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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我担任当时我校最高学历——高中毕业生入学的师范四班的班主任，在学习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到百色地区搞普及教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办半耕半读小学，搞小学普及教育。办耕读小学，是中央的决策，周总理在“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指示，在今后若干年内，一方面对现行的全日制学校继续进行改革，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依靠群众，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普及小学教育；另一方面要试办半耕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
我的日记的第一篇写道：
1965年10月4日
车外尘土飞跃，车内歌声嘹亮：“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坐在汽车上，我的心犹如颠簸的汽车动荡不已。我仿佛看见凌云县高矗云天的群山在向我们呼唤，我仿佛看见千百个贫下中农的孩子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将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把文化的种子撒遍每一个山村，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们将去“经风雨，见世面”。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就是要在大风大浪的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
别了，南宁市！别了。亲爱的学校！
汽车在奔驰，南宁已经远远地留在后面。但是，党的教导，同志们的期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那时南宁到百色是三级公路，每小时汽车只能走30公里，100多公里的路程差不多整整一天才到达。
山路，那惊险令人触目惊心，那壮观又使人胸怀开拓。100多公里的路程差不多整整一天才到达。傍晚，我们到达凌云县城。县城只有一条街，其经济落后的程度可想而知。晚上，在百色市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吴清光接见我们全体师生，并一一握手。第二天，我们又坐了一天的车，翻越了一座当地最高的山，到了凌云县城。
1965年10月6日
1965年10月8日
讨论昨天的报告。这里有不少人坚持“谁读书谁出钱”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不利于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只有集体半学，集体负责，学校才能巩固，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子女才能全部入学。这是关系到贯彻阶级路线的大问题，我们决不能动摇。我们还听了先到23班的经验介绍，还和凌云中学开联欢晚会。
凌云县有7个区，下甲区近县城，条件较好；伶站区是山区，条件较差。我们要求把师四班分配到最远的伶站区去工作。
在区里，我们听取了区委领导的介绍，我们这个区地很宽，有9个公社，纵30里，横130里，但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还有40%左右的儿童尚未入学。我们的任务是让班上的学生分成好几个小组，到各村寨去设立办学点，培训当地的民办教师，再由这些老师去上小学的课。我在10月7日的日记写道：“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是的，现在广大的贫下中农在文化上还没有彻底翻身，正在受没有文化的苦，我们有责任去办学，提高他们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努力奋斗，在短短的半年内，改变伶站区的文化落后面貌。同学们热情很高，纷纷表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100%的团外青年表示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团，有几个正式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和老黎分别带领这个班的同学到袍均、伶内。朝里、平兰等公社去办学。
在袍均公社，由于我们紧紧依靠当地的党政领导，由于公社文教部门干部（特别是汤辅导员）和村干部的重视，由于近20名同学们的艰苦工作，我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开办和巩固17个耕读小学点。我的任务是坐镇在一个村点，指导同学们的工作，并联系协同当地的干部共同办好耕读小学。半耕半读的教育制度，是新生事物，是会遇到很多阻力，很多困难的。我们要有一股创劲，坚决办好耕读小学，要积极工作，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农村的文化教育革命。是的，我们遇到的困难不少，校舍问题啦，桌椅问题啦，送孩子入学特别是送女孩子入学啦，尤其是如何动员有的文化的青年出来担任民办教师的问题，很煞费心机。
1965年10月18日
听了几个点的工作汇报。看来主要矛盾是民师问题，群众是愿意办学的，很多地方的群众行动很快，很积极，教室、黑板、桌椅板凳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两个点民师水平很低，一个只读到初小第7册，一个只读过四个月的文化扫盲班。
1965年10月19日
我还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虽然懂得要结合中心工作，但是还不善于如何结合中心工作。必须向基层干部学习，努力熟悉农村各项工作。我建议各个点的同学一是积极参加秋收工作，帮助生产队组织劳动力投入秋收；二是帮助搞好分配方案，清理工分帐目；三是注意种绿肥和留种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一切革命工作都要关心。特别是要紧密结合中心工作，这样，我们的教育工作才能搞好。
1965年10月24日雨
袍均公社5个点的最后一个点——百贯点，在今天大雨中上课。大家都很高兴。这个点的同学前几天有些愁眉苦脸，我虽然也说要有耐心，不能急躁，其实自己何尝不有些苦恼呢？
我们拔掉了钉子，解决了困难，斗争胜利后的欢乐是难以形容的。困难，关卡，是折磨如的东西，然而在克服了困难，冲破了关卡之后，却又是最使人愉快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工作的事情记得比较少，可能是我没有在第一线，实际的工作都是同学们做的，缺乏切身的体会。倒是对“三同”、走路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在百贯屯住了12天，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农民“三同”。
支书家有十三口人，生活水平自然不高。同吃，倒没有什么，每餐一半大米一半玉米煮成稠粥，有一些青菜，我吃得很饱。十天后，支书的父亲放牛回来，我正在写宣传耕读小学的标语，他关心地对我说：“你来我这里瘦了，面也青了。真对不起，我的孩子多，经济困难，没有给你弄好吃的东西。”我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勉强弄好的，我也吃不下。再说，我吃得也很好呀！”贫下中农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有趣的是，有一次，懂壮话的女同学告诉我，说“你去公社开会的那天，我去找你，小弟弟、小妹妹说，马老师吃不饱，到街上吃东西了。”我楞了一下，所谓小孩的眼睛，是大人灵魂的镜子。我在内心深处进行了反思：我是不是有表现出不习惯他们生活的地方？说真的，来这里我吃得很饱，半大米半玉米的稠粥我是大碗大碗地吃，我饭量不大，却尽量多吃一些，蘑菇也很爱吃，不干净的碗筷我看也不看，小孩的口水鼻涕我也不嫌弃。我觉得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很艰苦的。也许是前几天我表现得拘束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