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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 
新华社北京2022年6月12日电
习近平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
值此《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是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超过1000名各界人士出席了当日的庆祝仪式，并参观了同时举办的《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图片展。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评价称，该报是一份“‘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依靠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办起来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个报纸之所以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它是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
1916年，英华将报馆卖给王郅隆，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任主编。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革新，例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革新版面。这些措施让 《大公报》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该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采纳多方观点。例如，长沙《大公报》聘请毛泽东为馆外撰述员，其中就一位新娘为反抗封建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他接连发表 9 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指出只有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才能解决问题。1923年，社长辞世，主编辞任，报纸难以为继。1925年停刊。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独资5万元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至此，“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要素正式合并。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之下，张季鸾始终坚守《大公报》独立办报、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不偏不倚、力主精诚团结。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
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把旅行见闻写出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通讯揭露了西北地方的弊政，描述人民的悲惨生活，第一次揭露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范长江名声大振。后《大公报》将范长江的旅行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1933年9月，《大公报》设立《文艺副刊》、后改为《文艺》，由沈从文等人主编。当时，很多大家以此为阵地。文采诗艺喷薄而发。进入三十年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尤其是《大公报》移师上海出版之后，《文艺副刊》更成为全国作家和文学青年风云机会的平台。胡适、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曹禺、冰心、矛盾、巴金、沈从文、老舍、林徽因......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都曾是《大公报》副刊的作者。
1935年，吴鼎昌辞任。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落户上海，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津沪版相继停刊。
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相继创办《大公报》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转辗迁徙导致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仍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在全国仍处于领先地位。
《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孟秋江以战士的姿态奔走，以笔代枪，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事新闻报道，生死命悬一线。《大公报》派驻孟秋江任南昌记者，负责采访东战场消息期间，他发表了《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湘北大捷的经过》等通讯。孟秋江深入战场一线跟踪报道，“用脚底板跑出大新闻”使得全国人民能够通过《大公报》如实地了解实时战况，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易名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经毛泽东同意改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
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后因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减，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成为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大公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出经济报刊应有的指导性作用。1966年9月，受文革影响被迫停刊，《大公报》改名《前进报》，并于当年 12月正式停办，从此退出中国大陆历史舞台。
1949年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共，政治色彩浓厚，在当地公信力较低，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同属香港的左派报纸。金庸早年在上海《大公报》任翻译，机缘巧合被调遣到香港《大公报》，并在此创作并连载了他名噪几代人的《书剑恩仇录》等武侠小说。
《大公报》以一张民营报刊的姿态，秉持民间立场，并希望以自己的舆论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它的办报理念闪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给当今报业很大的启发。
习近平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
值此《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评价称，该报是一份“‘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依靠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办起来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个报纸之所以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它是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
1916年，英华将报馆卖给王郅隆，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任主编。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革新，例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革新版面。这些措施让 《大公报》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该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采纳多方观点。例如，长沙《大公报》聘请毛泽东为馆外撰述员，其中就一位新娘为反抗封建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他接连发表 9 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指出只有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才能解决问题。1923年，社长辞世，主编辞任，报纸难以为继。1925年停刊。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独资5万元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至此，“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要素正式合并。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之下，张季鸾始终坚守《大公报》独立办报、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不偏不倚、力主精诚团结。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
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把旅行见闻写出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通讯揭露了西北地方的弊政，描述人民的悲惨生活，第一次揭露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范长江名声大振。后《大公报》将范长江的旅行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1933年9月，《大公报》设立《文艺副刊》、后改为《文艺》，由沈从文等人主编。当时，很多大家以此为阵地。文采诗艺喷薄而发。进入三十年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尤其是《大公报》移师上海出版之后，《文艺副刊》更成为全国作家和文学青年风云机会的平台。胡适、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曹禺、冰心、矛盾、巴金、沈从文、老舍、林徽因......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都曾是《大公报》副刊的作者。
1935年，吴鼎昌辞任。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落户上海，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津沪版相继停刊。
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相继创办《大公报》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转辗迁徙导致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仍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在全国仍处于领先地位。
《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孟秋江以战士的姿态奔走，以笔代枪，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事新闻报道，生死命悬一线。《大公报》派驻孟秋江任南昌记者，负责采访东战场消息期间，他发表了《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湘北大捷的经过》等通讯。孟秋江深入战场一线跟踪报道，“用脚底板跑出大新闻”使得全国人民能够通过《大公报》如实地了解实时战况，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易名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经毛泽东同意改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
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后因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减，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成为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大公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出经济报刊应有的指导性作用。1966年9月，受文革影响被迫停刊，《大公报》改名《前进报》，并于当年 12月正式停办，从此退出中国大陆历史舞台。
1949年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共，政治色彩浓厚，在当地公信力较低，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同属香港的左派报纸。金庸早年在上海《大公报》任翻译，机缘巧合被调遣到香港《大公报》，并在此创作并连载了他名噪几代人的《书剑恩仇录》等武侠小说。
《大公报》以一张民营报刊的姿态，秉持民间立场，并希望以自己的舆论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它的办报理念闪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给当今报业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