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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的雅利安学说破产之后，上个世纪50年代，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的德国女学者金布塔斯（M.Gimbutas）率先提出的雅利安人“黑海-里海起源学说”逐渐被学界所接受。
向东这支叫Tocharian吐火罗
她提出，印欧语系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部到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即里海北岸）。这是一种主要基于考古发现而确立起来的理论。金布塔斯认为，在原始印欧语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他们的葬俗。他们将死者埋于地下的墓穴中，一个墓穴可能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所埋的一般为一个妇女加一两个孩子，或一对成年男女加几个孩子；墓室用石头或木头筑成房屋状，可能表示墓穴即为死者之住房，然后再在墓顶上建造一个圆形的小坟丘。由于这种坟丘在俄语中被称作“кургáн”，意思是“坟冢”。所以，吉布塔在1956年出版的《东欧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Easten Europe）中将原始印欧语文化称作“Kurgan Culture”，可以译为“坟冢文化”。由于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最具特色，也被称为“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
金布塔斯的墓冢理论得到比较语言学的佐证，印欧语在亲缘关系上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最为接近，这个语系最主要的代表语言是匈牙利语和芬兰语。这种语言起源于乌拉尔山的中部地区，这一地区与印欧语系的发源地里海北岸草原地区又是相邻的，因此印欧语系与乌拉尔语系具有密切的联系。
金布塔斯认为，生活在里海北岸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后来逐渐向外扩展。在里海东部，形成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进而发展成为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900年）。这些遗迹都是伏尔加河流域原始印欧语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根据金布塔斯的说法，原始印欧语居民向西共有3次大的扩张运动。第一次向西扩张发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300年前，他们在现在的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也就是乌克兰南部草原获得了统治地位，创造出了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文化；他们还进而向西渗透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影响一直波及到巴尔干半岛北部。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聂伯河西岸，距离基辅250公里的属于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遗址德列夫卡，发现了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马嚼子，这个遗迹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属于“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遗迹，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驯养马匹的证据。
马的驯养在人类迁徙和战争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原始的雅利安人还被认为是轮辐战车的发明者。这两项重要发明使得原始的雅利安人不但迁徙范围空前广阔，而且在对非雅利安民族的征战中具有强大的优势。
原始雅利安人的第二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雅利安人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及波罗的海南岸，而多瑙河流域的土著文化则由于与原始印欧语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为全新的文化。第三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至前2900年前，印欧语居民来到希腊，同时中欧与北欧也被“印欧语化”。
而我们熟知的通常意义上的一次“雅利安人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赫梯帝国、米坦尼王国，和雅利安入侵南亚次大陆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雅利安人或张对应的就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它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根据最初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中心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发掘的墓地而定名。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考古遗迹分布非常广泛，从我国的新疆西部一直延伸到东欧。南部可达到阿富汗北部。
在金布塔斯看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欧洲实际上就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原始印欧语雅利安文化区，另一个则由非印欧语居民占据的古欧洲。原始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原始印欧语，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实行父系家长制统治，崇拜太阳神，好战，熟练驾驭马及车子，制陶及建筑技术都不发达。与此相反，“古欧洲”的非印欧语居民则是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实行母系统治，崇拜月神及死亡女神，崇尚和平，建筑、制陶及艺术发达。因此，这“两个欧洲”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上都不相同。发源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凭借着技术优势，（马和轮辐战车），逐步征服了非印欧语居民，使欧洲“印欧语化”（二战之后，由于“雅利安”一词的纳粹色彩，加上金布塔斯的德籍身份，她在自己的书中避讳使用“雅利安”一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所指的“印欧语”文化，和“雅利安化”实质相同）。在这个“印欧语化”的过程中，欧洲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从和平的社会转变为尚武的社会，同时，原先非印欧语文化的一些因素也被吸收到印欧语文化中。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来源于印欧语文化与非印欧语文化的融合。
早期，金布塔斯的“坟冢假说”只是关于原始雅利安人迁徙的众多理论中的一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DNA分子遗传学被应用到古人类研究之中，金布塔斯的理论的到分子遗传学的印证而被广泛接受。
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上个世纪80年代，DNA遗传学研究被应用到了古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对古人类研究的众多颠覆性成果。其实，早期的分子遗传学被应用到古人类研究之中并非为了发现雅利安人迁徙的证据，而是更为宏大的目标——揭开人类起源之谜。
