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疫情到阴谋论
2022-04-07 00:26阅读：
我看的阴谋论布局久远，规模宏大，和一些朋友提起过，但从来没有在网上讲，因为未免有些过。
当个故事说吧：比如，从杭州将大量的街边摊拆除，将商户都赶入人口密集的大商场，到北京也都有样学样的完成了这一切。从上海开始垃圾分类，到北京也严格的要求垃圾分类，而业主老爷们是不会自己严格分好类的，一定需要保洁人员去翻捡。而防疫站的终末消毒科长告诉我，所有垃圾都不能随意翻捡，因为即便没有新冠也会有其他病毒细菌。可城市环境部门约谈企业不分捡就要开罚单整改通知书，哪怕是新冠疫情下火车站出来的垃圾。到著名保洁公司被外资收购，指定成了某机场的保洁，到机场原本应车辆运输的垃圾，要求保洁员背出来，再到法人被拘押，那7000万还多吗？
如果不是在上海的小区里出现了我早就说过的一幕，我也会认为自己太阴谋论了。
一名“隔离”在家的阳性病人扔出的垃圾，被保洁人员翻捡，又去到其他垃圾桶翻捡，最后全小区垃圾存放处都传播有病毒，居民去垃圾区扔垃圾被分别感染。本来只会因空气通道、卫生间传染单栋建筑的疫情，就这样扩大到了整个小区，保洁起的不是消毒杜绝作用而是成为了传染媒介，社区和物业在此时要求严格的垃圾分捡是对专业的无知。
如果不是从上海出来的几个旅行客人通过不断跑几个大商场就封闭了好几座城市，我前面对将街边小摊赶入人口密集大商场会扩大疫情传播的说法还就真成了故事。
是不是应该有个疫情特约了：
物业、保洁公司或保洁员需要和业主方签署《疫情期间不得触碰翻动已入垃圾桶内垃圾》的承诺？
（上海已有小区因此全面感染。我之前反复讲过，防疫站的科长也确认过，如不终止，上海的情况在北京也会出现。我们如再不提出，是对全北京人民的犯罪。全国人民？不知道。）
pan > 别说上海吧，我想起了我2000年做的调研，从那时做的基层工作调研来看，北京若发生如上海一样的疫情，基层管理一样会崩掉。
因为基层社区既无人力又无财力还无运力，他能依靠的只有物业。但物业都是付费分层的。高档小区，物业人员多，服务可以一直到户。而老旧小区物业人员极少，通知都要居委会员工爬楼（没有电梯）。高档小区年轻人多，本可以招募更多志愿者，但这里不需要；而老旧小区多半老弱病残，想招募招募不到。
所以，必须在平时就建立起分配到户的互助组织，平时就要求遇到紧急情况政府基层组织可以打破小区界限，按提前准备好的应急预案即时启动互助机制。
前两天上海的一个视频，就是高档小区的业主抗议居委会的人员将自己小区物业的人员调给其他社区使用，两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关键时刻不说去帮忙，穿的严严实实的去欺负一个女人，丢人丢到姥姥家了。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看不起上海男人，就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有那么两个人站出来：“事情闹大不好的啦，我们上海还是要跟美国人做生意的啦。”
我的回答就是：死——柒。
但是社区干部不好这样讲啦，哪怕是费用很少应该尽量给老破旧小区也不敢讲，怕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基层社区真是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我们真的需要：
在每个社区，都应建立并培训出起一支不少于5人，经过正规消毒公司培训有合格上岗资格可以规范终末消毒的消杀队伍。在各处阳性多发的状态下，指望防疫站来终末消毒是不现实的。而不消毒就意味着疫情的继续蔓延。
在每个社区，都应准备好一支不少于20人的机动志愿团队，以帮助那些力量极弱的小区。
在每个社区，都应准备好一支不少于10人的司机团队，以救应需急救的病人，转运应急物资。
核大战打不起来，生物战可每时每刻，台湾解放迫在眉睫，咱们还不准备吗？
这里把我们两年前做的调研报告讲给大家，如果上海的事情出来，还不准备，这样的事情就会反复出现，但愿这个简单调研能对有些城市有些参考作用。
《紧急情况下社会基层自助体系的构建》
2020年
内容提要：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就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指导方针。
但近年来，灾害出现时，群众多处于等待救援中，即便现场有青壮年骨干，由于无准备，无法有序自组织互助救援；我们调研中还发现了基层组织战略风险意识淡薄，应急能力不够，准备不足等问题。
面对周边风险，我们认为有必要尽快依靠群众建立应急自助体系，将包袱变成动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平战结合，将应急准备工作落到实处。
序言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消退，国际新冠疫情蔓延，国内疫情防控已经转为常态化，为响应中央号召，应对化解随时可能出现的新风险，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救灾工作中出现自救欠缺，消极等待国家救援的问题进行总结与思考。
