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润墨香谈谈玉带钩的演变（转载）

2013-02-28 15:3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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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玉带钩的演变（新石器至春秋）
玉带钩为何物呢？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它是腰带的一个组件。笔者认为正确地理解它应该是一根纪系器物的环套连接之构件，它的形式有穿孔和双、单面勾套，起到了连接的作用。带钩的制作材料繁多，这类和形制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而玉带钩就是这种演变过程中存在时间最长，变化最为富有个性的一种。它的本身说携带的历史遗痕，代表了其丰富的传承与延续的过程信息，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气息的个性。研究和探讨玉带钩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的认识其特有的与历史相符的一些内涵，可以使我们在鉴赏中到得无尽的乐趣。

良渚文化玉带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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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齐大公世家》记载：“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遮兵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即齐恒公也，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明确谈到带钩的叙述。但我想《史记》提到的带钩应该属于金属类的，而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根据已知出土文物的证实，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汇观山、横山，以及江苏的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的福泉山墓葬中都有这类玉质器物发现。所以说玉带钩的演变是一部从史前到明清年间所看得见的实物史书，虽然它在夏商周曾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我们不可否认地在西周以后又见到了它的影踪。这个现象是否存在传承着关联，或者是又一次再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我们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玉带钩出土，原来均搁置于逝者的腰部、腰下或腰侧，一般呈长方形，光素无纹。在一个平面的两端形成一穿，一钩状的形制，而且这个平面应该是反面。杨建芳老师在相关论文中把这种形制称之为“同向带钩”。良渚文化衰亡至西周末期，带钩不知什么原因而再也没有出现，直至春秋中晚期才又悄然现身。春秋时期出现的玉带钩，明显在加工艺上复杂于良渚文化。许多专家认为它是受到金属带钩的启发所形成的。也就是说春秋时期出现的带钩与良渚文化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它才是后世玉带钩的发轫。春秋时期玉带钩为“方向带钩”有无钮带钩、有钮带钩和钩首双向正反这几种形制。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口出土的大量陶俑身上可以基本了解它的功能，并清晰地反映了这些带钩的用处。至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对春秋晚期的遗址发掘中仅发现了七件玉带钩，但是这些玉带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不同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传统。例如；中原地区玉带钩钩首都是龙、兽碾琢与上。钩身均为长条形；而楚式玉带钩往往都是铲形的，钩首碾琢呈鸭首或蛇首形象。这些形制上的差异充分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传统文化的不同历史渊源，也反映了当时不同民族的社会意识所产生的不同信仰。
春秋中期墓葬中所见的玉带钩已具备了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完整结构，其分布区域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西周时期是否有玉带钩存在，有待于今后出土实物补证。带钩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古代衣冠服饰的演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春秋以前的衣着形制，是上体的“衣”与下体的“裳”分开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衣冠服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出现上衣、下裳联为一体的“深衣”，这种服饰制度的变革使革质腰带——革的大量使用与流行成为可能，用于扣系带的带钩亦随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春秋之前的带钩很难发现，这或与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有关。

春秋鸟形首玉带钩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春秋鸭首形玉带钩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

春秋蛇首形玉带钩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

春秋秦云纹玉带钩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许多学者都认为春秋时期的玉带钩是玉带钩出现的发轫。这种形制器物出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楚式玉器的领域之间，说明了楚文化地区对这一器物的钟爱和认可与使用，其造型应该是以后战国楚式玉带钩的雏形，这些复杂的纹饰和造形为以后的发展做了很好地铺垫。换句话说，以玉做带钩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楚文化地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可以从柱形钮的无帽柱或只将柱形钮作为凹腰状与战国以后玉带钩都带有显著的柱帽的区别要领记住，那也就不失为鉴赏断代的很好参考要点了。
玉润墨香工作室撰稿

谈谈玉带钩的演变（战国）

勾云纹龙首带钩战国

在商周时期人们均用丝帛或麻布材料制作成宽带来作为腰带使用的。《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 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 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由于在绅带上不好佩挂饰件，故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的，这个样子从美观上来说是有欠缺的。当时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到了外面来，这其实就是现代腰带的雏形。
《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就说明了当时使用革带的方法和现状。当时的革带的制作变的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均有玉带钩出现。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推测，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等多种方式，甚至我们可以见到较长的衣钩这种挂钩方式至今仍被憎人们在袈裟上使用。
战国早期的玉带钩一般体型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最小的不足2厘米。雕琢工艺简单，多为水禽形，钩首向上回望，体背设钮，素面或刻卷雷纹。钩钮多靠近钩尾，随着年代后移，钩钮有渐离尾部而向体中部靠近之势，长度亦渐趋加长。到了战国中、晚期，玉带钩的制作与使用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出土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制作工艺精，其形制、长度、纹饰较前有了很大变化，但由钩首、钩体、钩钮组成的完备形态已经定型，时代特征较为明显。体形较小的水禽形玉带钩依然沿用，但头小，颈部变细，腹面为素面或上刻细阴线纹，腹背面置钮，钮顶端大而圆。另一类常见的细长曲棒形玉带钩，体长而扁宽，有的腹部呈扁柱状，钩首多为龙首形，龙首刻琢简约，嘴短宽，圆眼外凸，仅见轮廓，腹面为素面或上刻几何、兽面纹，钮端部多方扁状，宽度约等同钩身。还有一类短宽形带钩也较流行，此类器钩首略呈方形，颈腹部同宽，多素面，有的在钩首或腹面刻有凸起的弦纹。这一时期玉带钩钩钮继续远离钩尾而向体中央移动，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个别已移至钩体中部位置。带钩长度超过10厘米的已屡见不鲜，也有个别长度超过20厘米的。
当时的带钩制作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除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雕镂花纹外，有的还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在铜或银上鎏金，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也曾出土了十分精美的玉带钩。中原疆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晚期已开始普遍使用了。

