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文学作品与电影之比较
2008-08-18 15:27阅读：
电影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催生一部出色的电影作品，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往往能加深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使文学作品流传得更为广泛。随着多媒体在语文课中的广泛应用，通过影片来解读文学作品成了语文课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和文学作品相比，影片以其音、画、像结合的方式，将文学作品展现得更直观，更生动、更形象，但电影欣赏不能代替文学作品的阅读。
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不仅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揭示了国民性，同时又通过阿Q这一人物的命运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小说用漫画式的笔法刻画了人物的形象，揭示深刻内涵，但正如漫画一样，读者或许能看出画面的表层意思，但在小说背后深刻的含义读者不一定能了解透彻。而通过陈白尘先生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则对小说作了进一步解读，有利于读者的理解。
电影《阿Q正传》是严格遵循原著的精神来改编的，但从影片的情节来讲作了有意识的增删。电影对小说情节的增删不仅是为适合电影表达方式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电影通过改编将小说的主题表现得更加显性，更适合观众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含蓄语言显性化。
小说《阿Q正传》的语言精炼，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用极少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这是作者语言运用到炉火纯青境界的体现。但鲁迅的这一语言特色却给大部分文学水平不高的读者带来了障碍。影片将含蓄的语言显性化，有利于观众的理解。
例一：小说中写到举人老爷由于害怕革命党进城而将几个大箱子运送到了素不相能的赵家，赵太爷“心中一轮”，将箱子留下了。粗心的读者可能不会去考虑“心中一轮”到底盘算了什么，而电影中则将这一算盘打得清楚：革命党没进城，留下箱子是巴结举人老爷的机会；如革命党果真进了城，举人老爷是杀个革命党的，想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几个箱子不正好可以没下么？赵太爷的阴险、狡诈、贪婪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最后箱子被抢，举人老爷怀疑赵太爷监守自盗，赵太爷偷鸡不成蚀把米时，气急败坏地说：“我怎么知道杀革命党的人最终会成了革命党。”这一句话也是揭示了革命党敌我不分，无原则向封建势力妥协这一事实。
例二：小说中写道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去尼姑庵“革命”后，庵里的宣德炉不见了，而电影中则将抢夺宣德炉这一情节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将假洋鬼子、赵秀
才之流投机革命，借革命的名义中饱私囊是的险恶用心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而这两个“革命者”的“革命”将辛亥革命的弊病暴露无遗。
二、 扩展情节，凸显主题。
同小说相比，电影在情节详略的处理上有自己的侧重点，而且通过电影对一些情节的处理，小说的思想意义显得更加丰富。
例一：电影对阿Q向吴妈求婚前的思想斗争作了渲染。小尼姑油腻的皮肤激发了阿Q对异性的渴求，小尼姑“断子绝孙”的咒语使阿Q有了取妻生子，延续香火念头。电影中用土地庙内神像一男一女，屋外猫儿叫春等内容表现阿Q内心的骚动。而吴妈妈的善意接近使阿Q顿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影片通过对小说中“我要和你困觉”的细致解读，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阿Q莽撞求婚的尴尬可笑，更多的是让读者理解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不能有正常的幸福生活追求的悲哀：阿Q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名没姓，甚至丧失了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权力。这样一无所有的阿Q靠什么来生存呢？只有精神胜利了。所以我们要批判的不应该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应该是让阿Q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土壤。要改变民众的思想，必须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例二：小说中通过心理活动的描述阿Q希望通过革命达到其抢财产，报私仇，娶老婆的目的，可谓经典。但影片通过对梦想革命这一情节的扩充，使阿Q的形象更阿Q。影片有意识地加重了对梦境的描述，让阿Q在以前受到过的委曲在梦境中一一得到补偿：阿Q恶狠狠地还了赵太爷两个耳光，还不许他再姓赵，赵秀才承认阿Q比自己长三辈，甜腻腻地叫阿Q太公；打过阿Q的
假洋鬼子自觉地奉上哭丧棒，挨了阿Q重重的一棒，阿Q最看不顺眼的假辫子终于被阿Q揪了下来；连不可一世的举人老爷也巴结起阿Q来，不仅自打耳光，还奉上了身份象征的鼻烟壶；；赵家的财产归阿Q支配，赌场上抢走阿Q钱的赌徒来认错了；见了阿Q就躲的女人们向阿Q献起了殷勤……阿Q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俨然成了操纵他人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电影通过梦境表现出阿Q不了解革命，敌我不分，没有阶级观念的缺点，同时非常形象地表现出阿Q狭隘的报复思想。特别是影片中如何处置赵太爷等人时，阿Q居然用打屁股以示惩戒，从一个侧面暗示了革命的不严肃性、不彻底性。