直达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会告诉我们，华夏的祖先起源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过去说是50万年以前，现在重新修订了年代，可以上溯到70万年以前。而就在周口店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距今仅仅2万年的山顶洞人，于是人们很自然的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但是通过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世界范围内对于各个种族民族的DNA基因遗传学研究的跨国研究却显示出，北京猿人跟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地球最近的一次距今10万年的冰河期来临之前已经灭绝，而所有现代人都来自于15万年前的非洲智人。
从考古学上的佐证是，在距今10万年，到四万年这个区间段的文化层中，中国各地都没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证据。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证据，最主要的证据来自分子遗传学，而这也是解释雅利安人迁徙的最有力的证据。
我们知道，人类的DNA染色体有23对46条，其中22对44条为常规染色体，而特别的一对是性染色体。XX为女性，XY为男性。而研究针对的就是这条最为特殊的Y染色体上。由于他只存在与男性身上，所以可以描绘出父系遗传和迁徙的脉络。（各位女性这点上对不住了）
在DNA上，A\G\C\T四种功能性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不同组合，代表了不同的遗传密码，会形成不同的遗传性征。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在这四种功能性核苷酸之外，还大量存在着非功能性核苷酸，性质类似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它们过了几千几百年会自由地发生一次变化，例如原本A的地方出现C。这种变化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不承担自然选择的压力。这种变异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正是这种SNP单核苷酸多态性记载了人类遗传和迁徙的信息。
根据数以十万计的抽样统计，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现代人，都是15万年以前的非洲智人的后代，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基因突变特征。
而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细化，学者们发现了各个种族、民族之间存在的相同或不同的特别突变。而根据不同年代的古人类基因分析，这些不同突变的发生时间也逐渐被勾勒出来，构成了不同的种族人群特征，学名叫做“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类群”（Human Y-chromosome DNA haplogroups）。例如，我们汉族和藏族在M122位置上以及它的分支M134位置上都有相同的突变，而分化时间是大约5000年前，这说明汉族和藏族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们要讨论的雅利安人。
与雅利安人迁徙密切相关的遗传特征标记是R1a1-M17,M198的突变特征，单倍类群为“R1a1”。
“R1a1”单倍类群被认为出现在距今1.3万年到7600年前，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也就是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也就是坟冢文化的发源地。
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中的人体DNA检测中发现早期的青铜时代的遗骸，几乎完全属于单倍型类群R1a1，如果算上铁器时代的遗骸，R1a1的比例是77%。同时DNA鉴定他们大部分是眼睛蓝色或绿色、浅肤色、浅髪色。我们刚才说过，“安德罗诺沃文化”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大迁徙留存下来的遗迹。那么，DNA的检测似乎印证了纳粹对于雅利安人“金发碧眼”描述。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通过DNA检测确定那些群体带有“R1a1”单倍类群的特征明显，可以确定现代人那些是原始雅利安人的后代。这个检测结果令人瞠目。
结果显示，其中：位于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伊什卡希姆人(Ishkashimi)的“R1a1”单倍类群的比例最高，达到68%
向东这支叫Tocharian吐火罗
她提出，印欧语系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部到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即里海北岸）。这是一种主要基于考古发现而确立起来的理论。金布塔斯认为，在原始印欧语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他们的葬俗。他们将死者埋于地下的墓穴中，一个墓穴可能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所埋的一般为一个妇女加一两个孩子，或一对成年男女加几个孩子；墓室用石头或木头筑成房屋状，可能表示墓穴即为死者之住房，然后再在墓顶上建造一个圆形的小坟丘。由于这种坟丘在俄语中被称作“кургáн”，意思是“坟冢”。所以，吉布塔在1956年出版的《东欧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Easten Europe）中将原始印欧语文化称作“Kurgan Culture”，可以译为“坟冢文化”。由于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最具特色，也被称为“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
金布塔斯的墓冢理论得到比较语言学的佐证，印欧语在亲缘关系上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最为接近，这个语系最主要的代表语言是匈牙利语和芬兰语。这种语言起源于乌拉尔山的中部地区，这一地区与印欧语系的发源地里海北岸草原地区又是相邻的，因此印欧语系与乌拉尔语系具有密切的联系。
金布塔斯认为，生活在里海北岸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后来逐渐向外扩展。在里海东部，形成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进而发展成为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900年）。这些遗迹都是伏尔加河流域原始印欧语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根据金布塔斯的说法，原始印欧语居民向西共有3次大的扩张运动。第一次向西扩张发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300年前，他们在现在的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也就是乌克兰南部草原获得了统治地位，创造出了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文化；他们还进而向西渗透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影响一直波及到巴尔干半岛北部。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聂伯河西岸，距离基辅250公里的属于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遗址德列夫卡，发现了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马嚼子，这个遗迹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属于“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遗迹，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驯养马匹的证据。
马的驯养在人类迁徙和战争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原始的雅利安人还被认为是轮辐战车的发明者。这两项重要发明使得原始的雅利安人不但迁徙范围空前广阔，而且在对非雅利安民族的征战中具有强大的优势。
