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年第3—4期连载发表《关于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一文，对第465窟图集确认此窟为噶玛拔希所建的几处论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此窟一定建于蒙元以前。虽然笔者倾向于此窟建于西夏，但由于当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故没有对该窟确凿的建窟年代提出自己的观点。近日，笔者看到新出版的莫高窟第464窟图集，并于2002年8—9月间赴包括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南文殊山等在内的河西石窟、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考察西夏藏传风格壁画，掌握了很多新材料，使我对第465窟的断代有了新的认识，确信笔者在先前发表的该窟断代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第465窟壁画确实绘于西夏时期，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一、敦煌莫高窟第464窟
第464窟位于敦煌莫高窟北区最北端，左右毗邻第465窟和第463窟。敦煌研究院定为西夏窟，元代重修。主室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塑像不存。据编辑此窟图集的梁蔚英先生描述“第464窟前室大后室小。后室是主室反而小，这是一种反常现象。这又使人猜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又云“第464窟可见重层壁画，底层为西夏壁画。前室南北壁的壁画未通壁绘制，在尽东端开凿通道，通道口上方书有梵、藏、汉、蒙文的观音六字溉言和汉文的‘禅’字、无常偈等。”作者还认为“史载宋、西夏时期敦煌地区曾有过大地震。宋大观四年(1110年)曾发生大地震，其时敦煌已被西夏占领。学术界一般认为西夏据有敦煌在大庆元年(1036年)及其后不久。此次地震是西夏崇宗贞观十年，西夏已据敦煌五六十年了。可能此窟开凿于地震前，图绘未就时前室(或窟崖)就毁于地震，后来又挖现在的后室，但西夏于前室等处绘画半途辍工，元据敦煌后覆盖西夏绘制的部分壁画再绘，于前室素壁绘了千佛和善财五十三参变。” 然而，通读梁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
下面我们来看敦煌研究院对此窟的描述：
第464窟
修建时代：西夏(元修建)
洞窟形制：覆斗形制，南、西、北壁设佛坛。
内容：前室顶南披存元画千佛一角。南、北壁元画故事画，西端曾被元代封闭。雨道顶元画千佛，底层有西夏画。南、北壁元画四菩萨(残)。
主室窟顶藻井井心画跌座说法佛。四披各画趺座佛一身。西壁屏风八扇，画佛、弟子、天王、帝释天为居士说法(观音普门品)。南壁屏风六扇，画帝释天、金刚、天王、弟子为居士说法(观音普门品)。北壁屏风六扇，画佛、诸天、天王、帝释天为居士说法(观音普门品)。东壁门上书六字真言;门南、北有蒙古文题记，门南底层有西夏画图案。
笔者分析当初第464窟被确定为西夏窟的重要依据可能是窟内的题记。这些题记是前室南壁门道西侧刻划：“同治六年六月十六日”少乾四十温彪”;主室北壁西段西夏重修墙上刻划：“大宋阆州间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宋师傅杨师傅等”;南壁西段西夏重修墙上墨书(有说为刻划)：“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此)□(寺)居住□沙州……”;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五月五日”、“甘州……”;尚有据称是“伪造的”汉文题记：“唐太宗元年七月六日卦师胡敬德监修”。
伯希和(伯181号窟)所录题记为：“大宋□□□□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居住房□□”、“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甘(?)州□□□寺住生游化至沙州山寺
梁师傅杨师傅等”。
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些题记的位置。
