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马上日记》
2014-04-11 16:46阅读：
那是1926年初夏，刘半农出任《世界日报》文艺副刊编辑。6月16日下午，刘半农在江阴老乡李小峰那里偶遇鲁迅，便趁机向其索稿。刘半农之前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时，就与鲁迅交往甚密、交情颇深，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作品，少不了钱玄同、刘半农那几位编辑频频约稿催稿的功劳。为促成鲁迅此番供稿，两天后刘半农又专门拜访鲁迅，得到应允。不久，鲁迅的《马上日记》连续刊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除了豫序，共四篇。
为什么题为《马上日记》呢？鲁迅在其豫序中开宗明义说，自己最怕做文章，因为平时虽偶有所思，可是一懒便搁下，忘掉了，而当灵感闪现之际，“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
《马上日记》首篇写于6月25日，开头便说：“晴。生病。”什么病？吃东西不消化，胃痛。鲁迅自我解嘲：“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先说自己的胃病，由此引出一连串的“看病难”，包括中医西医问题，药品质量问题，专家处方与民间偏方问题，大医院与私人医院问题……以上诸多问题，实际上根源于长期积淀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矛盾，又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篇日记切入点小，而内涵深广。
日记这种文体，本身具有随意性，可长可短。《马上日记》与鲁
迅平常日记则有所区别，它渗透着对现实人生的洞悉与深思。这个系列的几篇均与病和药相关，似乎漫不经心，却绝非无关痛痒的闲谈。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现状，经鲁迅特别一提，即折射出社会和人生的种种病态，从而暴露出问题的实质。
《马上日记》系列随感即录，鲁迅写来得心应手，意犹未尽，随后又结合自身经历，为《世界日报》副刊续写了《马上日记之二》二则。
在这期间，鲁迅还以这种别开生面的形式，写了一组《马上支日记》。此事说来也跟李小峰有关。李小峰是北新书局的老板，鲁迅、刘半农等人创办的同人杂志《语丝》周刊即由北新出版发行，李小峰自然关心《语丝》的稿源问题。有一天，鲁迅在和李小峰碰面时，谈到自己将《马上日记》投给《世界日报》副刊，李小峰怅然若失道，你的回忆散文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收入《旧事重提》即《朝花夕拾》里；你眼下的杂感又写进《马上日记》里……那意思虽未明说，但鲁迅懂的，就是——你为《语丝》写些什么呢？鲁迅心中自有办法，“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鲁迅的杂感多是时评，正如他评述“语丝体”时所说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不愧为现代文坛上的顶尖“刀客”，几乎没有人比他快。他捕捉热点独具只眼，分析时弊一针见血，下笔成文一挥而就。在这方面，时效性决定了战斗力，因而“马上”至关重要。快，不仅表现为速度，同时也显示了锋利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