笔者在对战国带钩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战国时期的带钩不但使用的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也十分考究。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形式虽然变化多端，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战国带钩的形制基本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从整体来看可分为；钩首当时以龙首最为流行次为兽首、鸟首。此间鸭、蛇造型也已初见端倪，龙首一般较为狭长，形象比较写实，但也有极个别的已趋以简化；钩身纹饰与春秋相比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浅浮雕纹饰促使了龙纹分解后的长尾蝌蚪纹和谷文，除流行兽面纹、勾连云纹、双钩龙头纹这些阴线刻琢的纹饰外，还有比较特别的楚式螭纹、花朵纹、串贝纹、方形、T字形、网格纹和简化的绞丝纹，这些纹饰兼或容纳有多个像生纹样，纹饰显得十分细致、繁缛和复杂，并出现了镂雕的工艺；龙尾在当时出现了龙、虎这些以往少见的形制，依然保持着圆弧的造型；钩钮已经完整地具备了钮柱与钮帽的完美结合。在带钩的反面已经钮帽上常常会有阴刻的纹饰出现。
那么楚式带钩又有那些特征呢？战国时期楚式玉带钩出土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除了固有的铲式带钩外，也出现了长条、截头、多节、拇指形、琵琶形、仿多节形以及双身式和出廓式等；钩首，多为写实的龙、兽类，形制较为多元化，眼、鼻耳、角，间或腮部刻有鬃毛，也有在上腭部刻出牙齿的。另外就是一种运用较为特殊抽象地雕琢方式刻画了龙头、鸭头或鸟头，这些抽象的表现均没有刻画细节，例如眼或鼻；钩身，之间或宽并略低于边棱，有时会加刻多道等距离的线槽或钩身截面呈首窄尾宽的双层式（截面呈不等边六角形的坛台状）。其纹饰有平行凸弦纹、反向斜叠圆首的尖钩纹、S纹、变形卷云纹以及方形、T形、不规则网格、花叶、花朵、串贝颈圈纹和螭纹、兽面纹、凤鸟纹、鸟首鱼尾纹等。在弧形钩尾处的正反两面的一个面上往往会用阴线来碾琢一个兽面。
越式带钩目前可以明确的只有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中期越墓M1和无锡鸿山战国中期DIIM1出土的玉带钩了。鼻子山出土的玉带钩扁平似琵琶形钩首内弯，钩尾呈截断形，钩身中部刻有方形涡纹两边分别刻着简化的弦纹，具有明显楚式的特征。但其钩身碾琢的方形涡纹以及两边的弦纹却是楚式所未见的。无锡鸿山战国中期DIIM1出土的玉带钩整体似铲形，背面光素。钩首内弯呈蛇首状碾琢有鱼鳞纹，在钩首颈部刻有方格四个，其中对角方框内刻有斜线网格纹间以浅浮雕谷纹。钩身中部的绞丝纹环内中央刻有一椭圆形，其中阴斜线网格纹，其外框镂雕四只凤鸟四角向内出凤首。与凤身相连接的为四条蛇身，蛇首穿过绞丝纹环与钩首与钩尾背向对称分布。这件玉带钩仅在形制上还可以看到楚式的影子，碾琢纹饰的表现和工艺都符合与越式玉器的特征。但它和鼻子山战国中期越墓M1出土的玉带钩一样，都受到了楚式玉雕的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在鸿山贵族墓玉带钩上出现的错位对称方形斜线网格纹它与中山国玉雕纹饰有着雷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错金嵌玉铁带钩战国中期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

错金嵌玉铁带钩局部

鎏金镶玉带钩战国中期 1978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58号墓出土

玉带钩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云纹铁芯玉带钩秦代河南泌阳县官庄秦代墓出土

铁芯玉带钩战国河南洛阳针织长战国墓地出土

素面玉带钩战国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

玉带钩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勾云纹玉带钩战国浙江安吉高禹镇吟诗村出土

玉带钩战国湖南长沙五里牌五号墓出土

马头形玉带钩战国河南淮阳平粮台出土

素面玉带钩战国早期山西侯马西高祭祀遗址138号坑出土

龙首玉带钩战国晚期陕西长安茅坡村十五号秦墓出土

嵌玉玉带钩战国晚期陕西西安北郊尤家庄二十号墓出土

牌形玉带钩战国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出土

蛇凤纹玉带钩战国江苏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鎏金嵌玉镶琉璃兽首银带钩战国中期河南辉县固围村五号墓出土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古玉研究论文续集》玉带钩的起源与演义,杨建芳著
《鸿山越墓出土玉器》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著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刘云辉著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玉器卷》

