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文学》2021年第3期：《白孔雀》小说评论《与真实的故事较量》
2021-03-15 17:21阅读：
与真实的故事较量
——《白孔雀》之种种
王朝军
【《厦门文学》2021年第3期】
陈少侠野心勃勃，他立志要写一个“新”故事。或者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经由说书老头之口，讲述一个和“杨家将、三国、薛家将”不一样的“没说过的故事”。但困难和风险也随之而来：既是“故”事，何以能“新”？——太阳底下岂有新事？况且，即便有了新事，他或说书老头敢说吗？
这取决于叙述角度、技艺和叙述者的勇气。也就是说，在讲述之前，叙述者必须评估故事的合法性——它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人的崭新境遇，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平衡故事本身和现实生活的道德争执。除此之外，它还要征服听众的耳朵，让他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故事”。关于后者，谁都知道这不可能。要求一篇小说罔顾虚构而复制纯粹的真实，无异于毁坏小说的根基。那还要小说干什么？我们干脆去剔抉历史档案好了。
陈少侠当然没这么浅薄，他甚至拒绝为听众制造真实的“幻觉”。于是，他编织了一张四处漏风的网，他要在网眼洞开处传递新的意义。
第一处意义在“树上”。
树，生长于大地，却自然延伸出面向大地的距离。相比于大地，树上的视野更宽阔，也更冷静。“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73页）卡尔维诺由此宣告了“树上”的视觉和心理优势，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男爵”安置在这个位置，直到“男爵”死亡都再没有重返地面。《白孔雀》的上方回旋着《树上的男爵》的声音吗？我不敢妄加揣测。显见的事实是，汪元量上树了，他暂时拔离现实的地面。然后，“此刻的宁静让他感到了安逸”。
“安逸”之前呢？“他很平静地看着，就像没有看着一样。”这句话道出了人物的基本心态：在他眼里，古老的自律、和谐依然默运如常，人类的痕迹只是出于偶然，也必将在偶然中消弭。在此，树为人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新高度，却也在不经意间将人引入歧途。——只需稍加推敲，你就会发现该论调其实并不可靠：它在删除“人”的行动的同时，也删除了它本身。如果没有人和人的行动，又怎么会有思想、论调、看法这些属人的果实呢？说到底，眼下的“安逸”只是一种云淡风轻的优越感罢了，傲慢的俯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是面对浩大生活的自我逃避。
必有人，必有人在结实的地面上采取行动，才有意义的可能。
对此，汪元量可能隐隐地感觉到了，但尚不清晰。证据是，他救助狗和猪群更像一场贴着善意标签的交易——用阻止杀戮换取内心的安宁。在狗身上，交易的成色更足：“逃亡路上带着狗或许能帮上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时汪元量拯救行动的出发点还是自己，他仍旧盘踞在高“人”一等的“树上”。
直到那棵不期而遇的大树救了他。
这件事发生在试图解救猪群，反而被混乱的猪群撞倒、坠落山崖之后。汪元量从拯救者瞬间沦为拯救的对象，身份的巨大转变，让他终于从“安逸”的幻觉中醒来，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遗世独立的隐者或救世主，他就是他，一个被生活放逐的“盲流”。
承认这点很难，几乎等于承认自己的无能。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呢？除非他看清了生活，看清了肉身的躯壳下灵魂必有污浊。而这种哈姆莱特式的自省，无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过程。
在小说《白孔雀》中，陈少侠极隐蔽极精微地呈露了这个过程。他衔枚而行，一丝不苟，生怕因一时疏忽，松脱缠绕在人物身上的那根力线。他深知，造成人的变化仅仅是开始，他还要表现这种变化。汪元量从树上爬下来，一切的生与死、罪与罚都将在他崭新的自我意识前得到有力的伸张。
这就有了第二处意义：生命。
严格说来，是生命象征体。狼、狗、猪、孔雀……对，还有那棵xxx杏树和杏子。它们各自承当着自己的职任。七头狼或是所谓的“七宗罪”？狗喻示勇敢与忠诚？猪代表混乱、盲目？孔雀，是不是应该解读为受伤的良知？那杏呢？取希伯来语中的“警醒”之意，或汉语的谐音“信”倒也未尝不可。但无论怎样猜度，它们的精神特质都直指人类，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指认。