原始雅利安人的第二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雅利安人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及波罗的海南岸，而多瑙河流域的土著文化则由于与原始印欧语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为全新的文化。第三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至前2900年前，印欧语居民来到希腊，同时中欧与北欧也被“印欧语化”。
而我们熟知的通常意义上的一次“雅利安人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赫梯帝国、米坦尼王国，和雅利安入侵南亚次大陆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雅利安人或张对应的就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它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根据最初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中心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发掘的墓地而定名。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考古遗迹分布非常广泛，从我国的新疆西部一直延伸到东欧。南部可达到阿富汗北部。
在金布塔斯看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欧洲实际上就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原始印欧语雅利安文化区，另一个则由非印欧语居民占据的古欧洲。原始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原始印欧语，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实行父系家长制统治，崇拜太阳神，好战，熟练驾驭马及车子，制陶及建筑技术都不发达。与此相反，“古欧洲”的非印欧语居民则是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实行母系统治，崇拜月神及死亡女神，崇尚和平，建筑、制陶及艺术发达。因此，这“两个欧洲”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上都不相同。发源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凭借着技术优势，（马和轮辐战车），逐步征服了非印欧语居民，使欧洲“印欧语化”（二战之后，由于“雅利安”一词的纳粹色彩，加上金布塔斯的德籍身份，她在自己的书中避讳使用“雅利安”一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所指的“印欧语”文化，和“雅利安化”实质相同）。在这个“印欧语化”的过程中，欧洲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从和平的社会转变为尚武的社会，同时，原先非印欧语文化的一些因素也被吸收到印欧语文化中。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来源于印欧语文化与非印欧语文化的融合。
早期，金布塔斯的“坟冢假说”只是关于原始雅利安人迁徙的众多理论中的一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DNA分子遗传学被应用到古人类研究之中，金布塔斯的理论的到分子遗传学的印证而被广泛接受。
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上个世纪80年代，DNA遗传学研究被应用到了古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对古人类研究的众多颠覆性成果。其实，早期的分子遗传学被应用到古人类研究之中并非为了发现雅利安人迁徙的证据，而是更为宏大的目标——揭开人类起源之谜。
直达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会告诉我们，华夏的祖先起源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过去说是50万年以前，现在重新修订了年代，可以上溯到70万年以前。而就在周口店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距今仅仅2万年的山顶洞人，于是人们很自然的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但是通过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世界范围内对于各个种族民族的DNA基因遗传学研究的跨国研究却显示出，北京猿人跟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地球最近的一次距今10万年的冰河期来临之前已经灭绝，而所有现代人都来自于15万年前的非洲智人。
从考古学上的佐证是，在距今10万年，到四万年这个区间段的文化层中，中国各地都没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证据。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证据，最主要的证据来自分子遗传学，而这也是解释雅利安人迁徙的最有力的证据。
我们知道，人类的DNA染色体有23对46条，其中22对44条为常规染色体，而特别的一对是性染色体。XX为女性，XY为男性。而研究针对的就是这条最为特殊的Y染色体上。由于他只存在与男性身上，所以可以描绘出父系遗传和迁徙的脉络。（各位女性这点上对不住了）
在DNA上，A\G\C\T四种功能性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不同组合，代表了不同的遗传密码，会形成不同的遗传性征。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在这四种功能性核苷酸之外，还大量存在着非功能性核苷酸，性质类似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它们过了几千几百年会自由地发生一次变化，例如原本A的地方出现C。这种变化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不承担自然选择的压力。这种变异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正是这种SNP单核苷酸多态性记载了人类遗传和迁徙的信息。
根据数以十万计的抽样统计，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现代人，都是15万年以前的非洲智人的后代，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基因突变特征。
而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细化，学者们发现了各个种族、民族之间存在的相同或不同的特别突变。而根据不同年代的古人类基因分析，这些不同突变的发生时间也逐渐被勾勒出来，构成了不同的种族人群特征，学名叫做“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类群”（Human Y-chromosome DNA haplogroups）。例如，我们汉族和藏族在M122位置上以及它的分支M134位置上都有相同的突变，而分化时间是大约5000年前，这说明汉族和藏族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们要讨论的雅利安人。
与雅利安人迁徙密切相关的遗传特征标记是R1a1-M17,M198的突变特征，单倍类群为“R1a1”。
“R1a1”单倍类群被认为出现在距今1.3万年到7600年前，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也就是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也就是坟冢文化的发源地。
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中的人体DNA检测中发现早期的青铜时代的遗骸，几乎完全属于单倍型类群R1a1，如果算上铁器时代的遗骸，R1a1的比例是77%。同时DNA鉴定他们大部分是眼睛蓝色或绿色、浅肤色、浅髪色。我们刚才说过，“安德罗诺沃文化”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大迁徙留存下来的遗迹。那么，DNA的检测似乎印证了纳粹对于雅利安人“金发碧眼”描述。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通过DNA检测确定那些群体带有“R1a1”单倍类群的特征明显，可以确定现代人那些是原始雅利安人的后代。这个检测结果令人瞠目。
结果显示，其中：位于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伊什卡希姆人(Ishkashimi)的“R1a1”单倍类群的比例最高，达到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