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义研究历史之对比
2008-09-21 21:12阅读：
中国的语义研究和西方的语义研究在很多方面是有差异的，比如西方的语义研究是把语义看作外在的东西，重在研究语义是什么以及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来探究心里所想能否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也就有了“言能尽义”和“言不尽意”的说法。可以说中西的语义研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的语义学子成一门学科，而中国的语义研究一直附于训诂学几千年。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中国汉字和西方字母文字在形态上的差异；汉语和西方语言比如说英语在词形变化上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汉语没有词形变化，而英语有；等等。我认为中西古代哲学观点的不同是形成中西语义研究差异的根本原因。
语义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语言学研究从语言表层结构的描写转向构成表层结构的基础----语义的研究而逐渐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涌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实际上，西方对语义的探讨是与其语言学史的发展同步的。纵观西方语言学史，语义的研究几乎贯穿于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阶段，并且反映了其所处阶段的语言观。
本文主要是对西方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对语义研究的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概括和总结。能够使我们对语义学的渊源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语言学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的哲学家们在有关语言是什么的讨论中已经有了关于词和词义的讨论。古希腊哲学家克雷特利斯认为，一个东西的名称是由于它的性质而产生的，所以语言自然而然的具有意义。另一位哲学家赫莫吉尼斯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名称之所以能够指称事物是由于惯例的原因，也就是语言使用者达成的协议。协议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只要大家同意，用什么词都可以。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On
Interpretation）中提到了“言语是思想经历的表达，文字是言语的表达。种族不同，言语则不同，文字也不同。但人类的思想反映是一样的，语言的词汇只是这些思想的标记。”在这段表述里，亚里士多德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是，词汇（形式）是表达思想意义的手段和途径，是意义的载体。
斯多葛派（stoics）是盛行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一批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认为“语言”中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声音或材料，是一种象征或符号；第二是语言的符号的意义，即“所说的内容”；第三
：是符号所代表的外界事物。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斯多葛派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包含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他们的观点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三世纪末，出现了亚历山大学派和帕加马学派，这两个学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持对立的观点，在语言问题上也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语言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又出现了分化。主张语言基本上是有系统，有规律的学者称为“规则派”（analogists）;主张语言基本上是没有规则的学者被称为“异常派”（anomalists）。其中异常派在语义上的重要发现是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不规则的。词形和词义没有一对一的关系。词义在孤立语境中是不存在的，它随着不同的搭配而变化。
古罗马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词源，形态和句法上。
中世纪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是波依休斯。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的普遍现象问题。他认为语言具有普遍性，像“好”，“人”，“道德”等概念就具有普遍性，各种语言都有。所以，语义和真实性有密切的联系。他主张不仅要研究孤立词语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们在实际运用中的词义。思帕尼斯是这一时期逻辑学的权威人物。他对语义的研究较为深入全面，他曾经把语言的表达分为三个方面：意义（signification），假设(supposition)，名称(appellation)。他认为意义就是“通过习惯的声音对一个事物的表达。”意义可分为主要意义(principal
signification
)和附加意义(con-signification)。词根显示的意义称作主要意义，词缀表示的意义称为附加意义。他进一步从逻辑的角度阐释对意义的理解：意义是词汇特性，是强迫一个声音指示一个事物，反映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
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起源探究问题上。在语义学方面有重要观点的主要是哈利斯，他的观点和异常派的观点相似，也认为词与其所指的实体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词是个有意义的声音，其各部分没有自己的意义。
古代印度的语言学研究也有关于语义的描写。但印度语言学不是偏重理论，而是基于观察。例如古印度的语言学家发现词和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他们还研究了词义的多变性和延伸性。他们认为词义是靠观察语境而得出的，或者是由师长教授的。如：从“大猫正带着几只小猫玩耍”就知道大猫指的是母猫，而不是公猫。
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是比较语言学兴盛的时期。主要集中在语音变化和语言起源的研究上。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打下很好的理论基础。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关于语言和言语的重要区分。在这一区分中，流露了他在语言的意义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语言的特征时，索绪尔曾说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他说语音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没有思想，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样没有语音，思想（语义）就没有依存。在关于语言符号的论述上，索绪尔说一个语言符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一个语言符号是把概念和声音形象结合起来，不是把物和名结合起来。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在意义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他把意义说成是“说话人说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里所引起的反应”他认为，要准确说出词的意义就要对物体，状态，过程等给以全面科学地描写。但对于绝大多数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比如一些抽象名词和动词。所以布龙菲尔德在语义理论上的贡献不是很大。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对语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深层结构的描写上。
中国古代哲学家，语文学家围绕意义方面的理论只要包括：演绎执政，名实之辩，训诂学中对意义解释方法等内容。如西晋欧阳建，唐代孔颖达主张“言能尽意”，三国的王弼主张“言不尽意”。而庄子认为：语言符号本身能达意，又能成为遮蔽意义的东西。他那著名的“环蹄鱼兔”的比喻，可含上述两种关系的解释。《周易》中也有关于语义的说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有“圣人象以尽言，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之说。另外还有不少表达着两种关系的名句，如杨雄：故言，心声也。（后来被总结成“言为心声”这一成语）属于言能尽意类。而刘禹锡的《视刀环歌》“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应属于言不尽一类。宋代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符号与意义相互依存，是个统一体）意义观，对上述两种观点作了纠正，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的意义观正与我国近1000年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符号是对象的表征，人心的产物，义理附丽于言象，不可分割；持言能尽义观，同时也指出语言有禁锢思想的缺陷。这恐怕可称得上是西方“语言决定世界观”的先声。中国古代语义学研究终于对意义的阐释及言义之争等内容，为能形成独立的语义学，只是依附于训诂学。古希腊的语义研究重于从本体论出发，研究语义的内在系统，后来逐步形成西方传统的语义学。(参考刘润请编，西方语言学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