陈少侠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自我指认中清理出一条干净整洁的路。狼是魔鬼，它们枕戈待旦，伺机僭占人类灵魂的中心区域。因此，入侵与杀戮一再发生。作为防守的一方，狗、猪和孔雀表现殊异，汪元量的拯救也就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其中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猪和它的集体形象：“群”。这是一个无所谓善恶、无所谓正义和真理的抽象集合，它抹杀了独立的个体，尽管汪元量救了“一只猪（个体），不是三只猪（个体的集合）”，但“这一个”或“那一个”所引发的破坏力和它的“群”并无二致。乐园被它和同伴损毁殆尽，狼群尾随而至，一场新的杀戮即将上演。还记得汪元量第一次援救猪群时它们的表现吗？那是不待敌人进攻就自行缴械，纷纷坠落山崖的戏剧性时刻。而现在，猪群又为自己配备了两件新武器：顺从和“生生不息”。至此，猪群完成了它的身份“逆袭”，从人类脆弱的同盟者彻底转变为罪恶的帮凶。
猪是真理的背叛者，但它并不自知。它的残缺、分裂和自我敌对，才是大地如此荒凉的根本原因，也是汪元量身处的世界的最大悲哀。《新约》中，耶稣问污鬼的名字叫什么，鬼回答说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于是得耶稣允准，鬼附猪群跳崖而死。我断言，小说《白孔雀》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原型。我还断言，赶走耶稣的不是什么格拉森人，而是那个众人心中号称“群”的魔鬼。是为“心魔”。
而与“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狗。救一狗，赢得的是狗群的拼死护卫；救一猪，却带来了猪群的觊觎和敌视。陈少侠这样做，无非是想赋予小说以“信心”，汪元量给孔雀疗伤、冀望它飞向自由是如此，得到狗的支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疗治孔雀看作是汪元量在疗治自己，那么狗对人的回报就是“信任”得以恢复的确凿证明。是啊，有了信任，才有信心；有了信心，才有冲决牢笼、守望相助的信念。——汪元量行囊里曾经见底的杏子，在“末日审判”的熊熊烈火中又重新充实丰富了起来。
这意味着“觉醒”吗？或许是吧。至少孔雀身上那标识着良知的伤口算是愈合了，它鼓起勇气，“向树梢上方冲了出去”。它知道，唯有跨越树的高度，才能见到真正庄严而完整的天地。
当然孔雀注定会失败，这种生物无法突破自然的限定，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冲天的姿态便足以显扬生命的勇力。
好了，现在让我们跳出文本中的故事，聊聊第三处意义。名曰“漏洞”。
漏洞论的提出者，也是该故事得以问世的始作俑者。故事开场前，是他巧施激将法怂恿说书老头的。可人家的故事讲完了，他却第一个不买账：“胡编乱造，完全是为了骗银子说的粗陋故事。”这就是他对整个故事的全部定性。你不能说他的话毫无道理，起码在“编造”这一点上，他深明虚构的要义。但他质疑的理由却背离了真实。——当然，你知道，我说的是小说的“真实”。
关于小说的“真实”法则，我还是不要在这里夸口了，多说一句都有卖弄之嫌。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存在即合理，倘若我们承认这个假定，那么年轻人所谓的诸多“漏洞”，会不会无意间泄漏出什么秘密？事先声明，这纯属个人的癖好，还带有一点狡猾的恶意。现在，请允许我在此稍作曲解。
发难一：一对一，狗能打过狼吗？更别说一只狗和七头狼打起来还能相持不下。
答：按理说，狗是打不过狼。但狗的得胜不一定意味着要在肢体冲突中战胜对手，还可能是心灵的得胜。这是一种真正的无动于衷。在狗的意识中，“对手”这个概念连同其形象和意义根本就不存在，狗自然是胜利者。
发难二：汪元量怎么把那么沉的猪从溶洞暗河弄到山谷的？他有这个力气把垂死的猪抬这么远吗？
答：上文有言，猪因“群”而存，“这一只”也是“那一只”，也是“猪群”。汪元量带回来的实质上是抽离肉体的“猪”的轮廓。它“奄奄一息”，如空气般取消了重量。
“误读”毕，数朵不正统的奇葩竞相开放。
我以为，《白孔雀》是一则黑色幽默，它深入贯彻落实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经典条款。
我确信，《白孔雀》始终在暗暗和汪元量和陈少侠和读者和我们和历史和时间和世界较量。它力图敞开经验和想象的空间，比如“漏洞”，比如“悖谬”，借此收获更多的疑问和回答。小说真正的生命也由此开启。
我觉得，通过呈现人物对自身处境的观察，并借助这种观察改变自身的方式来表现变化，是《白孔雀》成就“真实”的根本奥秘。
我敢说，重建人和世界的完整，是隐藏在《白孔雀》底部的终极推动力。
但其实我的每一句话都没说到正点上。这不，“群”里的“某一个”已然按捺不住想象的冲动，再一次印证了无可撼动的真实。
附记：汪元量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据说他起先侍宋，后随宋室亲眷被俘入元，其间屡获恩荣。至元年间，宋室王族分崩离析，汪元量再无牵挂，毅然上书忽必烈请求南归。获准南归后，他闲云野鹤，行踪飘忽，终羽化成仙，不知所踪。述及此，突然想起“男爵”墓碑上刻写的那句墓志铭：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散文》《北京文学》《青年作家》《长江文艺评论》《小说林》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