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的奇女子-——《儿女英雄传》中何玉凤的形象
2009-03-05 14:00阅读：
性情中的奇女子
——《儿女英雄传》中何玉凤的形象
摘要：《儿女英雄传》为晚清文康所著的一部通俗章回小说。作者本着“借题目写性情”的旨意，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性情中的女人——十三妹何玉凤。小说前半部写侠女，后半部写夫人，并没有造成何玉凤的性格失常，而是二者有很大联系的。作者在写侠女时，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她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是一个并不自由的侠女；在写夫人时，也不是完全的相夫教子，而是一个剑气未消的夫人，文康以“写性情”为目的，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儿女与英雄相结合的性情女人。
关键词：何玉凤；侠女；夫人；性情
《儿女英雄传》是晚清满族官僚文康所著的一部通俗章回小说，原本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一回（含“缘起首回”）。《儿女英雄传》写出身于正黄旗汉军世族旧家的书生安骥的父亲安学海被上司所陷害，收管在山阳县监。安骥携银跋涉三千里去援救，路宿悦来店、经能仁寺，先后遇图财害命的脚夫、恶僧，在生命垂危之际，幸获侠女十三妹（何玉凤）所救，此前民女张金凤及其父母也在能仁寺遭雄，同被救出。经十三妹作合，安骥于张金凤结成夫妇。十三妹因父亲何杞被权臣纪献唐所害，遂流落民间成为侠女，立志为父报仇。当安骥赶到淮安时，陷害其父者已遭严办，安父得以出狱复职。但安学海不久便挂冠不仕，携带家眷去寻搭救安公子的恩人。安学海一路逶迤访到青云岭，遇十三妹，告她纪献唐已被朝廷诛杀。十三妹因父冤已报，母亲也已病死，就想出家为尼。但经安学海和张金凤等倾心劝阻，最后也嫁与安骥。金凤、玉凤和睦相处如姐妹，共同掌管家计内务，并劝说夫君关心仕途经济，读书应举。后安骥果金榜题名，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安老夫妇也“寿登期颐”，家业兴旺，书香不断。1
《儿女英雄传》最能体现儿女英雄小说特点的是十三妹的形象。自《儿女英雄传》问世以来，十三妹的形象一直广受关注。十三妹何玉凤是作者塑造的儿女中的“英雄”，作者试图将十三妹塑造成兼具“侠义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的复合型人物，以至于人物形象前后不一致。对此引来很多争议：一方面，是对十三妹前后性格不统一持否定态度。鲁迅先生认为“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1]；胡适先生也认为小说前半部吧十三妹写成了一个“神话式的‘超人’”，
后半部又把她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夫人’”[2]；孙楷第先生认为“小说中之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想作夫人，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异”[3]。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十三妹的形象嬗变有其合理性，并非性格失常的侠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孙的这个论断是不能同意的，就以儿女与英雄一身兼备来说，也是理所当然地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两者哪一个是明显化，哪一个不明显化。何玉凤前半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后半是作为儿女情形象出现，这是由于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由此而看成如同张冠李戴一样的不自然，那是不前当的。”[4]对此，我则认为，十三妹（何玉凤）的形象前后性格不一致，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而且她的“英雄侠”并不自由，她的“儿女情”也是侠气未消的。
一、并非性格失常的侠女
鲁迅、胡适、孙楷第等这些新文学大家都认为《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的侠女形象是引人入胜的，而夫人形象是其败笔之处，造成了一个性格失常的侠女。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少有反对意见的。但纵观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十三妹的前后性格的不一致，并不是性格失常，而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
王伟康先生也曾认为“十三妹并非作者主观随意造出的人物，乃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这样的侠女形象，性格特征鲜明地存在于社会中，是符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5]我认为王伟康先生能这样认为主要是看到了环境改变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小说文本中也尤其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当然必须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十三妹原也是“历代书香”的世家小姐，“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其父亲曾任副将，家学渊源极深，但因家庭的不幸变故，弄得家破人亡，浪迹江湖，迫得她“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使得她的地位和性格发生了巨变。从她出场到悦来店访安骥，进而到能仁寺搭救安公子和张金凤一家，歼灭众恶僧，以及义助邓九公与海马周三的赌斗等场面的描述中，可见她是一个有思想心计、有血有肉的侠女形象。如第五回中写安骥遇难于能仁寺，十三妹赶去搭救他时的场面，在紧急关头用飞弹打中即将举刀杀安骥的凶僧，“噗”“嗳呀”“咕咚”“当啷啷”这几个象声词简练形象地突出了十三妹动作的神速、准确，更看看她此时的打扮：
