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ay of life(一種活出生命的方式)# 日期:2011年12月1日 地點:USM(馬來西亞科技大學) 導修題目: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 記錄:劉肇惠( Citiplus義工組成員) 導修內容: 最早提倡結構社會工作: 加拿大學者Maurice
Moreau在參考論文:http://www2.carleton.ca/socialwork/ccms/wp-content/ccms-files/BenCarniolArticle.pdf最早提倡; 「批判的社會理論」有別於主流社會政策,它分析和理解社會現象,是為了改變現狀和挑戰社會壓迫; 之所以是因為:用「結構」字眼 -突出社會現狀和挑戰(不能)像保守派或自由派那樣歸咎於個人; -真正需要改變的是社會結構而不是個人特性; -更具理論和政治實踐潛力,因它關注所有被壓迫群體; -用「結構」這字眼在加拿大更容易被接受並逐步採納成為主要的社會工作觀點。 回顧西方國家結構社會工作的發展: 結構社會工作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Settlement House
Movmente(簡介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Settlement_movement),但現代結構社會工作是從1975年開始的。那年在英國、美國和澳洲都分別出版了結構社會工作的著作。其共同主題有三: 一是批判作為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資本主義,指出它跟人類需要是對立的; 二是批判主流社會工作不自覺地擔當了資本主義的代理人; 三是呼籲一種解放的、進步的社會工作實踐,這種實踐有助於把資本主義轉變為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的特點:聚焦階級的不公、主張提升服務使用者的意識令其明白資本主義怎樣剝削他們;鼓勵服務使用者組織及動員起來;加入工會運動;爭取增加福利;支持傾向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當選。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也回應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和反種族主義社會工作提出的批評。 1980年代是結構社會工作衰落期。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向全球化和彈性化轉變;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確立霸權。新時期令很多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分析變得過時和相對。 即使如此,1980年代結構社會工作仍然有發展:Mary
Langan and Phil
Lee在1989年出版的《Radical
Social Work
Today》(今天的進步社會工作)
論文集探索在社工工作量增加、主流傳媒和政客對社工大肆批評,和婦女、殘疾人等新興服務使用者運動興起的新環境之下如何推動進步實踐。 Bob Mullaly的《The
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 Ideology, Theory,
Practice》 在1993年第一版提出「結構社會工作」。採用「批判的社會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和框架的原因是: 與Jan Fook
在1993年澳洲出版的《Radical
Casework》(進步個案工作),在1990年代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前者長於理論而後者長於實務。 第一版雖然注意到除了階級壓迫以外的基於性別、種族、殘疾等因素的其他方面的壓迫,但沒有給予足夠注意;另外,仍然採用現代主義,例如西方現代性、普遍主義的框架,沒有很強的後現代主義取向。 1997年出第二版。它參考了David Harvey
1990年的《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後現代狀況)
一書關於戰後資本主義向全球資本主義轉化的觀點。 並特設「壓迫」一章,認為資本主義和階級關係並不是構成社會現狀和挑戰與及社會排斥的主要根據,而更多是源於主導/從屬關係的剝削和壓迫導致種種社會現狀。階級歧視/階級優越論(Classism)是壓迫的其中一種形式和來源,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和來源(後來發展的「反壓迫實務」多少受其啟發)。 第二版更包括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評,而後者既包括主流社會工作,也包括早期的進步社會工作。認為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兩者並非對抗而是可以互補。 1997年前後結構社會工作學派的文獻增多,出版的文獻還包括Jim
Ife , Peter Leonard , Ben Carniol , David Gil , Bob Pease and Jan
Fook , Lena Dominelli等人的著述。 第二版的不足是:缺乏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下種種壓迫的真正計劃和戰略;對後現代身份政治和微觀政治重視不夠,結構社會工作的主導範式仍然是普遍主義、本質主義等現代主義概念。 10年後的2007年本書再次修訂,書名亦改為《新結構社會工作》。 時代背景的特點:全球化主張的終結、出現反全球化運動、更多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修訂版嘗試超越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立,為結構社會工作奠下更好的理論基礎。 簡單來說,結構社會工作是批判理論結合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去理解社會工作。批判理論是對現行那種,用資本主義方式放進社會工作的實踐的批判。 