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宁夏一厅级干部近日在北京一酒店内割腕自杀后，23日，现年57岁的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务副、党组书记孙启明主任在家中阳台晨练时坠楼身亡，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六起官员自杀事件（25日河南商报）。此前，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这些事件发生后，官员所在政府要么对死因三缄其口，要么自说自话。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官场生态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
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自杀的手段不一而足，自杀原因芜杂纷繁。很少政府部门及时向公众解疑释惑，就算媒体穷追猛打，也很难获知真相。以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自杀为例。从11月26日案发，27日邵阳市委宣传部提供消息说，杨宽生系精神抑郁自杀身亡。在“抑郁说”遭到家属和公众的质疑后，市县两级政府就没再对事件进行正面回应。并且死者的遗书、手机等遗物，对家属和媒体都成了神秘之物。一方面定性抑郁自杀，一方面却因“正常工作需要”调整了书记、市长的工作。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疑释惑，也太低估公众的智商了吧。见过巧合的，却没见过这么巧合的。在政府新闻发布已成机制的今天，武冈市将一个副市长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作为密级信息封锁，实在让人大为不解大跌眼镜。
官员自杀了，真相却被他杀。既然真相玩起了躲猫猫，你就别怪猜测和传闻在大街上裸奔。因为握有公权力的官员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代表着政府及其部门的形象，发生在其身上的非正常事件，不仅仅是个人的举动，更内涵着行政行为因素。公众有知情的诉求，政府部门也应该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五花八门的猜测和传闻不仅仅只对自杀者不利，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
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是社会地位和待遇保障最有优厚的一个阶层，没有一般老百姓面临的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难题。因此公众对自杀官员的第一反映往往是“畏罪自杀”。而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自杀官员是因涉及贪腐大案，担心受到惩处而选择自杀。如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后，官方调查后公布宋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今年4月自杀于家中的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自杀前曾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