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存在着的人口增减悖论——学习亚当斯密《国富论》心得之十四
2022-03-27 10:35阅读：
一直存在着的人口增减悖论——学习亚当斯密《国富论》心得之十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论断，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加。他进一步指出，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呢，或者说要想使得国家能持续富裕和发展需要如何去做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必须使得国家的劳动总产值高，劳动人口占比高。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达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先哲提出的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实际说的非常清晰了，无须多言。
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他作出一个判断，人类人口的增长会呈几何似增长而生活必需品（一般指食物）会呈算术似增长，因此他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言外之意就是人类会因为自身的野蛮繁殖而陷入灾难，甚至灭顶之灾。甚至像一些一向明智的哲学家，例如朱利安.霍胥黎就说过：“人口增长是人类现在和将来幸福的首要威胁。”体现了对人口过剩的担忧，这种担忧一直延续到今天。
前面的两段先贤的话似乎相悖，这种悖论实际上却一直存在着。然而，近
300年来地球上的人口在呈爆炸似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具体数字无须列出，看官都有认识）。这儿似乎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地球能供养这么多人吗？或者说人类自身的增殖有其规律可循吗？我们可以人为的去加以干预而让其按自己的意志来转移吗？我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负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非常狂妄的问题，貌似透着对自然规律的傲慢。
我国似乎是世界上仅有的少数一度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将其政治化，用政府行为来干预和指导甚至强制家庭生育的地区，将人口的生殖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进而成为经济计划的依据和一部分。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的日衰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生育政策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当然，目前又“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另外的一种计划生育之中，例如规定或鼓励一定育龄人能生养多少多少个宝宝），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个道理，人类一个组织（注意是组织）本身对生殖的强力干预是徒劳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呢？
关于人口多寡的辩证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论劳动工资》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当时是针对北美殖民地的情况而言的。我想直接引用如下：
“如果劳动报酬丰厚，劳动者就能够改善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因此，就会有更多的子女成人，这样，人口的增殖限度就将扩大。应当指出，上述限度的扩大程度也必然会和社会对劳动的需求的程度相符。如果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劳动的报酬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殖，以促使人口不断增加，来满足劳动需求。无论何时，一旦劳动报酬不足以鼓励人口增殖，不久就会因为劳动者缺乏而导致劳动报酬提升。而如果劳动报酬过高引起人口过度增殖，不久就会因为劳动缺乏而导致劳动报酬下降。前一种情况是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不足，后一种情况是市场上的劳动供给过剩，二者的结果都是迫使劳动的价格回到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因此，如同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必然会支配商品的生产一样，社会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繁殖。繁殖过于缓慢，则需加以促进繁殖，过于迅速则需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增长状态的都是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在北美反应为人口迅速增加，在欧洲则反映为人口缓慢增加，在中国则反应对人口的不增不减。”这里提到了中国。
从这段话里能看到亚当斯密关于一种人口增减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显得有些简单，但往往越是简单的推理，只需推得动，可能就越有生命力。从这段话中，我们是否可以体会到人口的增减有着“自适应”或者说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不需要某个“组织”来干预，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一个家庭生育与否或者生育几多，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不需要其他人来替他们操心。当然，这种决定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这当然是指正常年份，而遇到战乱、瘟疫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因素而采取些特别措施，乃属于例外。
为什么当年风头出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会逐渐处于下风，一句话，原因是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人均创造的财富大大地增加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本身的变化，对于群体和个人而言均如此。原本“同质”的人变为“不同质”的人，人们的分工更趋向于精细，技术手段更趋于专业，越来越多的“劳动”由过去的同质劳动成为了现在不同质的劳动。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伴随着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大，......所有商品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廉，这是因为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变小了。”这自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肯定会增长。
所以，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多不同的人。人们变得强大是因为他们彼此间变得如此不同。新的经济领域开辟，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不十分取决于个人智力的提高，而取决于个人越来越多的差异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了基础。这反过来又要求有市场信号机制所保证的间接互惠服务网络的扩展，例如物联网的应用。由于市场展示了出全新的专业化机会，故使得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变得越来越不恰当。
当然，还有人类在几乎所有领域开拓着新边疆，包括自身智力和人类活动的物理边界。这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这里不展开谈，有机会再聊。
“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机，人丁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纪》）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王国。
当下，现代社会存在着十分有趣的现象。就世界范围而言，发达国家的生殖水平在下降，少子或无子家庭在增多。有些国家生殖呈负数。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地区关于人口增殖却与此相反，人口增长快。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一般富裕家庭趋于少生，而一般贫困家庭却趋于多生，这似乎很奇怪。实际上在250年前就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提到了这一社会现象：奢侈的上流社会妇女，往往只生1-3个孩子，甚至不生育，而贫穷的社会底层妇女，如果没有限制，则可以生二十多人。为什么社会不同阶层的生育观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分呢？
按理说，上流社会抚养孩子的能力远强于底层社会，为何生育状况却背道而驰？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很多人生孩子是为了养老，而上流社会的人没有这种顾虑，他们更倾向于满足自我，享受人生。第二，上流社会的教育成本要远高于底层社会。
对底层社会的人来说，把孩子养活就可以了，而对上流社会的人来说，孩子的习惯、技能、认知、眼界等等都是需要培养的，而仅仅这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可能比养活10个孩子的支出还要多。而底层社会的孩子，虽然受教育程度低，必须肯定的是其人数众多，在超大的基数和一定概率的作用下，便有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的可能性取得成功，例如刘邦等草根帝王就源自于此。
就此打住，否则会陷入“人与人生而不平等”或者对“人人生而平等”提法的反动泥沼，这又是一个关于人口的悖论。但无论如何人口繁衍似乎也离不开“扩展秩序”呀。呵呵，这儿悄悄地用了“扩展秩序”这一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