Bob Mullaly本身是富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工作者,今天導修課選用這本書是因為較容易明白,並且結合了現代和後現代思想,涵蓋層面比較廣。 第一部份「尋找範式」(1-8章) 揭示當代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如何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即使這樣,仍然可以創造一種另類的社會工作模式,它能堅持社會解放、社會轉變而不是社會控制;同時分析社會工作的兩大主要觀點:保守觀點(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進步觀點(社會民主主義)對人類本質、社會、國家、社會公義、社會轉變、社會/政治/經濟信念以及對社會現況、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的觀點,同時分析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第三條路」的有關觀點。 第二部份「結構社會工作理論與壓迫」(9-10章) 是結構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特別聚焦於對壓迫的分析。進步社會工作基本上是跟社會主義範式(社會民主主義)一致,但需要revitalized
socialism(振興/更新的社會主義),,而不是那種持普遍性解放計劃的20世紀舊式的社會主義。它需與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和反種族主義一道反對宰制;擴展基於種族、年齡、文化、能力等的排斥、抑制和歧視的分析,而有別於未經重構的現代主義版本的社會主義。 第三部份「結構社會工作:實務元素」(11-12章) 提供社工在機構如何推動結構社會工作的做法、策略和手法。認為結構社會工作不僅僅是一門技巧、手法或道德實踐,本質上它是a
way of
life(活出生命的方式)。 Bob
Mullaly在11章:先改變人的意識 11章講述在改革社會之前先改變人的意識,因為在社會工作中推行社會改革是希望人有意識提升(或稱process
goal過程目標),而11章正正是講述如何推動人的意識提升,亦稱為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11章:在系統內工作並反對系統: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主流社會工作多是認同現有秩序,強化和延伸主流世界觀。但結構社會工作嘗試去改變,因而提出了transform(大改變),指向是如何貢獻於社會改變,換句話說,結構社會工作是指為社會改變作出貢獻。作者提出了兩種取向,服務使用者本身已是制度的受害者,如父權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受壓迫者,社工便是向他們作出人道關懷。Bob
Mullaly有humanism(人道主義)和egalitarianism(平等主義)兩種價值取向。前者是指對人的實質關懷,後者是指以社會主義角度去推動社會改變。 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協助人大規模的意識提升,令人意識到dominant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社會上宰制的關係)亦是操控和被操控的關係,如弱勢社群被社會疏離。 Radical
Egalitarianism基進平等主義: 社會改變與人的改變是同步進行,以兩性平等為例,教育和立法是沒有矛盾的,因此立法作了示範作用,推動人的意識改變。人的改變和社會改變是互相循環的,因此,不能以先做意識提升,然後再改變社會的角度思考。思源分享自己經驗,通常服務使用者在參與行動後再反思才有意識提升。因此,最好意識提升的方法是直接參與行動,兩者同步進行。 Human
relationship個人及人際工作 社會工作是要與受壓迫的服務使用者建立他的強處、力量,再協助服務使用者團結,以行動去抗衡壓迫。此行動方法可以是個人、亦可以是集體。Bob
Mullaly提醒我們不要de-contextualize(抽離社會背景),要把服務使用者的情況contextualization(處境化),例如我們的思考常很快想到要如何解決問題,忽略問題的處境因素。因此我們不要desocialize(抽離社教化)背景,例如,案主之所以擔心自己沒有做好婦女角色,亦可能是男權主義制度下社教化的結果。 特別要留意的是社工和服務使用者有否產生壓迫關係,有時我們希望趕快完成工作,又如服務使用者是智障人士,很容易會因為社工使用權力造成壓迫關係。又以就業支援計劃為例,社工擁有權力而佔有優勢。又如要留意身為中產的社工,會否令同工與服務使用者文化相差太遠。因此Bob
Mullaly提醒我們要尋求與服務使用者較平等的關係,亦是結構社會工作者要加倍留意的。 服務使用者必須自身參與改變,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自身主權。因此,社工要有批判反思,對主流世界(權力、制度)作出挑戰,拒絕把事件當作理所當然。 需要組織服務使用者們,協助他們找尋自己身分、協助他們政治上醒覺,互相合作。這點相信大部份社工已經有所認識。另外,根據Bob
Mullaly觀點,我們在社區工作時除了情緒支援外,亦要協助服務使用者發展自信心、政治覺察,然後再展開行動(個人或集體的)。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是女性主義的術語。簡單來說,這個世界沒有個人困難,所有個人困難均是集體、政治問題。而政治便是資源分配的問題、誰人有權決定資源調配。 當有人責備自己、把問題歸咎自己,我們便要效法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米爾斯)的《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會學想像力),把個人困難看成是集體問題,這與社會上誰人有權、如何分配資源是相關的。Bob
Mullaly提到社會工作中亦存在類似議題,個案工作當成是微觀(micro),而微觀(micro)與宏觀(macro)並無互動關係;而主要從事宏觀工作的社工亦認為自己與微觀並無關係。Bob
Mullaly反對這種看法,認為微觀與宏觀不可分割。如果把微觀與宏觀分開,遇到服務使用者只會以個案工作處理,而不會將其連結到資源分配的議題上。例如新移民不足七年而不能領取社會福利,這其實是政治議題,因此,社工必須把這連結到政治議題來處理。 先確認社會工作實踐具有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