笔者无缘进入第464窟，但仔细观察出版的该窟图集，在主室(后室)北壁西段西夏重修墙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刻划题记。翻阅梁蔚英先生的专论并查看图版西夏文题记的位置(但汉文题记在图版中仍然看不到)，才确定这些题记的位置是在前室西壁门北侧，据称两条题记全是刻写而非墨书。
由于刻划题记所在的前室西壁(素壁)与主室(后室)绘有壁画的墙壁同属于一层，所以这些题记的真伪对确认该窟壁画的年代非常重要：“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现)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到沙州山(寺)，宋师傅杨师傅等”。这里的大宋“阆州间中县”指的是四川阆中县，最初秦置，汉代属巴郡，为三巴之一，隋代改名为阆内，唐代迁县治至张仪城，复称阆中，北宋时属成都府路阆州阆中县。“锦屏”为山名，指四川阆中县嘉陵江南岸之锦屏山，说明题记刻划者确为北宋时阆中人，当时客居西凉府的一家寺院，在游历参拜沙州寺院时留下的。假如前室西壁为西夏时建，题记似应留下西夏纪年，西夏与宋当时鼎足而立，阆中属宋辖地，故来自此地的“宋师傅杨师傅等”仍署名“大宋”而不用西夏纪年。这里的“宋”的具体年代仍然不能确定，因为西夏与宋并列，敦煌在西夏时也可以署名“大宋”以示正统。假如是西夏据敦煌以前的宋，那么这些游人题记就是1036年以前的题记。
另一条题记书写者居于沙州，题记云：“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居住沙州……”。这里的“□□府路”应是北宋时的行政建制，北宋时的“合州”就是今天四川的合川县，“赤水县”在合川东南约50公里处，属于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即为“成都府路”。值得注意的是，“阆州阆中县”亦属于成都府路，阆中南距合川约120公里。由此看来，这两处的题记都是一拨同乡游人所留，刻划题记中的“杨师傅”就是墨书题记中的“长安乡杨……”。其中“宋师傅”住在西凉府，“杨师傅”则住在沙州，是他(杨师傅)邀请住在西凉府的同乡“宋师傅”前往沙州石窟礼佛。因此，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不过，南宋(1127—1279年)时仍置成都府路，这里的成都府路是否是在南宋时期?笔者以为不可能，首先，虽然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至南宋时(1127年)，西夏已经占据敦煌91年!不会再出现宋人年号。至于西夏灭亡(1227年)，蒙古人进入敦煌，游人落款称为“大宋”或使用衰败的南宋年号，则完全是不可能的。其次，敦煌莫高窟出现有“大宋”字样的题记分别在第108窟，第427窟、第444窟与第464窟，说明它们年代相仿，都是在西夏1036年据有瓜州的最初10年左右。第三，只有在北宋时期西夏与北宋接壤，四川阆中一带的人才能经由秦凤路进入西夏。至南宋时由于有吐蕃和金的阻隔，南宋与西夏已互不接壤，且当时宋金之间时有战事，南宋阆中、合川人氏前往河西已不大可能。所以，464窟题记至迟在北宋末年，即12世纪初年。
另外一个非常注意的问题就是综观莫高窟出现的游人题记，95%都是元代以后的题记，元以前的题记非常少见。笔者通检莫高窟游人题记，元以前的宋(辽、西夏)人题记只有莫高窟南区第61窟(五代)“天庆五年四月二十日”，为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年号，时为1115年。第108窟(五代)的“天庆四(年)”，时为1114年。以及第444窟(盛唐)的“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2年)”。除此之外就是北区第464窟引人注目的宋人题记。题记中游人自称为“师傅”者，只有第464窟和第444窟。第444窟的“师傅”，是否就是第464窟的“杨师傅”等人，值得考虑，这些四川人有可能是请来的工匠。
