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焕文粉彩山水诗文四方笔筒
其一：《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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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焕文粉彩山水诗文四方笔筒
其一：《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其二：《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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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焕文：我的粉彩人生七十年
2017-09-09
徐焕文，原籍江西东乡，1932年生于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任景德镇艺术瓷厂美研所副所长，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第一届全国陶瓷理事会理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汪野亭之子汪少平，著名山水瓷画家，景德镇陶瓷美术家。
家学渊源、学徒出身。经历过战争、饥馑和动乱，也赶上了太平盛世。历史缩影在他身上打下烙印，而艺术成就了他的人生。对于景德镇和后人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见证和回忆。生命因为艺术而不朽，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好诠释……
我这一生当中，母亲对我影响最大。我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六人艰难度日，我是老二。母亲是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教养。父亲徐永权（艺名韵泉）在世活得很苦，除了劳作辛苦之外，战乱、饥荒、跋涉迁徙，都经历了。他曾在江西省窑业学校工作，母亲一人在家带孩子。外面的年景也不好，后来，母亲写信让父亲回来，当时景德镇有很多熟人朋友，像潘庸秉、方云峰就是父亲在窑业学校的同事。
徐焕文
于是父亲一路逃难回到景德镇，路上得了疟疾。一开始靠给人画东西维持生计，后来开了个小店作为营生，名叫“三友瓷店”。疾病缠身外加过度辛劳，使他英年早逝。父亲和母亲一样善良，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是品性，更有人格，也让我自小就喜欢上彩绘。父亲去世后，家境更为困难，一直持续了好久，但我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考上大学，这都是因为母亲，我觉得母亲伟大、坚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2003年，父亲的4块瓷板作品被《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一书收录出版，我的两件作品也收录在内。我想，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也是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父亲去世时候，大哥在读中学，身体不好。母亲想来想去，还是我去当学徒合适。当时师傅也不好找，父亲生前的两位朋友邹国钧先生和余翰青先生，后来的陶瓷学院教授，他们就介绍我去跟汪野亭的二儿子汪少平学徒。见了老师和师娘后，他们都很喜欢我，答应收我。当时我刚读到小学四年级。
徐焕文
汪老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给他父亲填彩，自己也作画，搞得都很好。解放后老师在艺术瓷厂美术研究所的时候，凡国家重要订瓷，属画山水的，都是汪老师填彩设色，如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大会堂大型壁画，胡献雅的《红色故都瑞金》、王锡良所画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余文襄所画的《红色安源》等。平时研究所重要的山水作品，均由老师填彩设色。我认为直到现在，还没有能超过他的。
我跟着老师学了很多，学山水、粉彩……真的是尽心教我。拜师时老师30岁，刚分家出来，自己开了个小店，也很艰难。他和师娘对我极好，不仅关心我饮食起居、嘘寒问暖，还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对我就像亲人一样，感情很深厚，回想起来无法忘怀。现在，师傅家小孩还跟我像一家人，把我当兄长看待。
徐焕文
四年之后，我出师了。出来后帮母亲做事，家里开了一个小店，有个表哥在店里帮忙，也带着我做活。当时做的器型和题材比较多：碗、盘子、茶杯、瓶子，山水、花鸟……从中也经受了磨练。
1953年，我加入景德镇陶瓷美术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后来与其他社成立联合社，1958年与其他单位共同成立了艺术瓷厂，我在里面一直呆到退休。那时候，我与张松茂、叶冬青、李兆麟一个组，夜晚工作时是四个人一盏灯，在一张八仙桌旁画瓷器。后来，轻工部陶研所成立时，把张松茂调过去了。前面提到的邹国钧先生，一开始在建国瓷厂，后来也调到了艺术瓷厂。
徐焕文
1960年厂里成立美术研究所，所长是厂长兼任。那时候我爱钻研，爱学习，很有工作热情，创作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东西，搞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山水；自己也热心团的工作，经常组织年轻人出外写生，在年青人中有些影响，这可能也是让我做副所长的一些原因吧。当时美术研究所里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像雪景大王余文襄，画虎大王毕渊明，搞瓷上肖像的吴康，都在一个组。当时和大家关系很好、很亲密，同事们家里有什么事也去调解。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都很融洽，很值得留恋。