玉润墨香工作室撰稿
谈谈玉带钩的演变（两汉）

（西汉）江苏江都汉王墓出土龙首玉带钩局部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并有所变化和发展。礼仪性的玉器 (所谓“瑞玉” )较前减少，组成佩饰的各种佩玉在种类上趋于简化，用于丧葬的玉器显著增加，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也有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和镶玉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一些像生类玉器也有了现实感和生命力，形神能巧妙地结合于一体，这些都为先秦玉器所不及。当时儒家道德学说从礼制上维护了封建国家制度的巩固，到汉武帝首先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以礼器、佩饰为主的儒家玉器体系，也得到了大力扶持和发展。而当时国势强盛的中原同西域的交通来往又甚为方便，故玉材来源较为便捷丰富。这些原因促使了汉代玉器在继承前朝琢玉精华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玉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并由此奠定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基本格局，以致“汉玉”一词几乎成了古代玉器精品的代称。
玉带钩，顾名思义即玉制的钩，有带钩,帘钩,帐钩等。带钩又名'犀比'.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发明,用以钩连腰带.带钩有铜,玉两种，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从考古出土比较有影响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怀王刘修墓、简王刘焉墓、穆王刘畅墓、山东巨野昌邑哀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北京市大葆台广阳王夫妇墓、广州南越王墓、河南省商丘梁王墓、江苏铜山小龟山等西汉墓分析来看，汉代出土玉器范围遍布全国，数量大而集中，而玉带钩在这些遗址的出土玉器之中均有出现。
　　西汉时期是玉带钩发展的鼎盛时期，玉带钩的制作在继承战国器型和技法的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异形带钩。汉早中期的玉带钩，钩身素面较多，有纹饰的仍以勾云纹、谷纹、菱形纹为主。此外还有用浅浮雕、高浮雕在钩峰琢龙、螭、云头形象的。至西汉晚期，玉带钩制作用料非常考究，刀法简约大气，琢磨抛光细腻，纹饰线条粗犷挺劲、简洁精整，娴熟自然、圆润流畅，尽显独特艺术的魅力。当时，带钩的形式有传统形的带钩有长条形、琵琶形、螳螂肚形，长条形的断面有圆棒形、方形抹棱和矩形。其造型曲线优美，棱角分明，钩首除原有的螭首、龙首外，出现了鸭头状等新颖的造型。
在汉代早期，玉带钩出土数量较多，其造型大多通体光素无纹。钩首雕琢得体简洁，造型仅存轮廓，也有寥寥几刀略作修饰，但皆为粗犷有力。钩身有阴刻纹饰，线条朴素简单，挺拔有力。有的仅在钩面上琢磨几道弦纹，或在两道弦纹中间，用压铊斜磨方法，形成纵向凹槽，看似凸脊一般。但更重要的是西汉时期玉带钩的钩面上，开始出现了浅浮雕的螭虎、凤鸟等纹饰。前代流行的禽鸟形带钩到汉依然十分常见，但钩首、颈部变的更加细长，钩身宽而略薄，钮端多呈扁平状长椭圆形，整器造型夸张抽象，着重突出禽鸟的动态美，钩体大多素面无纹。少数亦见纹饰精美者，纹饰刻画一般作减地浅浮雕卷云纹，边缘多有阴刻平行线、云气纹、短斜线纹、网纹等，构图线条流畅。螭虎纹带钩琢磨成浅浮雕状，螭虎头形短宽，足有两尖爪，这种新器形的纹饰是汉代以前未曾见过的。汉代还流行一类兽首形玉带钩，体做曲棒形琵琶状，多素面无纹或钩体上部斜磨几道凸棱，钩首刻几条粗阴线，刀法极为简练。在汉代玉带钩柱部分开始渐离钩尾，向钩体中部靠拢。而东汉钩柱几乎都在钮体中部位置或附近。西汉中晚期，玉带钩长度及大小，开始向小型化发展，长度超过10厘米的带钩可见甚少。到东汉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既有长度不足2厘米的，也有长度大于20cm的大小不同带钩，而10～15厘米的玉带钩，较西汉时的数量有所增多。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玉带钩制作和使用进入了衰落阶段，根据出土资料和实物来看数量锐减，就是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也是形制简陋单调，而至东晋之后玉带钩更是成了罕见之物。这种情况证明了当时玉带钩的实用意义在衰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才有所改变。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魏晋时期，胡人南下入主中原，将其使用带扣系结腰带的传统传至中原地区。《后汉书·舆服传》及《隋书·礼仪志》记为“带”，宋《礼书》称为“钩鲽”，相比玉带钩，具有使用方便、结构合理、固定结实牢靠等优点，因而传至中原地区后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并普遍使用。故，带钩在这个时期的衰落应与流行腰带带头形制的变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