考证第464窟宋人题记的真伪目的是确认该窟壁画的年代。如上分析，宋人题记出现在西夏据有瓜州的前50年之内，大约是1036年至1072年，至迟到北宋末年。根据这些汉文题记可以确认前室西壁保留了西夏前期的面貌，因为西南、西北两个角落有元代补砌的土墙，西北角土墙残垣犹在，西南角土墙已经拆除，在原西壁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仍是白灰和红黑边框的素壁，证明西夏时期的墙壁就是涂抹白灰的素壁，周围有红黑边框，原来是为绘制壁画准备的。我们将这种具有断代意义的红黑边框作为尺度，发现现存壁画中只有雨道留有回鹘蒙文题记的菩萨立像和前室南壁的善财五十三参变没有这种红黑边框。其中南壁五十三参变构图上边覆盖在原来的红黑边框上，其色彩中的某些成分与前室窟顶残存的千佛相似，证明它们绘于同一个时期。而第464窟主室的壁画，包括窟顶和四壁壁画，其画面都有红黑边框。假如前室西壁门北的宋人题记不伪，这些壁画绘于西夏前期是没有疑问的(图版一)。伯希和近一个世纪以前的笔录和梁先生的重录都说明这些宋代题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综观整个第464窟，其前室后室都是西夏所建，或者是西夏人利用了前代的洞窟。西夏人原本要彩绘整个洞窟，前室整修妥当的素壁就是证明，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绘制前室。用西夏的陷落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确凿的题记说明这些壁画可能绘于前期，距西夏灭亡还有100多年。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五十三参变和雨道菩萨立像是西夏后期作品的可能性。前面谈到，莫高窟的游人刻划题记大多数出现在元代，这表明元时莫高窟已经开始凋敝。敦煌莫高窟北区很可能是一个西夏人开凿新区的地方，因为莫高窟南区崖壁已经没有地方开凿新窟，所以西夏人选择了北区。以往学者认为，西夏时期几乎没有开凿新窟，都是对前代洞窟的翻修与改造。这与十分尊奉佛教的西夏史实并不完全相符。笔者推测，北区的一系列石窟都是出自西夏人之手，计有462，463，464和465，此外B77窟也是西夏窟。南区的第3窟作为元窟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一系列窟室的建立、规模与西夏人尊奉佛教的热诚才能适应，以前学者认为的元窟很可能都是元代修补的西夏窟。
二、第464窟与第465窟壁画花卉图案考
任何一种艺术中域外风格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最初保留引进的原始风格、引进的外来风格与本土风格的并存，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本土风格流派的过程。西夏藏传风格壁画的风格同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假如我们观察榆林窟及其他河西石窟等地的西夏壁画，观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得到这么一种印象：西夏的一些壁画虽然描绘了某些藏传佛教的内容，甚至描写了藏传绘画相同的题材或者相同的形象，给我们的感觉它们仍然是地道的西夏作品而没有藏传作品的意蕴。这种对藏传作品的改变体现在绘画的构图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色彩的应用、背景的处理、线条笔触的特点等各个方面。这与黑水城出土的藏传绘画唐卡有所不同，黑水城的藏传唐卡虽然可以确认它的西夏特质，但仍然保留着早期卫藏唐卡的重要特征，观者更容易将其确认为西藏早期唐卡而不是西夏绘画。所以本文将这些绘画仍然称之为“唐卡”而不是西夏卷轴画。榆林窟、东千佛洞等西夏藏密洞窟壁画的存在说明，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
敦煌第464窟主室壁画属于该窟原有的西夏时期绘制的壁画，其绘画风格十分耐人寻味，其窟顶藻井为大日如来等五方佛，中央的大日如来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二)，但其余4位如来都是汉地绘画风格(图版三)，而且如此如来的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如东千佛洞第2窟北壁释迦牟尼佛及黑水城唐卡中的阿弥陀佛(图版四)。大日如来像背皇的卷草纹装饰，皇柱中央的珠宝装饰和白色的饰带，在第465窟窟顶藻井的五方如来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细节。
