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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02 |
新浪博客
李敖曾如此夸赞胡因梦：“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悠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她是胡因梦。”《色，戒》上映时，李敖曾公开表示：“汤唯有什么好看的，我前妻胡因梦那才叫美。”
1953年生于台北的胡因梦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第一美女，作家，翻译家，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很少有人知道，胡因梦的母亲璩诗方来自天津。胡因梦的姥爷曾在天津任县长，璩诗方曾在天津女师读书。如果不是家庭遭遇突然的变故，如果不是后来种种人生际遇，胡因梦的母亲璩诗方以及胡因梦本人或许都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命运。
红灯怳若思华筵
据胡因梦《生命的不可思议》记述：“母亲璩诗方生于1910年，老家在安徽桐城，外祖父是天津的一名县长。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续娶填房，母亲念小学时外祖父又纳了一个妾。元配早已生有二子，小妾再添了一名男婴，这三位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与争风吃醋想必是十分可观的。”
在现行《现代汉语词典》中，“璩”读“qú”。在第一次汉字简化（1956年）后，受“據”简化为“据”的影响，人们遂将“璩”简化为“琚”（“jú”）。按照胡因梦的叙述，璩诗方的父亲、胡因梦的外祖父曾任天津县长。但翻阅天津地方文献资料，尚未发现一位姓璩（或琚）的县长（清代称知县，民国时改称县长），也无法获知璩诗方在天津的生活细节。关于璩诗方的生活情况，主要来源于其女儿胡因梦写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
据胡因梦自传记述，1925年，14岁璩诗方的命运彻底改变了。这一年，先是外祖母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人不懂得隔离，结果全家都发高烧、呕吐、出红疹子。璩诗方形容“浑身上下整个儿脱了一层皮，原来密密实实的头发几乎全秃了，扎起小辫儿来只有一根小拇指粗”。
“猩红热”病在中国流行大约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近代则是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当时多认为猩红热是由外国商船传入中国。近代医家陆渊雷认为“猩红热为欧美北部寒带之流行病，逊雍正开始入中国”；丁甘仁亦认为“是症初发于北省，旋蔓延与南方，尤以沪上为甚”。最早中国人称之为烂喉痧，约1909年改称猩红热，中医多称之为“红斑痧”。约在1873年，上海租界出现了第一例因猩红热死亡的病例；1902年，上海猩红热流行，死者达1500余人，其中有外籍人27名。
据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回忆，1916年，无锡老家的父亲病了，找西医来诊病，说是猩红热，注射的药水要派专人到上海去买。打了针果然好了些，但经过一夜的“回光返照”，顾毓琇的父亲去世了，死时只有35岁。几天以后，顾毓琇3岁的小弟弟毓珊也早逝了。
段祺瑞曾得过猩红热。1923年底，段祺瑞高烧数日不退，人渐昏迷，请了北京首善医院院长方石珊诊治，断为“猩红热”，调药喝下无效果，又请德国医生治疗仍不见好转。段家人及在津好友已开始准备后事了。不料，段祺瑞竟然神奇般地好转起来。而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因患猩红热病逝于天津，享年只有41岁。
璩家人也没有逃过猩红热的阴影。猩红热夺走了璩诗方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据璩诗方回忆：“这几个宝贝儿子一死，我父亲也没什么活头了，第二年就跟着走了。”经此大难，这个在天津堪称富裕的官宦人家生活一下子堕入了谷底。如同常规的剧情，璩家各房为了财产和房产争执不休。而作为小妾生的女儿，璩诗方一生的命运注定难以逃脱“身份”的悲情。
人生知己何处寻？
1933年，璩诗方《初冬杂感》诗曰：“经冬松柏不凋残，霜花满地天风寒，天寒岁暮无一事，炉火初红酒初阑。长夜悠悠不成眠，绕床独自起盘桓。红灯怳若思华筵，不道忧愁尽道欢。伊人去时杯常满，伊人去后杯常干。人生知己何处寻？云山万里空长叹。”
遭此剧变，璩诗方一家人的处境和心境可想而知。璩诗方的母亲排遣郁闷，或许只能依靠女红。而璩诗方正在天津女师国文系读书，陪着母亲落泪之外，诗方还有诗词可以寄情。面对家产的纷争，年仅14岁的她便开始忙着为自己这一房的亲戚写起了状子，打起了争房产的官司。正如胡因梦所说，“母亲一手的好文章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发挥了长才”。
诗词写作是天津女师的传统。据在天津女师讲授诗词的华钟彦回忆：“那里学生很爱写作诗词，校报编辑主任邀我代为主稿，每周出刊，全市争相传阅。”根据目前检索的结果，璩诗方先后在校报上发表了题为《忆王孙》、《塞上吟》、《初夏晚晴》、《初冬杂感》四首诗词。