以往国内灾害出现，都是采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方式予以解决，这当然是我们的优势。但如果，万一我国出现了如美国一样的情况，全国大面积疫情爆发又或洪涝灾害、地震、乃至战争状态，则国家救援很可能难以及时到位。如果我们能在基层组织，日常就依靠群众建立起基层自助体系，一定能让人民在灾害中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
乡村由于是熟人社会，问题较小，而城市是原子社会，邻居也极少往来，基层自助体系
的建设就有必要分析与研究。
一、 当前问题
12年前，汶川地震，15名空降兵临危受命，在无地面指挥指引、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的“三无”情况下，自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空降震中地带，感动国人。今日国人固然应该赞叹致敬他们，然而，在国内这种“三无”一次即可，再发生就是荒唐；是不拿我们的孩子——人民子弟兵的性命当回事。
即便是12年前，发生这种情况，也属于当地政府风险意识不强，没有建立好必要的应急系统。
去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突发，我们迅速组织起来战胜了疫情，但同时也暴露出了类似问题：事前防备不到位、事发隐瞒消息维稳、系统运转不畅，救灾力量不足，群众只能消极等待。我们曾有的，1976年地震发生时，居委会立即组织群众自救的能力似乎消失了。政府机构对群众的组织力、动员力减小，不再相信群众；群众对政府的依赖性、抱怨度增加，很少主动支持。
这不能不让人担心：12年过去了，国内的“三无”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新冠疫情尚未在全球结束；中印边境小冲突不断；台湾、南海频繁出现摩擦；中美未来20年将要擦肩而过，美国在各领域步步紧逼过来，各种生物实验室环绕我边境；邢台、唐山地震已经过去50余年，难保不会有新的地震出现。
在此内外环境下，我们的应急体系如何？基层民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发生危险后，基层组织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救援？抱着以上疑问，我们展开了这次调研。
二、街道与社区的应急管理状况
由于资源有限，我们未能联系到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未就相关问题对中上层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调研。但通过公开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北京市应急管理规范。
例：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运行管理规范》中可以看出，管理规范科学严谨，在制度制定理论层面上应该不存在问题。
在商务、办公、工厂等企事业机关单位领域，有物业公司进行专业的管理，管理部门检查督促相对到位，现存问题相对较少。这在前两年清理人防设施力度中已得到体现。
而居民区无紧密组织，风险来临时，应急制度落地情况如何、基层应急体系的运行状态怎样，就是我们本次调研的一个侧重点：
一）街道：
我们走访了一些街道和社区，想了解一下街区干部的风险意识和应急规范落地的情况。
例：
某街道下辖40多个社区，含8万流动人口在内的34万余人，有工作人员70余人，城管40多人。
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对非本专职领域他人工作内容所知较少，仅限于：战争相关归人武部、环境污染归城管、火灾归安全生产、防范疫情归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对应急制度不大清楚，不了解附近的避险设施、救灾装备。
调研时，在座双方9人，仅一位专家知道：地上避难场所、地下人防场所、自备井等。其余8人对避险场所、物资储备等问题全不了解。
工作人员认为，应急避险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汛，要听从上级统一安排。当我们问到，如果发生类似武汉疫情的情况，街道是否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应对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是北京，上级不会让北京出现武汉那种情况。
而就在前不久：新发地疫情发生时，此街区有一例感染，在新闻已公布此事时，街道却完全不知，造成居民恐慌询问，街道无法应对的局面。可见，如果武汉疫情爆发在北京，街道层面的应对状况，并不一定好于武汉。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北京再次爆发某种疫情或灾难，武汉那样的混乱仍会出现，街道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大中型危机。
二）社区：
在另一街道我们走访了一个下属社区：
此社区下辖16个小区，6000户，7个物业，约18000人，社区工作人员16人，每名工作人员对应500户居民，难以包户，只能包院子。这16个人还需要对接街道领导的16个部门，应对各项上级安排的工作，同时联系居民安排社区工作，工作量非常的大。好在这一社区平日经常和所在区物业沟通协调，各物业公司也积极配合，总算把各种工作都完成了。
