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与卢杞
2011-10-22 01:42阅读：
郭子仪与卢杞
郭子仪与卢杞，在历史家的眼中，其一为千古忠臣，另一为人所不齿的奸臣。将二人放在一起，似有不伦不类之感，但细想二人交往的一些细节，颇可以解读出一些尚不为人知的内涵。
一、相关论述
近读《资治通鉴》，因为关注郭子仪的关系，对于下面一段，不免多看了几遍：
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二年，中华书局，第16册，第7297页）
翻译成白话，就是：
御史中丞卢杞是卢奕的儿子，他相貌丑陋，面色如蓝靛，能言善辩，德宗喜欢他。丁未（[二月]十八日），德宗提升卢杞为御史大夫，兼任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次会见宾客，姬妾不离身边。卢杞曾因为郭子仪患病而前往问候，郭子仪却将随侍的姬妾悉数屏退，只一人凭几而坐，接待卢杞。有人询问原故，郭子仪说：“卢杞面貌丑陋，心地险恶，女人见了必然要笑，以后卢杞得志了，我便举族无一幸免了！”（《白话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第16册，第5636-5637页）
关于这一史实，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旧唐书》曰：
建中初，（卢杞）征为御史中丞。时尚父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卢杞传》）
《新唐书》曰：
初，尚父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则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内险，左右见必笑，使后得权，吾族无类矣！”(《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下《奸臣下·卢杞传》》
虽《资治通鉴》与新旧两《唐书》所载详略略有不同，然大意不差。可见郭子仪与卢杞这一话题，千百年前就已经引起了后晋史臣刘昫与北宋之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共同关注与共
鸣。虽则不能确定三书记载之间是否存在因循关系，以刘昫、欧阳修等人的识见，特别是司马光对史实裁剪与材料取舍的审慎态度，此事确曾存在，当无任何疑问。
这一话题也引起了今人的思考。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陶祝婉在《功业岂单将才成——郭子仪任将才能与为官技巧研究》一文中，即由此事考见郭子仪为官谨慎之一斑。（见陶祝婉：《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桂林空军学院的张云胜、陈飞也注意到了郭子仪成功的人格因素，并用这一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张云胜、陈飞：《乱世元勋的为将为臣与为人——唐代名将郭子仪功业中的人格因素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聂世军也注意到了郭子仪不以忠奸划线、但以利害作为考量因素，其后所隐含的是超脱忠奸之争，避免和淡化内部倾轧，为报国赴乱赢得机会和余地。（聂世军：《论千古一臣郭子仪的处世智慧》，《领导科学》，2010年第1期）就“郭子仪与卢杞”这一话题，除这些论述外，还有值得挖掘和考量的其他内涵。
二、卢杞家世
先来看看卢杞的家世。
卢杞之祖父为卢怀慎。“卢怀慎，滑州人，盖范阳著姓。祖悊，仕为灵昌令，遂为县人。”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本是范阳大姓，因其祖上在灵昌做官，所以落籍于此。卢怀慎童年即聪敏不凡，其父执监察御史韩思彦曾有“此儿器不可量”的预言。后来进士及第，任监察御史。武则天神龙年间迁侍御史，后历任右御史台中丞、黄门侍郎、渔阳县伯。开元元年（713），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根据唐代制度，凡“同平章政事”者，为宰相。716年，改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及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时人讥其为“伴食宰相”。
在任期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但其为官清廉，史称“清俭不营产，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虽贵而妻子犹寒饥，所得禄赐，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随散辄尽。赴东都掌选，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敞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桮而已。”“及治丧，家无留储。”一代宰相，掌管天下官吏选拔升擢的吏部尚书，在生的时候连妻子儿女都难免于饥寒。虽则有史家夸张的成分，但其穷蹙，应是不争的事实。死的时候连治丧都成困难，亦可见其清廉不虚。经四门博士张宴上书，唐玄宗才“赐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大概因为有了皇帝的赏赐，才将丧事办了。后来唐玄宗到其家去看望，见到的景象是：“环堵庳陋，家人若有所营者，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帝即以缣帛赐之，为罢猎。”可谓是家徒四壁，虽然将丧事办理了，丧后二十五个月的大祥祭祀，也办得极为简陋。仍然依赖于皇帝的赏赐才将如此重要的祭祀才得以顺利办理。后玄宗“经其墓，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诏官为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为之文，帝自书。”死了数年之后，坟墓前仍是碑表未立，其寒酸景象，连皇帝都为之涕泣。恻隐之心大动，下诏由官方为其立碑，中书侍郎苏颋写碑文，由唐玄宗亲自书写于碑上。由此可见卢氏之清贫与皇帝的宠幸。