对第465窟断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是第464窟大日如来左胁背龛上方石绿色背景上描绘的花朵：4片大花瓣,1片小花瓣于花茎下部，有清晰的花蕊，中间抽出2条冠蕊顶端卷曲(图版五)。令人惊异的是，在第465窟壁画中这种形制的花卉装饰极为普遍，两窟的花卉样式几乎完全一样，证明它们是同时描绘的作品(图版六)。此外，宁夏贺兰山山嘴沟西夏早期壁画中也有如此花卉的变体(图版七)，这些极其微细的细节母题的相似在元代建造的其他窟室却没有发现，如第3窟、95窟和榆林窟第4窟。证明第464窟和第465窟，乃至山嘴沟壁画都是绘于同一时期，比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创作的年代要早。第464窟主室的构图与465窟也完全相似，窟顶的大日如来的安排亦相同。465窟完全按照藏传风格，464窟则藏汉风格兼顾，这种情形在西夏藏传绘画中极为普遍。
所以，假如第464窟的汉文题记没有疑问，第464窟的壁画年代可以确认，那么，从花卉母题的完全相似可以确认第464窟和第465窟壁画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三、第464窟与第465窟壁画西夏上师图像渊源考
一般而言，壁画中出现的上师像或供养人像是确定壁画年代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能够将第464窟与第465窟壁画确定为西夏壁画最为直接的证据也是其中出现的上师像或供养人像。有学者将第465窟定为蒙元窟、噶玛拔希(karma-pakshi)所建的最主要证据就是东壁上方所谓噶玛噶举上师的黑帽。此种帽子的样式的确是解决第465窟建窟年代的关键。
噶玛噶举派被称为黑帽系(zhva-nag-pa)，一般认为是第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于1256年赴宪宗蒙哥汗庭帐时，传说蒙哥汗曾赐给噶玛拔希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及一颗金印，从此以后噶玛拔希的噶玛噶举派活佛系统被称之为黑帽系。然而，现在见到的时代较早的藏文文献都没有提及蒙古皇帝赐噶玛拔希黑帽的史实，如《红史》(deb-ther
-dmar-po)和《贤者喜筵》(mkhas-pavi-dgav-ston)。《贤者喜筵》认为噶玛噶举戴黑帽的传统始于都松庆巴，在提及黑帽起源时写道：“当其(都松庆巴dus-gsum-mkhyen-pa)剃发之际，智慧空行母及无上密乘本尊泗鲁迦之诸神为其系上由空行者头发制作的黑帽冠冕，为其能聚集一切诸佛之事业，遂向其献名噶玛巴，因见到这种情况，故以后(都松庆巴及其派系)即执黑帽。”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黑帽样式是黑水城出土药师佛唐卡画面右下方戴黑帽的僧人以及台北故宫所编西藏艺术图录中出现的噶玛噶举戴黑帽的上师(图版八)，第465窟的“黑帽”与这些黑帽样式完全不同，笔者已经在相关论文和著作中加以对比，在此不赘。
事实上，第465窟的上师帽涉及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西夏早期藏传佛教究竟所宗何派?现在我们所见的藏文文献都是提及噶举派(特别是噶玛噶举派)和萨迎派与西夏的联系，认为西夏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派和萨迦派，然而，笔者近年研究西夏藏传艺术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西夏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绘画作品中出现的上师造像，他们戴的帽子都是宁玛派的莲花帽(pad-zhwa，参看图版九、十) ，第465窟所谓的黑帽(图版十一)实际上是莲花帽，这种帽子与第464窟西夏上师的帽子应完全一致(图版十二，见封三);同样的帽子也出现在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国师西壁照海(图版十三)身上。笔者通过几年的宁夏贺兰山麓及河西石窟西夏石窟壁画的考察，甚至可以找出数处完全一致的西夏上师莲花帽，如肃南文殊山石窟的西夏上师像(图版十四，见封三)，安西东千佛洞第4窟(图版十五)及第7窟西夏上师像(图版十六，见封三)，宁夏山嘴沟壁画上师像(图版十七)，宁夏拜寺口西塔出土上师像(图版十八，又见封三)与二臂上乐金刚像(图版十九，又见封三)，黑水城出土唐卡下方的供养上师，几乎都戴着莲花帽，如作明佛母下方的西夏上师(图版二十)，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西夏藏传佛教上师的帽子确实是宁玛派的莲花帽。笔者以为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在西夏建国之前的党项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还没有兴起，在安多流行的藏传佛教多为旧派(宁玛派)，这些教法同时也在党项人中间流行，宁玛派的莲花帽也是党项佛教法师的帽子，并一直沿用到西夏时期。我们可以根据西夏藏传绘画中上师的帽子样式来判定这些作品是西夏绘画，还是纯粹的藏传作品。所以，第465窟东壁上师帽子与第464窟以及榆林窟第29窟和众多的西夏上师帽子相同，证明此窟所描绘的上师或者说该窟的施主是西夏的上师而不是藏区的僧人因而第465窟是西夏窟而非元代蒙古人建造的窟室。
