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作者及成书年代
《中庸》与《大学》一样,也是“四书”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但自汉以后,《中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就一直成为人们聚讼纷争的焦点,迄无定论。归纳起来,
也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子思作《中庸》”。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作《中庸》是为了保持孔子思想的真实性和延续性,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也认为,“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注引。宋朱熹也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朱熹认定《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种传统观点或由于其提出时间早(司马迁、郑玄),或由于其学术地位高(二程、朱熹),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直居主导地位。
(2)除了传统观点外,自宋欧阳修始,对《中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中庸》的作者不可能是子思。其说如此,是由于“传之谬”的缘故。参见《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因为《中庸》所提倡的“自明诚”、“自诚明”同孔子所经常讲的“志于学”、“必学而后成”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子思传承孔子真义,却又与《论语》所讲的孔子思想不同,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清学者崔述所持观点与欧阳修大同小异,他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迹,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