由于日常工作十分繁忙，社区人员几乎难以考虑救灾避险相关问题，目前的主要应急工作就是防汛，而这依然需要各物业的服务人员予以配合。
社区工作人员知道辖区内有个中学操场是避难场所，但最多可以容纳3000人，不足以覆盖本社区，而另一个可避难的公园离本社区较远，一个比较近的大公园不属于本街道；不知道周边的人防设施；防险救灾物品非常少，只有数十份；没有运输力量（运输力量可能在街道，城管有车）。
社区表示：如果北京发生武汉那样大范围疫情，以目前的人手能力，不足以应对。
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本社区出现一例疫情后：微信里谣言不断，社区干部的电话被打爆，业主说出了各种难听的话。（当时隔离场所不能接收有其他病史的老人，本户只能在社区隔离；上级要求保护病人家庭隐私，而小区居民情绪十分激动要求赶走这一家人。）社区工作人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委屈去不断做诸多业主的思想工作。而业主们则很快就在网上扒出了这户人，并曝光了这家人的视频。
高档社区的物业服务人员是普通小区的2-3倍，物业可以协助社区干部把测温、隔离、送物品等工作完成，但社区人员和业主难以直接沟通。
普通小区要靠社区干部自己去测温、隔离、送物品，疲于奔命。由于服务的不均衡，物业费低的小区不满意度就比较高。
社区有一些志愿者，但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年龄较大，遇事工作效率能力都不足。
NGO都是区里统一安排，收费高，而社区可支配费用往年33元/户/年，人均11元/年，无力负担第三方组织的费用。
街道本来活动经费就不多，现在还所有的活动、采购都要经过第三方，让人赚走不少钱。
下沉到社区的街道干部，让社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是把他们当领导呢还是当工作人员，如果当领导，还需要找人负责招待他们，当工作人员又不好意思。下沉干部本身也觉得尴尬很难融入社区。
走访调研结果归纳如下：
城市专家认为国家对应急管理有充分准备，倾向于建议：个人自备防灾物品，方便自救，某些信息应该公开。
街道工作人员倾向于等待上级领导安排工作，街道建立有智能民情图，但出于对个人隐私、社会稳定的考虑，不认为有必要提前公布信息给大家，不认为可以建立社区自助救灾体系。
社区工作者因为要直接面对居民，则认为有必要加强社区与居民的日常联系，建立相关互助救援体系。
社区工作者还提出如下建议：
最好能提前制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防疫隔离区的时候应考虑到特殊家庭的特殊需求；如能尽早通报疫情进展，老百姓不至于这么恐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社区工作量；若风险来临，十分需要有青壮年来街区帮忙。最好各住户所在企业能要求他们的员工与社区建立联系。
三、基层干部与居民的网络问卷分析
在调研社区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
调研问卷分为两种，一种由居民填写，一种是社区干部填写。
居民网络答卷共收到29651份，其中有效答卷4132份（因有人乱填，街区位置错位等明显不合格问卷偏多）。
社区干部问卷共收到答卷262份，其中有效答卷241份。
（一） 社区干部问卷：
1）风险意识：
87.32%的居民认为不可能发生战争，而在街区干部中这一比例上升为92.53%，这体现了群众对国家和军队的信任，也暴露了基层干部国防意识淡薄。
86.5%的居民认为不会发生恐怖袭击，而在街区干部中这一比例为下降为82.16%，这说明街区干部中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意识比普通民众略高。
尽管疫情尚未结束，居民也只有25%的人认为会再次发生瘟疫，而这一比例在社区干部中就提高到了45%。
总的来讲，和平日久，大家对大风险的预期极低，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
2）相关制度：
街区干部有一半以上了解自然灾害及火灾、交通有相关应急制度；而对人为灾害方面，了解相关应急制度的人不足20%。
因此，对基层干部的应急常识培训十分紧要。
3）联系方式：
社区和居民的联系方式以布告栏、宣传册、微信群为主（高于70%），而这些联系方式难以覆盖到全体居民；电话短信等联系方式使用较少（50%左右），其他联络方式不足20%。
这些联系方式严重依赖网、电。若突发断网断电，会造成社区层面联络不畅通。
87.14%的基层工作者认为能随时联系到居民组织大家避灾，还有13%左右的干部认为难以及时联系到所有居民。
4）救灾人员：
救灾人员的准备方面：基层干部对人员疏导的准备相对充分，灾害现场清理、人员救治、运输等有部分准备。而灾害发生时必备的统计人员，只有33%的干部认为基层有所准备。
5）居民熟悉度：
七成左右的社区人员可认识自己辖区十分之一以上的居民，22%左右的社区干部对小区内民众不熟悉。
6）干部准备：
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在灾难来临时，需要等待命令之后再负责相关工作；22%的社区干部认为自己不负责灾害救助工作。
明确自己有职责与上级联络、做物资准备的工作人员为30%左右；明确自己负责居民组织的工作人员有46%。
