对于《四库全书》曾言：“四库全书出，中国古书亡”。这些贬义的评价虽有些极端，但是还是表达出绝大部分反面评价对《四库全书》的一个态度。
吴晗像、鲁迅像
（3）抄写底本
图书经收集及整理成书之后，印制的工程量将非常之浩大，要把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印成书，要刻出将近115万块印刷《四库全书》用的雕版，要制作8亿个印刷《四库全书》用的活字。这么高的成本，实在是难以承受。最简便、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人工抄写。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分抄录和刊印两种形式，七阁的《四库全书》都为手抄本，而武英殿聚珍版采用的是四库全书的活字版。聚珍版排印的四部书多为《四库全书》中少见的珍本秘籍。有经部《周易口决义》、史部《两汉刊误补遗》、子部《傅子》和集部《张燕公集》等。
武英殿聚珍版书影
《四库全书》的抄录工作量是繁重的。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
《四库全书》精美的抄写字体
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四库全书》精美的抄写字体
（4）校订
校订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册尾开列校订人员衔名
《四库全书》册尾开列校订人员衔名
浙江籍的陆费墀、王际华、邵晋涵、董诰等学者在《四库全书》编纂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均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功臣。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中有关陆费墀、王际华的记载
陆费墀（1731—1790）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乾隆朝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四库开馆，任总校官。在办理四库全书中，综核稽查，勤心尽力，实为一大功臣。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四库全书》中有应毁未毁和校对讹误而获罪，革职留任，赔办江浙三阁《四库全书》的全部装潢、制匣费等，成为禁书政策的牺牲品。
王际华（约1716—1776），字秋瑞，号白斋，浙江钱塘人。乾隆朝进士，授翰林编修，后官至礼部户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修《四库全书》时，任正总裁兼武英殿事，不久又兼任《四库全书荟要》总裁。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朝进士，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馆，任纂修官。对校勘《永乐大典》和撰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贡献卓著。
董诰（1740—1818），字雅伦，号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朝进士，后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武英殿总裁。在四库馆主要负责监修《四库全书荟要》。
董诰像、邵晋涵印
《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也是对当时中国文化进行再整理的过程，由于满清民族本身的属性，其对中国文化资源进行了破坏性的挖掘，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但是，《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书影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书影

（未完待续，部分照片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举报/Report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