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确立《中庸》非子思所作
2018-01-28 07:03阅读：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确立《中庸》非子思所作
吾曾有〈《中庸》及《易‧彖传》在内的十翼皆作于秦统一天下以后考辨〉一文，今续作续篇，将未论完之论点再叙，以释一些学术同志之疑。
在1993年10月，在湖北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的楚墓中发现一批竹简，乃系到今日为止，我国最早存世的古书简。依学者考证[1]
乃『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而依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乃483-402年，孟子生卒乃
390-305年，故郭店楚简的内容，乃孟子晚年时代，『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
但吾人比对一下，郭店楚简的时代比子思卒年晚上了百年，如果《中庸》确为子思所作，而乃子思形而上儒学的精华及经典之作，那么，郭店楚简的内容，
以道家《老子》为主，而以老子反对的仁、义、礼、智、忠信特儒家的内容有关的各儒家当日流行的一些著作当成参考数据，而于墓主人死后被当成墓葬一并入土，而入土内容，有被某些学者视为思孟学派著作的《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篇。当然此二篇的内容，自郭店楚简出土后，不少学者都有发表个自的看法。像上引署名李学勤的该文即猜度《缁衣》、《五行》『出自子思』，而《性自命出》『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以上此说法实属浮光掠影，站不住脚。
一是郭店楚墓内的收罗的竹简，都是墓主人生前的收藏品，即，一如学者王博先生《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内所说，好似其图书馆收藏。那么，《中庸》如此有特质的儒家唯心宝典，应具有典范性，此位好《老子》的墓主人，必应首选就应收入其图书馆里，对照《老子》，看看儒家唯心圣典《中庸》倒在《老子》脚下，被批判无一是处的活见证。但为何没有，即连同其他先秦出土的儒家竹简内迄今没有任何《中庸》的只字片简存世。即如汉初马王堆等所有汉初出土的儒家竹简都没有《中庸》的踪迹。
吾人认为，有关《性自命出》及《中庸》的内容，分析的最为精到的竟出自一位硕士班研究生的论文：刘文朝的2012年发表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中庸》的性情哲学》，但其结论却仍有问题，其结论是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的两条发展路线，一是孔子——《五行》——孟子的性善论，一是孔子——《性自命出》——荀子的性恶论。而把《中庸》的时代置错到孟子之前，亦即肯定了古来传言子思作《中庸》。他指出：『《中庸》则处于这两条不同的性情思想发展路向之间，它一方面接受了《性自命出》的以情释性说，另一方面又把中庸和诚当作性情中的道德性来看待，因此又倾向于主张道德人性说。』刘先生说法仍十分片面性，他于后又提到『当然其中还有许多复杂的关系，尚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亦自知该文亦属初考。
其实，一看《性自命出》内容及《中庸》的内容，即知《性自命出》主要在谈『情』，而《中庸》主要在谈『诚』。所以虽《性自命出》谈『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谈『天命之谓性』，好似相近。但后文却即显出大不同。
《性自命出》的精华尽在以下段落：『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性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柱也，刚取之也。柔之约［也］，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凡见者之谓物，快于己者之谓悦，物之势者之谓势，有为也之谓故。义也者，群善之蕝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序）则义道也。或舍（序）为之节则也。致容貌，所以度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拜，所以为？与，其谀度也。币帛，所以为信与证也，其词义道也。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察，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道为可道也。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弁者，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凡人伪为可恶也。伪斯吝矣，吝斯虑矣，虑斯莫与之结矣。……凡人情为可悦也。茍以其情，唯（虽）过不恶；不以其情，唯（虽）难不贵。茍有其情，唯（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修身近至仁。……君子身以为主心。』而内容尚有大段谈音乐的情的表现者如『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而引文未附。
而《中庸》的精华尽在以下段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一比较之下，见到两者的取向极大不同。而《性自命出》特重视『情』，而且特重音乐，亦有或以此篇出自子游，但只凭一点而归之于孔子弟子恐未当。因为，虽儒家于孔子死后，如韩非所说分为八，但究竟各派分界何在，除荀子所非十二子内讲子思孟子较为具体，余内情不详，似不可妄为猜度，一如或猜《性自命出》出于子思之派等等。而《五行》正好是较符荀子所批之子思孟子学说特点的『五行』，或与子思孟子学说有些相关。