搞艺术没有文化不行。“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大师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师，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我与张松茂、何叔水、刘平、傅尧笙、江汗等人一起凑钱跟这位老师学习，当时只能在工作之余抽空学，非常辛苦。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中华活页文选》，还要求我们背诵。后来厂里出钱请那位老师在“红专”夜校讲课。之后，毕渊明给大家推荐了景德镇市女才子李曼文（音）来上文化课。厂里也常组织大家学习艺术理论，学习氛围很好。我们每天都练毛笔字，毕渊明说，三个月不画画不要紧，但三天不练字就不行了。
徐焕文
艺术瓷厂最大的特点是能培养人才。从合作社到艺术瓷厂，自己技艺有了很大提高。自己知道没读多少书，就下苦功学。在美研所多年，一直不愿意当正头，怕脱产、想学习，因为天天做事就有进步。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到厂里办的“721”大学（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前身）工作了一年，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
我也很幸运。1958年，我先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后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听到胡耀邦生动有力的讲话，心情很激动。1960年，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从北京回来后，中科院江西分院聘请我为研究员。1964年，荣幸地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并出席了全国大会。“文革”开始后，美术研究所也受到冲击，不久就解散了，我被下放到了车间里。
徐焕文
1987年提前退休后继续在厂里工作了八年。当时出了个政策：退休的只要在厂里工作也可以参评职称。我评上了高工，有的老师就没赶上，这不公平。像陈先水，搞刷花的，他把刷花拓展到陈设瓷，并结合到国画上，有创新；欧阳光，很有艺术魄力的人，在古彩、花鸟上有创新，他们只是因为退休早，什么职称都没有赶上，很可惜。瓷厂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做的东西很多，艺术瓷、礼品瓷，不同大小不同器型的都做过。1979年邓小平去美国访问，带的就是我做的100件薄胎瓶。1958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作的5尺2瓷板《英雄城·南昌》，是当时最大的，陈列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而接下来《瓷都八景》的创作则别有原因。
徐焕文
1960年到1961年间，艺术瓷厂要从国营转成大集体制，厂里领导觉得应该想个办法引起上级重视，于是决定在群英堂办个古彩粉彩展览会，“八景”就是为此专门创作的。这个展览起了一定作用，上级领导看过后决定进行人员分流，像古彩、粉彩中有技术的人，仍留在国营艺术瓷厂，其他人就到了别的瓷厂。
“八景”以创新为主，都是山水，表现瓷都新面貌。毕渊明、陈耀星、我、施林淦、汪少平、邹国钧、邓必浩等联合创作于1961年冬，其中我做了三块，分别是《昌江瓷艇》、《古城新貌：浮梁县》和《高阁临江》。八块板子都是毕渊明做诗、题字。这八块板子，当时无偿送给市政府，“文革”动乱中流失了四块，其余由政府在2008年捐赠给景德镇陶瓷馆收藏。当时一群人之中，只有我还健在，怎不让人感慨？退休后，自己一直放不下手中笔。1990年创作的《庐山风光》瓷板为江西省政府赠香港名人沈炳麟先生的礼品；1991年胭脂红《秋山行旅图》87厘米薄胎碗(当时为景德镇最大的)，瓷厂在北京卖了12万；1995年设计的“井冈山主峰瓷盘”为中央组织部和江西省委作为礼品赠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来找我女儿徐硕做，但她到世界妇女大会上做表演去了，领导就找到我……还有许多作品，难以一一回忆了。
徐焕文
有人问我，怎样看粉彩？我想粉彩除了艺术，技术上也很难，例如釉料配方、烧制的掌握、山水填彩等等，需要脚踏实地去做。粉彩到现在已经有了发展，如何继承传统和革新依然在争论。我觉得，一些传统工艺上的讲究还是有道理的。过去从鹅卵石中获取石英，石头分公母，专用母的才行，然后煅烧鹅卵石到酥松，接下来打磨成粉，再淘洗、水漂，再掺铝粉土及其他东西。如果没有煅烧，直接把石头打成粉，或者买来石英粉直接用，或者用别的成分代替，就会让颜色很难运用，出来的颜色就很难看。比如有的白色像石灰白，不温润，做的雪景看上去总觉不协调。颜色与工艺、用料的关系，通过对比不同年代的作品，可以发现差异。从上世纪50年代起，对“珠山八友”就有争论。虽然“八友”带来了新鲜血液，但只偏重绘画的话，会破坏整体造型上的美。中央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曾专门讲过，陶瓷受原材料限制，要讲究装饰，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画，创作要结合器皿造型。我觉得，搞粉彩的人要学一点图案，不管你是搞花鸟还是搞山水的。如果是画瓷板，可以全部是中国画，怎么画都可以，但是器皿，却不能这样。需要向古彩学习，学习图案，学习装饰。瓷器要成为完整的、高端的艺术品，一定要结合器皿器型构造整体。尤其是陈设瓷，更要重视装饰。过去做图案的总是配角，很少有人重视，现在评职称、授名誉就更被忽视，这种不公平只会导致做图案和装饰的人越来越少。人才难得啊！上个世纪60年代时候，农村来的王茂才跟叶冬青学图案装饰，做得非常好，企业精简时要他回乡务农，我们想尽办法留住了他，后来省陶瓷研究所成立时特意选调了他，可惜没几年就去世了。学科衰微、人才凋零是很危险的，我觉得要重视认识图案装饰的作用，重视人才培养，从理论到实践，都要重视它的发展。
徐焕文
仔细算来，从学徒开始接触粉彩到现在已有70年了，多少有些心得体会。要想做好粉彩，需要下功夫和坚持努力。下一代中，女儿徐硕和徒弟邓幼堂继承了我的技艺，他们也都很用功。我现在每天坚持写一个半小时的字，坚持散步，这些都是常年习惯。我要感谢人生，它让我把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许多困苦坎坷，也都走过来了。其中父母的影响、恩师的教导、良师益友们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努力，都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