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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的英雄史观

2009-03-22 17:02阅读:
——读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一书收录了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所作的6次演讲,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斯、彭斯、卢梭以及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卡莱尔所宣扬的英雄崇拜作为“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虽然被我们批判过,但是,许多人对卡莱尔的文本并没有认真地细读,而且当时正进行着全民的领袖崇拜,从潜意识里认同了卡莱尔“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的论断。“文革”结束后,英雄的消退使人们既感到失落,又感到空前的轻松,诗人喊出了“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的声音,似乎只有粉碎英雄神话,才能恢复日常生活秩序。其实,英雄的闪耀只不过代表了生命力和心灵力的一种极致,并没有包揽或取代凡常的生活。张爱玲认为人们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了安稳的一面。在她看来,软弱的凡人虽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高,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自己的文章》)英雄摧毁了日常生活逻辑,打破了缓慢的生活流程,生活中的所有一切似乎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他的伟业,这在张爱玲看来,是对一段有滋有味的庸常生活的歪曲。
英雄是制造规则的人,他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和权力游戏的方法。英雄对历史的介入,使我们无法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英雄总是相信自己会给历史满意的交待。他们在遵从人性基本法则的基础上,强烈地表达着个人的生命意志。在严峻的现实中,在沉默的氛围中,英雄的发言启动了走向真理的努力,英雄是历史应该奔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提出者和求索者,这不意味着什么“先知先觉”,只不过是因为英雄在大多数人过得还算舒坦的时候,感到了困惑和危机。英雄前期的精神生活一般不被人注意,那是一段充满恍惚、错乱和悖谬的时间,在坚固的谎言包围下,人们获得了一种恶俗的安全感。看到庸碌者的冷漠或满足,英雄感到痛苦和恶心。从时代的强大惯性中摆脱出来,对现实秩序进行重新组合和安排,是一个极具冒险性的行为。覆盖在时代表层的厚厚伪饰,足以耗尽英雄的全部能量。所以,可贵的未必是卓越的洞察力,而是与浅薄、无知、盲目和麻木周旋的耐性。这是一种渐进
的坚持。不屈从是历史赋予英雄的坚强品格,它是一种超越言词的内在力量。卡莱尔强调“对真正的伟人表示顺从和敬仰”,这种“顺从”实质上是一种跟随英雄的集体反抗。
关于英雄是“时代产物”的那种说法是大可怀疑的,英雄恰恰是时代惰性的敌人,虽然在英雄出现之前,断裂和崩溃的迹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英雄与他的时代的摩擦,历史规律就无从体现和表达。可以说,英雄一开始总是时代的“另类”。卡莱尔的叙述非常生动:“那些平庸的时代,由于人们没有信仰、苦恼和困惑,……软弱无能地陷入更深的困境而走向崩溃,所有这一切,我把它们比作干枯的柴火,正等待上帝的点燃。”英雄之所以恰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大众的期待,是因为不屈从和反抗已成为一种必须。在历史开始普遍的瓦解之前,是一段令人窒息的压抑。正是这种巨大的压抑酝酿和培育了强烈的爆发。英雄的生成是一个富有标志性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在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中,英雄赢得了意志和性格的胜利。英雄崇拜是对有血有肉人的崇拜,而不是对某个符号、某种概念的抽象冲动。
但是,卡莱尔关于“伟大人物有来自上帝的无穷力量”的神秘论却是很可笑的,英雄的力量不是上天赐予的,他在克服庸人共性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英雄的审美意义在于其可解读性,正如前人所云:“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明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探求英雄的思想和灵魂是测量人性深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英雄是真诚和朴实的。人们对英雄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英雄完美主义的心理倾向,将自己的想象和虚构强加给英雄,包装出一个虚像。
卡莱尔说:“伟大人物总是像天上的闪电,普通人只是备用的燃料,有了伟人这个火花,他们才能燃烧发光。”这个有些过分的比喻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没有普通人的迎合,伟大人物的闪电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光亮而已。无人响应的奇迹会在寂寞的原野里自生自灭。我们中国人向来相信“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会重新安排。卡莱尔却固执地认为:“伟人一个重要的基本品质就是:他本身是伟人,他这个人是伟大的。”他甚至认为,拿破仑的诗才和他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辉煌,假如命运让莎士比亚干别的行当,他还是最杰出的人物。卡莱尔这种说法是绝对化和理想化的。古往今来,多少豪情壮士怀着“就像是虎离山受了孤单”的苍凉感,眼睁睁告别了一段可能抵达的辉煌。我们既不能说英雄之被历史所接纳是一种偶然,也不能夸大英雄的个人能量。美国政治学家利奥·施特劳斯说:“一个人凭借其自然天性,具备着至高无上的德行才干,从而受到具体的必然情势所驱策,然而,如果他没有施展的机会场合,能够以对于人们来说尽可能最为完美的方式去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对他手中的质材加以塑造,或者不能主宰他自己的命运,不能主宰他同胞的命运,或者不能以最为完美的方式去采取行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可以说,英雄的创造性和环境的适宜性的吻合,主要是因为英雄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看透了事物的本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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