三、 增加情节，升华主题。
电影中还大胆地加入了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这些情节并不是编剧的杜撰，有的来源于编导对鲁迅作品的整体解读，有的则来源于编剧对作品的独到理解。通过影片，小说的内涵更丰富，小说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例一：影片中，老百姓关于革命及革命党的讨论明显引入了小说《药》里的情节。小说《阿Q正传》中讲到阿Q知道的革命者就两个，一个是被杀了头的，还有一个是假洋鬼子。电影则告诉我们这两个革命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但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之流因为革命而骤然大阔，受到百姓的尊敬，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黑暗中被杀害，且得不到别人的认同。革命者在革命前夕被杀害，假革命者却在革命中风光无限，作威作福，连杀害革命者的举人老爷都成了革命中的领导人物，难怪阿Q之流不理解革命，将抢劫当成了革命。人们对看杀头的热心，对革命党人夏瑜被杀的麻木，对举人老爷“大义灭亲”的不同看法，都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真正革命者的孤独和寂寞，反映出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这一事实。
例二：阿Q被处死的原因是什么？从小说看，是阿Q不明白革命和抢劫的区别，糊里糊涂招了供，糊里糊涂画了押，又糊里糊涂被枪毙了。虽然读者不甚明白断案何至于如此草率，也糊里糊涂接受了这个结果。通过电影的再处理，阿Q被处死的原因就清楚了：赵太爷需要交出一抢劫犯以表明自己家里真是遭抢了，而非监守自盗，有意吞没举人老爷的五个大箱子；把总因为在他当上革命党的二十多天里发生了十多起的抢劫案，需要拿阿Q游街示众，杀一儆百。阿Q罪不至死，却不得不死，阿Q渴望革命，却未能参加革命，最终还是糊里糊涂因“革命”而丧了命。阿Q的悲剧不仅阿Q个人命运的悲哀，更是辛亥革命的悲哀。
例三：阿Q死后，酒店老板擦去了阿Q的名字。这一细节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孔乙己》中的内容：老板对着黑板说：“孔乙己还欠着十九文钱呢。”不同的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而阿Q则确确实实是死了。但是不管是阿Q还是孔乙己，他们的死只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就是小人物命运的悲哀。
陈白尘编剧，岑范导演，严顺开主演的《阿Q正传》是一部改编得非常严谨的电影，影片中甚至不忘表现阿Q在看戏时混水摸鱼隔着裤子掐女人的大腿这一细节，但电影的改编的是无法百分之一百表现原著精神的，我们不能以影片的欣赏来代替文学作品的阅读，电影只是小说欣赏的一种辅助手段。
首先，电影和小说是两种竟然不同的文艺样式，文学以语言的形式讲述故事，而电影则以画面的形式讲述故事，文学作品独特的内视角度是难以外化和外现的。如阿Q在被捕入狱后，小说多次写到他的内心世界：
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纸上画圆圈……
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意思之间似乎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
几个“本来有时”将阿Q麻木表现到极致，但这是电影镜头所难以表达出来。小说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语言的魅力，而电影中，台词的欣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物形象，画面、音乐等的欣赏占据了人们极大注意力。学语文，还得以文学作品为范本。
其次，电影作品是经过了编剧、导演、演员等人的多重解读，电影创作者的解读对读者理解作品造成一定影响，从消极角度来讲，电影创作干扰的读者对小说的解读。如小说中土谷祠的老头和其他人一样，对阿Q只有嘲笑的欺侮，这一点从阿Q走投无路时，“管土谷祠的老头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这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但在电影中，土谷祠的老头俨然是一名慈祥的长者；阿Q要去赌钱时，叫他早点回家；阿Q酒醉抖露自己偷盗底细时，试图替他掩盖；阿Q被捕时，替他拿上被褥。这样的处理使影片多了一抹温情，但削弱让悲剧的色彩，不见得人人都会赞同怎样的改编。
再者阿Q偷盗的行径在影片是阿Q借着酒劲说出来的，而小说中则是“阿Q也并不讳饰，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这更符合阿Q的形象，阿Q死尚且不怕，还会避讳偷盗么。当然他不是视死如归，而是愚昧麻木。
再次，电影可以借鉴小说的情节，但文学作品是很难电影化的，一经改编，文学作品的质就发生了变化。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可以根据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社会环境等产生不同的理解，而电影在电影中这一切则被定型化了，观众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如在《阿Q正传》被拍摄成电影之前，阿Q的形象在读者的心中各有各的不同，但人们看过电影之后，电影中阿Q的形象就成了读者心中的阿Q了，从这一点上来说，电影扼杀了读者的想象力。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产生，都给人们带来惊喜。当科技高度发展，当数码技术、多媒体在语文课堂上被广泛运用，当语文课堂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语文教师，对语文课永远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任务是：带领学生领会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