卢怀慎对唐代最大的功绩，乃是举荐贤能。据《旧唐书》的记载，死前专门上书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等人。至死不忘为国家举荐人才，实在让人感佩。其所举荐的宋璟，便是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之一。（以上均见《新唐书》卷139《卢怀慎传》；《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卢怀慎有两个儿子，长子卢奂。卢奂“早修整，为吏有清白称。历御史中丞，出为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西行至陕，见其善于理政，题词赞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很快便升兵部侍郎。天宝初年，任南海太守。南海处水陆交汇之地，物产瑰丽珍奇，前太守刘巨鳞、彭果皆因贪赃获罪，因此以卢奂代任。在其治理下，贪污情事不再发生。时人以为四十年来治理广州而有清廉节操的，只有宋璟、李朝隐、卢奂数人而已。终尚书右丞。（《新唐书》卷139《卢怀慎传附卢奂传》；《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附卢奂传》；澹泊主编；中国名人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名人志》第五卷《隋唐五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页。）
卢怀慎次子卢奕，即卢杞之父。史称其“谨愿寡欲，不尚舆马，克己自励。”也是极为清廉自节的人物。历任京兆司录参军、鄠县令、兵部郎中等职位。天宝初年转任给事中，天宝十一年为御史中丞。玄宗年间，卢怀慎、卢奂、卢奕父子三人相继为御史中丞，并且都清廉节俭，受到时人的称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卢奕与李憕等同俘，后被杀害。新旧《唐书》均入《忠义传》，唯新唐书作“卢弈”。
时博士独孤及曾说卢奕“刚毅朴忠，直方而清，励精吏事”，则卢奕不但忠心清廉，而且办事能力极强。史臣也说卢奕“执宪戎马之间，志藩王室，可谓图国；国危不能拯，而继之以死，可谓忘身；历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节不挠，去之若始至，可谓秉德；先黄门以直道佐时，奕嗣之以忠纯，可谓遵业。”虽语多褒奖，当与事实相去不远。（《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忠义下，卢奕传；《新唐书》卷二百〇四，忠义上卢弈传）
就是在这历代仕宦之家、忠义之门，却出了卢杞这样一位大奸臣。
三、郭子仪对卢杞的观察
从郭子仪的表述中我们得知，卢杞第一个特点就是相貌丑陋。无论是《资治通鉴》的“貌陋”，还是《旧唐书》的“形漏”，还是《新唐书》的“外漏”，都是一个意思，即卢杞形貌丑陋。卢杞的外貌，可能还不是一般的丑，否则也不会引起郭子仪特别的重视。
那卢杞的外貌究竟有多丑呢？上引《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貌丑，色如蓝”。司马光出语还算审慎，只是说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不及其他。《新唐书》说其“体陋甚，鬼貌蓝色”，卢杞不但长得非常难看，而且还有鬼一样的蓝色相貌。《旧唐书》则说卢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相貌丑陋，面色如蓝靛，人们都把他当做鬼来看待。“鬼”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想无论是刘昫还是欧阳修，都未曾见过鬼的真正模样。倒是卢杞的相貌引起了他们对“鬼”的外形的想象：“鬼”就应该是长得像卢杞这样的人。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时人将卢杞之貌与鬼等同，可能不是个别人的偏见，而当是时人的“共识”。在这样一种社会偏见的环境中，卢杞所受的压力可以想见。更何况其父“大腹丰下，眉目疏朗”（《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忠义下，卢奕传），虽不能说是帅哥，但也不是丑男。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屏退侍妾，不但是出于对卢杞本人的尊重，也是担心侍妾们的无知取笑会伤害卢杞脆弱的自尊心。从人与人的交往来看，郭子仪出于尊重而屏退侍妾，实在是常理中事。就算其有出于避祸的心理，但也能不完全从避祸的角度来诠释郭公此一举动。
郭子仪对卢杞会“得志”的判断，也是十分准确的，这说明郭子仪识人之明。上引《资治通鉴》说卢杞“有口辩，上悦之”六字，实值得注意。它道出了两层内涵：其一，卢杞虽貌丑，却有其过人之处；其二，德宗皇帝喜欢他。看来欲奋中兴气象的唐德宗并不是以貌取人之辈。即有些许才能，又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于这样的人，郭子仪是不能大意的。