1933年《女师学院》期刊第2卷第2期刊《初冬杂感》。第3卷第1期刊登璩诗方《忆王孙》（忆旧游武昌蛇山）词一首：“芊芊芳草碧无痕，柳絮飞花倍觉温，山上高楼绕暮云。暗销魂，无限江山无限春。”第4卷第1-2期刊《初夏晚晴》诗：“深山新雨后，林叶发青姿。日落人归晚，风轻鸟去迟。”另有《塞上吟》诗作两首，其一：“寂寞空庭晚，凉风吹我衣。云收天际阔，鸣雁群南飞。飞鸟有时还，行人胡不归？何时传消息，莫使长相违”；其二：“萧萧秋风起，庭前霜叶飞。昨日满枝头，摇落已全非。乃知天地心，荣枯会有宜。愿与叶相约，明年早来归。”以上诗词之作，或学唐诗写意，或学宋词寄情，无不透露出淡淡的忧伤和璩诗方心中悲凉、刚强的内心意象。
天津女师读书期间的璩诗方，敏感、自尊、好学，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据胡因梦自传，“母亲二十岁的时候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热衷于政治、很干练、经济情况不差的男人。”只是，这个人的相貌一般，令璩诗方感到十分失望。虽然璩诗方诗文造诣都相当不错，头脑也颇有见地。但受制于时代和大环境的保守力量，只好为生存而嫁给了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战时期，璩诗方随丈夫去了重庆，一住就是八年。这样的婚姻自然很不如意，后来在歌乐山的朋友家遇到胡赓年，一见倾心。璩诗方回忆，那时的胡赓年“唇红齿白，一脸的青胡楂子，他左手拿着雨伞右手拿着拐杖，头上还戴着一顶呢帽，眼神迷迷糊糊的，样子好看得沁人。”而胡因梦描述，“母亲当年也是颇有风韵的，她个子虽小，但比例匀称，皮肤白净，眼神里有股穿透力和水灵的黠慧。”
那一天，他们对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抗战胜利后，两人又曾经在上海偶遇，“那一回电路算是真的接通了”。据胡因梦的父亲胡赓年回忆，两人遇到之后，他去了沈阳，璩诗方一封一封地情书往沈阳寄，在信里倾诉自己的生平际遇和人世坎坷，希望他能够给她“一个重生的机会”。璩诗方的情书写得漂亮极了，字又漂亮，胡赓年完全无法招架。
云山万里空长叹
胡因梦自述，“我小时候确实有心理学所说的恋父情结，父亲一向是我的荣耀以及我同情的对象，母亲的强势与批判使得我一面倒地倾向于他。我无论在长相、气质和心性上都比较像父亲，而且父亲和我的关系又特别近，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便能直接地融合，母亲对这一点时常流露出妒意。”
这一对曾经一见钟情的夫妻为何走到如此地步？在女儿的心目中，璩诗方何以走到了如此境地？
论年龄，胡赓年生于1905年，比璩诗方大了五岁；论出身，胡是满族正红旗的贵族，族姓瓜尔佳氏；论相貌，璩诗方身材矮小，虽有一股清秀之气，但与据说有俄罗斯血统的东北美男子胡赓年相比，自然相差甚远。晚年的时候，璩诗方曾向胡因梦提起胡赓年“年轻的时候所到之处总免不了引起女人欲盖弥彰的骚动”。提起这些当年的情事，璩诗方仍然夹杂着些许的光荣与醋意。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胡因梦随了母亲的长相，还会不会成为“台湾第一美女”，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14岁时遭遇家庭剧变的璩诗方相比，胡赓年的童年往事更加不堪回首：刚刚出生不久，其父便骤然过世了；其母亲性格刚烈，在胡赓年2岁时因一桩小事而遭人误解，一个想不开便吞服了大量鸦片而自杀。当时，胡赓年的血亲只剩下了一个伯父和一个长他四岁的姐姐。虽然后来曾随伯父到吉林读书，一路从吉林读到南京金陵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胡赓年很少提及这位伯父，但对于儿时照顾他的姐姐却一直念念不忘。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对胡赓年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按照胡因梦的分析，父亲的性格里有逃避倾向，无法面对现实困境中的人际纠葛。而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却又多愁善感的胡赓年一旦被迫做出抉择，或是以沟通的形式了断一份难解的情感，他往往一走了之，什么交代也没有。
同样因幼年时经历家庭变故而缺乏安全感，与胡赓年相对懦弱的性格不同，从小耳濡目染了大家庭明争暗斗的璩诗方则是极为刚烈的性格。在家庭生活中，这样的性格矛盾造成了家庭的紧张冲突。据胡因梦描述，母亲在金钱上老是有恐慌感，总是在女儿身边念叨丈夫的自卑与无能。而父亲则在小茵长大以后数落母亲的拜金与现实，有一次还悄悄地对女儿说：“那个老达卜（上海话发音的‘老太婆’）根本是金钱挂帅，她心里永远是金钱第一，她第二，别人第三。”
这样的家庭自然难以持久，胡因梦的父亲选择离家出走的方式来逃避争吵，长年累月独自在外生活，母亲则沉迷在牌桌上忘却烦恼。随着父母对立的日益加剧，母亲将内心的孤寂、幽怨、愤恨一股脑儿发泄在胡因梦身上。童年、少年时期的胡因梦和父亲一样怕极了母亲，面对璩诗方这样又有文化又有脾气、拿着竹条跟在后头打骂女儿的母亲，让小小的胡因梦说出了“我恨妈妈”的狠话。而胡赓年离家出走后，与另一个虽贫穷但贤淑的女人（胡因梦称为“华阿姨”）同居。失去丈夫的璩诗方，把胡因梦这个独生女看得紧紧的。
逝世之前，璩诗方断断续续地和胡因梦说了很多往事，从天津到重庆，从天寒岁暮到云山万里，“交代了一些她放心不下的挂碍”，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女儿能够了解多年来她的心中为什么没有爱。或许，这样的时候，这样一位曾经写出“乃知天地心，荣枯会有宜”的女子在内心深处也要释然了。正如胡因梦自传里所说，“我感觉我们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掌控、叛逆，想要爱而无法相爱的矛盾，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和自省中，逐渐化成了一股母女连心的融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