7）救灾知识：
有半数左右的社区工作人员有地震、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火灾、瘟疫的相关救灾知识，只有9-13%的社区干部有战争、恐怖袭击的相关知识。可见在街道层面，尚不能落实应急系统的平战结合。
答卷还收集到应急工作建议158条：主要集中在扩大宣传、经常演习、干部培训、信息通畅、加大投入、物资储备、全民参与、完善预案、有序组织等方面。
（二）居民问卷
1）邻居熟悉度：
60%的居民和邻居比较熟悉，15%左右的居民与邻居不熟悉。
2）救灾知识：
与街道干部一样，半数左右的居民有地震、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火灾、瘟疫的相关救灾知识，有90%以上的居民没有与战争、恐怖袭击相关的避难知识。
3）宣传力度：
居民了解救灾知识比率为：
地震63.58%、火灾51.94%、风暴29.02%、洪涝29.99%、旱灾23.43%、冰雹30.23%、雷电38.21%、交通事故44.31%、环境污染36.86%、工程事故21.59%、瘟疫21.49%、泥石流19.72%、海啸13.58%、战争10.72%、恐怖袭击11.86%。8.03%的居民表示没接收过任何避险宣传。
4）发生灾害时，居民最倾向于等待政府救援（76.65%），联络邻居自救（67.13%）
联系朋友救援（61.83%），联系单位救助（51.11%）。
答卷中，98.18%的居民愿意在灾害发生时与小区居民一起组织自救（1.28%不愿意）。
5）救灾宣传资料有效的普及途径为微信（71.83%）、布告栏（65.71%）、宣传册（61.18%）、物业通知（50.05%）、短信（45.52%）、电话（40.73%）。
6）92.67%居民认为所在街道能随时联系到居民并组织居民避灾（5.49%认为不能）
7）7成以上的居民认为灾害时居住的社区能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物资帮助。
居民问卷收集到建议1872条，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如下意见建议：
1）
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社区周边道路不畅通，住宅楼内步行梯应安装应急灯。
2）
社区有党群、楼门长群、楼内居民群，建议多利用微信群，。
3）
关注空巢老人，老人们行动不便，宣传、救灾需要帮助，能提供报警设施和轮椅为好。
4） 希望增加宣传知识，防灾演习经常化；组织社区居民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开展活动，推动防灾知识普及。”
根据地区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多做宣传。
5）
宣传救灾，不能局限于业主，业主可能不在本区居住，租户是常住人口。
6）
配备基本的救灾包；开放附近的避难场所让居民参观；组织救灾防灾的演习及培训，给居民发放救灾宣传手册，每年组织幼儿园及中小学学生学习相关逃生知识，让青少年能带领成人前往避难设施场所参观熟悉。可以设置奖励，让居民踊跃参与并且主动学习。
7）
以小视频的形式宣传，多利用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大数据平台。
8） 完善救灾物资储备机制，参与单位个人应该得到一定补助，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9） 建设起救灾小站，宣传到户。
10）
（这位可能是一位专业工作人员）：专业人才缺乏。目前职能划转工作基本完成，三定方案也基本确定，按防灾减灾工作需要，应急管理局分别设置了应急救援、防灾减灾、防汛防旱、物资保障等专业科室，但是大部分职能划转过来以后，工作人员并没有调整过来。当前应急管理局和各镇、街道人少事多，转隶职能的专业性较强，非专业人员无法承担相关工作，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和质量。当前缺乏的主要是地质勘探、地震监测、水利工程、生物工程等专业人才。
11）
1、基层救灾资金不足。
2、基层对应的救灾部门不明确。
3、基层人员救灾专业知识不足，需要系统进行培训。
4、基层救灾物资储备不足。（总结的很到位。）
四、调研数据分析
根据走访和答卷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基层干部及民众对小型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对于大中型灾害则无风险意识，也就谈不上知识储备和预案制定。
二） 委办局层面，各种应急管理规章比较完善。企事业单位问题较小。
三） 群众对党和国家极为信任：1）相信国家不会发生任何大的风险。2）在风险来临时，相信国家能够有效救援民众。3）问卷中近八成的民众选择在灾害来临时等待政府救援。
四） 街区层面应急救灾的预案、人力、物力、财力、专业、等各方面力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大中型风险。
五）如北京再次发生武汉那样的疫情，应对状况不一定强于武汉。
六）在4132份居民答卷中，灾害来临时，有98%的群众表示愿意组织互助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