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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路485弄1号黄宗英的前生的寓所

2023-11-12 13:1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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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邨位于岳阳路与太原路之间的永嘉路485弄，外墙立面黄色水泥拉毛，窗与门用红砖框缀，造型呈凹凸状，追求立体感。住宅二排呈南北向，一排呈东西向，所以弄堂感觉很深。住宅南侧是瑞金宾馆。黄宗英兄妹初来上海曾经的寓所。
永嘉路485弄1号黄宗英的前生的寓所
地址 里弄 式样 建造年份 结构 房屋 建筑面积
永嘉路485弄 和平邨 新式里弄 1939年 混合三层 26幢 5817平方米

永嘉路485弄1号黄宗英的前生的寓所

那是1941年深秋，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我（黄宗英口述）到上海谋生去了。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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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我并不怵台。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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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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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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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一天黄导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兄妹就搬进卫乐园1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居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是戏剧界的学术专家。他们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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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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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和平邨的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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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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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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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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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就勉强扶他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躺在为病人查体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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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我只听到元同的喉咙里“咯”的一声，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待医生护士进来，才发现元同已经停止了呼吸，打强心针、做心脏按压……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说：“他被痰卡住了。”没人理我。医生用床单罩住了他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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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通道特别特别地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岁成了寡妇。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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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秦妈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我告别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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