第465窟建于西夏时期还面临另一个断代问题，那就是第465窟出现的84位大成就者像，据称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成型的年代较晚，因为有一些大成就者是历史人物。其中年代最晚的是舂芝麻师第洛巴(生卒年不详，大约在9世纪前后)，他是噶举派第一位凡人上师。假如第465窟确实建于吐蕃时期，对第洛巴生平的研究将很有帮助，反之，第洛巴生卒年的确定对465窟的年代分析会提供一个上限。实际上，现在发现的西夏藏传绘画遗迹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例如西夏天盛十九年(1167年)的般若佛母版画和记载有国师知金刚的上乐金刚修习仪轨。
四、第465窟壁画贴附纸条及其年代
第465窟壁画的上方原本都有类似榜题的贴附纸条，上面写着神佛人物的名称。伯希20世纪初进入莫高窟时这些纸条还都在，他将其中大部分纸条上的文字作了记录，但以后研究该窟壁画的学者，除了偶然提及外，没有对这些题记的内容和年代进行关注近期由于西夏元代汉译的藏传密教仪轨文献的问世，使我们对西夏元时的藏密神佛及上师译名有所了解。笔者对这些题记重新检视，惊讶地发现纸条录文出现大量的“捺”、“拶”“哩巴”等词，而这些词的译音与西夏至元时期的汉语译音用词完全对应，“捺”、“拶”、“怛”、“哩巴”都是西夏、元流行的译名用词。例如有西夏帝师汉语译作“拶也阿难捺”、“遏啊难捺吃哩底”者，大成就者毗缕波，元代文献记为“密哩瓦巴”，与此印证的是杭州飞来峰第62龛毗缕波造像，题为“密哩瓦巴”。第465窟壁画纸条伯希和所录“捺诃鲁巴，而元八十五大成就者颂赞文亦记为“捺噜巴”所以可以断定，这些纸条并非后代人们贴附，而是西夏或元时就贴好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壁画是先期绘制，后来人们为了辨识方便才贴附纸条，因为这些标示大成就者的纸条直接贴在画面上，所以壁画应该是在元代贴附纸条之前;(2)壁画绘制好了以后即刻贴附榜题，但这种做法在建窟实践中并无实例。画师完成之后，不可能不知道所画内容而贴附纸条，所以只能是元时后人贴附，然而，蒙元统治时期在此窟修习者应为蒙古人或藏人，贴附在纸条为什么不用蒙文和藏文而用汉文?这仍需进一步讨论。
贴附纸条对建窟年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伯希和所录一位大成就者的题记：“甘成哩巴此云着袄(?)师西番云杂余巴师”。西夏时期西夏人首称吐蕃人为“西番”，如西夏乾枯二十年(1189年)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有“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之句。元时汉人承西夏旧制，仍称藏人为“西番” ，但称其地为“乌斯藏”。假如伯希和所录题记不伪，那么此窟的“西番”是西夏人指称藏人，还是元代的汉人指称藏人，尚待考证。但蒙古人不会称藏人为“西番”，藏人自己不会自称“西番”且用汉语贴条，所以，贴附纸条的只能是西夏时期的西夏人(使用汉语极为普遍)、汉人或元时的汉人。此窟密宗修习者也可能是西夏时的西夏人、汉人或元时敦煌的汉人;窟内修习者若为藏人或蒙古人，贴附汉文纸条或出现“西番”之语都难以理解。
本文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进而比较第464窟与第465窟之间花卉图案的细节，确认两窟的壁画大致绘于同一个时期，然后将莫高窟北区这两窟出现的上师像冠帽样式与榆林窟及河西石窟所见西夏上师冠帽样式对比分析，确认它们最初来源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莲花帽，是西夏上师的典型冠帽。最后讨论了第465窟壁画大成就者像贴附纸条与此窟年代的关系。根据以上论据的逻辑联系，可以确认莫高窟第465窟壁画是西夏时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