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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诰之宝

2009-02-17 09:58阅读:
制诰之宝,清二十五宝之一,通高14.7cm,印面13×13cm。青玉质,交龙纽。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谕臣僚”之用。意思是说:皇帝敕封五品以上官员时需用此宝。它在大清王朝的开国史上,曾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可惜的是仅仅昙花一现,便匆匆的汇入历史的长河里去了。
“道存于器中”,是句很厉害的古训。在古代,新君王登基,总想方设法从前朝上代(最好直接是老天)搞到个祥瑞的礼器,否则便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这种礼器,三代神话时期是“河图洛书”,商周时期是“传国鼎”,秦汉以后,便是“传国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皇帝走马灯,每一个新皇帝都十分重视前朝“传国玺”的传承和授受。但这种“传国玺”的传承,脉络很乱,东汉以后,基本以造假为主。这种闹剧直到清初还在上演。
清入关前,只是山海关外一个少数民族军事化的联盟。经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版图不断扩大,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由于关内的明朝内外交困,气数濒尽,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产生了入关取代明朝的欲望。要取代一个政权,谈何容易,除军事外,还要照顾到政治舆论。皇太极也很有些发愁,哪里去弄个“天降祥瑞”的“传国玺”去呢?
1635年(清太宗天聪九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得胜回朝,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国玺。据说这方“制诰之宝”是元顺帝被明朝赶进沙漠时所携带的宫中之物,后来不知下落。二百多年后,有人在山中放羊,发现羊三天不吃草,总是用蹄刨地,牧羊人好奇地在原地挖掘,得到了这块传国玺。后来,这方玺宝落入了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手中,而后察哈尔林丹汗得到。这块玺为玉质,交龙纽,其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清太宗皇太极对此天降符命十分重视,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对此记述颇详:天聪九年“八月初六日,秘书院甲喇章京鲍承先奏言:汗圣德如天,仁政旁达,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汗当急敕工部制造宝函。进献之日,汗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应天眷。又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咸知天命之攸归也。”皇太极迎宝受宝的仪式,场面很是宏大:行三跪九叩大礼,燃香吹螺拜天,出师归来的贝勒们将玉玺放在裹着红毡的几案上,跪献皇太极。皇太极传谕两侧众人说:“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官员们纷纷上奏,说:“汗顺天意合人心,获兴师
镇国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通过这次受宝活动,皇太极心理上得到了加强。次年,他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建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发布的许多文书上都用此宝。
奇怪的是,这方重要的“传国玺宝”,入关后突然停止了使用。入关后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合璧文字的“制诰之宝”。到了清中期,乾隆皇帝钦定宫中二十五宝时,在所谓祖先所传的四宝当中,竟不见有这方“制诰之宝”。乾隆十一年(1746)被清厘出来的原宫中保存的清初宝玺都被送往盛京凤凰楼收藏。但是盛京“十宝”中也不见有这方元代“制诰之宝”。那方当年风光一时的“传国玺”哪里去了?一时朝野议论纷纷。不久,乾隆忽又下旨从盛京“十宝”中撤去了“丹符出验四方”之宝,而换上了一方“制诰之宝”。朝野这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传国玺”还在。但这个送到盛京的青玉“制诰之宝”,后来被证明只是那方元代“传国玺”的仿制品,无论大小尺寸及宝文篆法都与那方元代“制诰之宝”大相径庭。乾隆为什么这么做?先是“传国玺”忽然失踪,而后又使了个障眼法,搞了个赝品欺瞒天下?!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我们知道,元代皇帝宝玺沿用南宋的“八宝”之制,元代史书上不见有“制诰之宝”名目。历史上“制诰之宝”的出现是在明代。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那么,那方当年的“制诰之宝”究竟哪里去了?
乾隆十三年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随锦合一件,磁青纸金道册页一册,黑漆描金宝匣一件)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司库郎正培持去讫。”原来,乾隆皇帝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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