《新唐书》说卢杞有口才，“不耻恶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谓有祖风节。”“人未悟其不情”一语，可以看做是史臣的后见之明，卢杞不耻恶衣恶食，受到时人的称誉，则是不争的事实。《新唐书》更引用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卢杞所以得皇帝赏识的原因。卢杞为虢州刺史时，上奏说虢州为官家所养的三千头猪成了当地百姓的一大负担。
德宗曰：“徙之沙苑。”德宗的意思，把它们弄到别的地方去。从此点看来，德宗对卢杞还是非常体谅的。否则直接封驳卢杞奏折就行了，不必大费周章。
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皇家之“沙苑”在同州，故卢杞有是说。卢杞颇不识好歹，竟然说同州也是陛下的子民呀，我的意思，还是吃了好。所谓的“官豕”，其实就是为皇家豢养的牲畜，具体的指专为皇帝豢养的猪。卢杞不但不接受皇帝徙往他处的旨意，反而继续反驳说还是杀了吃最好，对老百姓最有利。试看古来忠臣义士，又有几人能过于卢杞？大概只有贞观名臣差可比拟。难怪时人“咸谓有祖风节”，不但甘居贫穷，且为臣尽忠之义，也尽得乃父祖遗风。
本来皇帝对其印象不错，此举更是得到皇帝赏识：“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此语含义即在于具有宰相才能的人对于天下必须有全盘的考虑。从这一事例来看，卢杞虽然貌丑，德宗并没有像当时人那样歧视他。说明唐代世风还是较好的，以才取人，而不以貌取人。卢杞虽受到世人歧视，却能以才干得到皇帝赏识，其比他人所付出更多的艰辛，可以想见。
德宗最后下诏把那些猪都赏赐给了虢州贫民，并有让卢杞柄政的意图。随即召为御史中丞，“论奏无不合”，即说卢杞在御史中丞任上，很得皇帝欢心的。一年就升为御史大夫，旬日之间，“擢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下奸臣下卢杞）不日之间，已然是真宰相也，其升迁之速，素所少见。可见郭子仪对卢杞日后“得志”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郭子仪认为卢杞得志后会对其不喜之人有所行动的判断，也是完全准确的。这从卢杞与同为宰相的杨炎之间的争斗能看出来。一面是皇帝的赏识与时人有祖父遗风的称誉，另一面却因貌丑而受到人们的嘲弄。这必然造成卢杞矛盾的心态。据《旧唐书》所说，卢杞是以“门荫”入仕，其才学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同书又说“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在同为宰相的杨炎目中，卢杞不但相貌丑陋，而且学识欠缺。（《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卢杞）史载杨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和卢杞相比，杨炎不但长相好，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看不起卢杞自是情理中事。
杨炎颇有才能，其在德宗年间所推行的“两税法”，影响中国几达千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改革中，就有杨炎的“两税法”。杨炎虽则有才，却也擅权，德宗早就“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当卢杨二人同为宰辅之时，杨炎的地位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但杨炎仍以“杞无文学，仪貌寝陋”，“恶而忽之，每托疾息于他阁，多不会食，杞亦衔恨之。”只是心里不舒服也还算了，竟然不喜欢他，常常找个借口，办公不一起，吃工作餐也不一起。卢杞自然心里不舒服，开始恨杨炎了。（《旧唐书·杨炎传》）这也是杨炎后来不得善终的一个原因。当然，卢杞在任上所构陷的权要，远不止杨炎一人。如书法名家、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臣颜真卿也是死于卢杞之手。
不过，卢杞的手段，应该是具有相当的欺骗性的。这在德宗与李勉的一段对话中体现出来。
上曰：“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德宗说，大家都在说卢杞是奸邪之辈，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
勉曰：“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李勉回答说，卢杞奸邪，全天下人都知道，就只有陛下你一个人不知，这才是他奸邪的地方。
“德宗默然”，唐德宗沉默了，没有说什么。（《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卢杞）
不知他确实是在反思卢杞的所谓“奸邪”，还是在想其他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史载“德宗思杞不已”，（《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卢杞附元辅），可见君臣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关系。
卢杞之子卢元辅，进士及第后授崇文馆校书郎，终于兵部侍郎。史称其“简絜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卢杞附元辅）忠义之门，出了卢杞这一“奸臣”，而“奸臣”之后，也不妨成为忠臣也，可见唐代人的观念是相对开放的，并不完全以出身论。
四、郭子仪身后的风波