但一如郭店竹简的时代在子思亡后百年，孟子死时，如果《中庸》确为子思所作，那么，《中庸》内主题的『诚』学，为何《性自命出》未见到分毫。而且，以哲学思维来说，孔子死后，就在孟子之前的子思，就已发展成一套全然唯心的诚的形而上哲学，甚至心诚到『至诚如神』，发挥了心灵可以预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把『诚』宗教化，成了『诚教』，已把阴阳五行说内敛入于唯心说而化成一体了，『诚』成了阴阳五行说的心灵根本。反而到后来的孟子及荀子，连同汉代出现的一些不知是否先秦著作内的儒家学说，即连同前文所指出出土先秦或汉初简帛，都未见此一绝对唯心是尚的《中庸》『诚』教宣言的片断内容。
更不要谈《中庸》里明白地就指出了其作品的年代了：『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分明是汉初要兴礼乐的的儒者口吻。
因为，汉初，挟书律未废，礼乐不讲，而且时兴黄老无为之风，才有儒者有礼乐的迫切，《中庸》就是西汉初年情势下的产品，成书时代应尚在马王堆的文帝时代之后，置之先秦儒者的任何著作都格格不入。
如此成了宗教化的唯心的『诚』学，也是汉儒都具有秦代儒者论阴阳性格的背景，即，汉儒的儒学都已不纯，更遑论亦具道家及阴阳家背景，汉初时兴把《易》列成『六艺』之一，因为，《易》有阴阳家背景，也可以说，《易》是阴阳家及道家的源头。道家老子谈阴道阳，把《易》原先的刚柔说再加强到阴阳说，老子其实发挥了《易》，并使《易》向阴阳家转换，亦可说，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迷信祸首就是道家的老子，再追其源，就是《易》。而先秦时代，儒家就已混入了道家，因为追求形而上学而必入于道家，此故从出土的先秦竹简就可以看到也谈到了『六经』的排列，把《易》入了列。故《庄子》书内明提『六经』就是儒家六门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摆明了该时，儒已受道家影响，故形成了把《易》附会成孔门之学。甚至竹简内亦出现了当日儒者讲孔子晚而喜《易》，实皆附会。
《论语》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到了东汉初杜林造《伪古文论语》时，把『亦』改为『易』，今人多从《伪古文论语》，多念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孔子难道到了五十岁，都还会有『大过』？而且只有去学《易》，才不会犯『大过』？此种连摆到生活里，连逻辑都不通的语句，学界还耳提面命，师以教徒，易学研究者还津津乐道，无乃笑谈乎。
所以，从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出土，即《中庸》子思所作说完结之日。
因为，明显看出，《中庸》拿先秦儒者的著作，如《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长性者，道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整齐语句，并且删掉了『情』，而摆入了『中和』，而构成了《中庸》内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性自命出》重视的『情』（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圣人……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序）则义道也。或舍（序）为之节则也。致容貌，所以度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如也，其居次也旧（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始）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动）心，益（淫）乐龙（动）指（嗜），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情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浸杀，其央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浚深鬰陶，其央则流如也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叹，思之方也，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吟游（流）哀也，噪游（流）乐也，啾游（流）声［也］，呕游（流）心也。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情出于性。……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凡人情为可悦也。……』的重『喜怒哀乐』的『情』，讲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自命出》讲求把畅情，『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即『节度之』则可，不谈『喜怒哀乐之未发』如同槁木死灰的『中』。《性自命出》完全不谈『情』的『未发』。而《中庸》的中和境界就是要强调那种『中』的境界，在『中』里做文章，搞出了『诚』的这一片唯心的心灵天地。
而且《中庸》还把『教』，讲成『自明诚』，成了每个人自已唯心自教，不是儒者（含《性自命出》作者）本来的礼乐论了，成了一套澈头澈尾的唯心论者。此种诚以通灵说，无乃中国最早的灵恩说的宗教了。
《中庸》的以诚为核心的内敛儒家，是先秦儒家孟子点火谈尽心等唯心，但尚未有的新境界，在儒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来讲，不可谓不重要的孟学出发的开展及一种异端。是在郭店楚简的那个时代完全嗅不到的儒家氛围。一些学界人士能把楚简之《性自命出》附会成子思或其门生之作，或更加坚定对于《中庸》出自于子思之手笔，也是只能解嘲以系想象力丰富，但完全不合于《中庸》及《性自命出》内的哲理思路，乃没有把握到两者的先来后到及先秦儒学的到达何种发展的地步，及儒学的《中庸》一路的开展是西汉初年以后才被当日的儒者完成，此时，这些儒者已非纯儒，而是先秦末年以来合易家及阴阳家及道家的汉儒。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没有出世前，大家尚可对《中庸》妄从古来汉儒附会的作于子思说，但今日此简一出世，一如前论，则已确立《中庸》非子思所作的千古不易的定论了。（刘有恒，2018.1.28写于台北）
[1]
署名李學勤的〈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