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语源学概论这门课上，老师就语源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介绍语源学和文字学的关系时，汉字形体能指示一部分的语言线索成为了两者关系的亮点。正因为汉字形体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这一部分具有了一定的示源功能。汉字这种“义寄予形，形能表义”的特点，在象形、指示、会意这几类文字往往能够非常清晰地进行体现，而形声字则在这一表示中显得比较隐晦。探寻形声字的形体，从古至今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研究探讨，其中右文说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在汉字中，形声字的声符对于认识和理解形声字的音形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语言在产生之初，语音形式与语义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是偶然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经过发展，约定俗成以后，这种偶然性就带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从而使汉字的音和义之间产生了难于割舍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汉语语言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右文说，这个学说的具体意义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来推求词义，这个表的“义”并不是概念义，而是语源义，而正因为大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所以这个学说被称为右文说。
右文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说文解字》，许慎在分析文字的构成时提出了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亦声字”都是声符既表声音又表意义的。同时，在《说文解字》的很多分部，如“句部”、“派部”等等，在后人看来，更似是以声符作为部目。学界在研究许慎时，往往明确了他在归纳字的部类时的不自觉性，所以仅仅将《说文》做为右文说的发端而已。在文献中，真正被赋予学术意义的形声字“右文”研究，肇始于宋代的王子韶。王子韶的著作《字解》同王安石的《字说》交相辉映，是宋代以重新审视声符在形声字系统中作用为目的的重要作品。但由于王安石权倾一时，王子韶使能将《字解》存放于自己的家中，不予流传。一直到沈括的《梦溪笔谈》面试，这种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同时也表义的分析观点才得以系统揭示：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坐，其义在右。如术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这个学说是“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比较清楚的一种观点。王子韶的文字研究使用归
在汉字中，形声字的声符对于认识和理解形声字的音形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语言在产生之初，语音形式与语义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是偶然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经过发展，约定俗成以后，这种偶然性就带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从而使汉字的音和义之间产生了难于割舍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汉语语言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右文说，这个学说的具体意义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来推求词义，这个表的“义”并不是概念义，而是语源义，而正因为大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所以这个学说被称为右文说。
右文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说文解字》，许慎在分析文字的构成时提出了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亦声字”都是声符既表声音又表意义的。同时，在《说文解字》的很多分部，如“句部”、“派部”等等，在后人看来，更似是以声符作为部目。学界在研究许慎时，往往明确了他在归纳字的部类时的不自觉性，所以仅仅将《说文》做为右文说的发端而已。在文献中，真正被赋予学术意义的形声字“右文”研究，肇始于宋代的王子韶。王子韶的著作《字解》同王安石的《字说》交相辉映，是宋代以重新审视声符在形声字系统中作用为目的的重要作品。但由于王安石权倾一时，王子韶使能将《字解》存放于自己的家中，不予流传。一直到沈括的《梦溪笔谈》面试，这种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同时也表义的分析观点才得以系统揭示：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坐，其义在右。如术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这个学说是“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比较清楚的一种观点。王子韶的文字研究使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