从卢杞进身宰辅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郭子仪对如若得罪卢杞，其得志后“吾族无类”的判断，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湖北省委组织部党建办的王洲洋认为，“郭子仪由于处事谨慎，预料在先，避免了不必要的祸害。”（见王洲洋：《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处世智慧》，《湖北教育·领导科学论坛》，2011年第1期）此说最为贴近历史事实，郭子仪的谨慎并没能完全避免祸患。仇什说卢杞当宰相后谋杀陷害了不少人，“但惟独郭子仪一家例外”。（仇什：《不遗笑祸的郭子仪》，《现代交际》，2001年第10期）就与事实不合了。
虽然郭子仪如此谨慎，如此劳苦功高，在其身后，其子孙部将仍不免为卢杞所构陷。唯新旧《唐书》所载稍有不同：
《旧唐书》曰：“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有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曜家大恐，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夺田宅奴婢，曜不敢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附郭曜）
《新唐书》则曰：“后卢杞秉政，忌勋族，子仪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奸人幸其危，多论夺田宅奴婢，曜大恐。”（《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郭子仪传附郭曜传）
《新唐书》不提及杨炎，可能与欧阳修对卢杞的认识有关。（《论语·子张》）欧阳修所撰《新唐书》与《旧唐书》相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文辞简约而义理更明，常在叙事取舍之间褒贬人物。《新唐书》将构陷郭子仪子婿完全归于卢杞而不提及杨炎，正应了《论语》子贡所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不管郭子仪在世时如何小心翼翼的应对可能来自于各方面的构陷，最终还是没能幸免。面对小人诬陷打击，郭子仪长子郭曜虽然“大恐”，但还是“不敢诉”。其间既有奸人当道的现实危险，可能更与郭子仪平时的为人处世与教导有关，即“勿得罪小人”。面对小人诬陷，最后是宰相张镒极力保护郭氏，德宗才稍微知道了一些关于郭家的情况。皇帝的直接干预才让郭家幸免于进一步的灾难。
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形来分析，郭家恐怕不是少数几个奸邪所能构陷的。从卢杞“论奏无不合”（《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下奸臣下卢杞）的记载来看，卢杞是极会揣摩上意的，否则纵使他有盖世之才，也不可能事事皆与皇帝心意相合。虽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皇帝参与了对郭氏后人的构陷，但是事发之后德宗也仅仅是“微知之”（《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附郭曜）、“稍闻之”（《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郭子仪传附郭曜传）。一来可能德宗言路不广，确实对事情来龙去脉不甚了了；二来德宗也有可能知道内情。
对功臣勋将的怀疑，古来皆然，唐代诸帝也未能免俗。同为平定安史之乱功臣的李光弼、仆固怀恩二人，其功劳与郭子仪相仿，但其结局却截然不同，二人走的是“功臣——叛臣”之路。其中虽有个人的原因，而皇帝的猜忌却是他们最终不得善终的根本原因。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两京尚未收复的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就对平乱后功臣处置大费心思。唐肃宗及其谋士李泌的一段对话充分表露出了这一忧虑。
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唐肃宗对李泌说，现在郭子仪、李光弼已经是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了，如若收复长安洛阳，平定天下之后，已经没有更高的官爵作为赏赐了，怎么办呢？
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务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肃宗至德二载，中华书局，第15册，第7013-7014页。）李泌引经据史，广论以官酬功的危害，而以名誉上的爵位来作为酬劳则可以安抚人心，不至酿成乱源。后来处置平定安史之乱诸功臣就是沿用了李泌的这一思路。
虽然郭子仪有宰相身份二十余年，却是名义上的宰辅，从未干预政事。且处处小心翼翼，连对尚未掌权者如卢杞之徒都以礼相待，最后其子孙尚不免于遭人构陷。这一方面是因为朝中确有小人，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朝廷对功臣勋旧的猜忌有关。在皇朝体制下，纵然有天大的本事，如若没有皇帝的支持或是摸准了皇帝的旨趣，想要掀起大的风浪，也是不大可能的。从郭子仪处理与卢杞见面屏退侍妾这一小事来看，郭子仪所面临的环境，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和谐。而其平等待人，防患于未然的交际艺术，是值得今人揣摩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