“只见那人头上罩一方大红绉绸包头，从脑后燕尾边兜向前来，拧成双股儿在额上扎一个蝴蝶扣儿；上身穿一件大红绉绸箭袖小袄；腰间系一条大红绉绸重穗子汗巾，……只见他芙蓉面上挂一层威凛凛严霜，杨柳腰间带一团冷森森的杀气，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言不发，闯进屋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来，……”
这段描写呈现出十三妹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侠女的英豪、胆识和威风。当十三妹将安公子藏进房内后，复出剪除众恶僧。经过一场拼杀，片刻之间已“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又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束了一个虎面行者”，共十人。她方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只不知屋里这位小爷吓得是死是活？”“……便又回进房来：……”以下又通过对话，不加细描，不加议论，使安骥的怯懦无能，十三妹侠义刚烈的性格，又十分生动地展现出来。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遂使这一活生生的侠女形象愈加突出、动人，并令读者油然而产生一种赏心悦目较高层次的审美快感。
十三妹的这次由世家小姐向侠女的转变完全是被迫的，是家庭突遭变故的结果。由于生活来源的断绝和贵族小姐的自尊心，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宠爱的十三妹自然运用其高超的武艺来求生存，又由于天生的“任侠尚义”性格，喜欢急人之难，打抱不平，成就了一代侠女。但对于这次的转变，作者自己多次评论，通过十三妹自己的叙述和安学海等人的分析，在文本中详细交代了其转化的外在因素和十三妹自身的心理变化，可谓合情合理。
十三妹性格的第二次转变是发生在十九岁那年，照作者的说法，安学海的到来可谓合乎“天时，地利，人和”，迟一步早一步都有可能不成功，恰恰发生在十三妹即将远去之时，可谓机缘凑巧。而安学海也充分发挥他的谋略，去“引导”“打动”十三妹。随着十三妹生活的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和众人的逐步引导和劝说，十三妹的心情和性情逐渐发生变化，作者写道：“天下作女孩儿的，除了那班天日不懂、麻木不仁的姑娘，是个女儿，便有个女儿情态，难道何玉凤天生便是那等专讲蹲纵拳脚、飞弹单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不成？何况如今事静身安，心怡气畅！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叫她不露些女儿娇痴情态？若果然当此之际，一毫马脚不露，那人便是元奸巨恶，还和他讲甚么性情来！”[6]463更有“冤仇是报了，父母是葬了，香火姻缘是不绝了，终身大事是妥当了，人生到此，还有甚么不得意处！”“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化成了和蔼蔼的满面春风”。从此，是对亲情的真诚接纳，与张金凤共同侍奉公婆，菊宴箴夫，助夫一举成名，成为夫人。可见，十三妹的第二次转变，是由众人报恩心理开始的，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以真情相感的结果，也是十三妹自己内在性格逐渐回归的结果。
总体上看，十三妹前后性格的转变都是因为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导致的，而小说作者只是忠实地写出了这种转变的外在社会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个人的心理变化，就像郭英德先生所分析的“作者在歌颂十三妹的英雄品性，侠女风貌的同时，竭力寻求她之所以由儿女变为英雄的社会动因及其与之相契合的心理动因，……一旦社会动因化为乌有时，心理动因也就迅即消逝”[7]。可见，十三妹的形象由侠女变为夫人，并不是性格的失常，二十性格的回归。
二、并不自由的侠女，侠气未消的夫人
一般都说，《儿女英雄传》前半部写侠女，后半部写夫人。其实未然，细读小说文本，会发现前半部的侠女是不自由的，而后半部的夫人也是部纯粹的。十三妹的侠女与夫人这两个形象并不是对峙、矛盾、割裂的。
十三妹作为侠女时，并不是无所顾忌的，而是受到了许多封建礼教和观念的束缚。如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安骥时，先是“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绳子，却是拧成双股挽了结子，一层层绕在腿上的，他觉得不便去解”，接着“那女子听了，才要伸手去搀，一想，男女授受不亲，到底不便”，更有“如今正是深更半夜，况又在这古庙荒山，我这一进屋子，见了他，正有万语千言，旁边要没个证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觉得……”；又如她与母亲来到青云山，本领虽高过邓九公，却仍然要拜邓九公为师，为的是取个名份，方便立身行事；和安骥初次见面时，安骥作揖，十三妹也深深的还了个万福等。可见，这些都是她受到的教育和传统观念在发挥作用。显然，十三妹的思想深处有较为强烈而自觉的封建伦理观束缚。一个男女授受不亲，一个男尊女卑观，已深深植入她的脑海，深受其影响，束缚了她的手脚，使她只能做个并不自由的侠女。
而十三妹婚后并没有脱离侠女的本来面目，尚处新婚，便对待了四个小贼，可以看出她的侠女风范，而更能表现夫人侠气的是：开菊宴箴夫，劝读书举业。何金凤在家庭关系上，并没有完全遵照夫为妻纲的条例，而且严厉逼人，说得安骥几乎无法下台，逼得安骥起誓，成就科举之功。更有量庄田惩奶公重振家业：安顿下来之后，何玉凤就想到了家庭生计问题，于是制定规则，安排人重新量地上报，确定收租。请家法来处罚未完成任务的奶公。不论是在安骥的读书举业上，还是家庭生计上，何玉凤都可谓是一位有功之臣，而细看之下，她的功劳大都来源于她的侠性。
显然，作者前半部写侠女后半部写夫人，并非是要将二者判然分开，而是要将二者统一在一个形象之中。作者更是在开篇就以八句提纲张全书之目：“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6]1。也就是说，十三妹必定要侠女和夫人的统一才能成为主人公，才能与《儿女英雄传》的书名合拍。所以，这样的人物塑造并不矛盾。
三、性情中的女人
作者在《儿女英雄传》中曾多次有意无意的阐述其写作意图是“借题目写性情”，结合作者“写性情”的意旨，如果我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把十三妹放在人性的平台上观照，便会发现，小说所要着力刻画的是十三妹的“性情”，侠女只是她人生轨迹的一段曲线而已。文康笔下的十三妹首先是一个女人，她就必然有着一般女子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何况她还是一个女儿中的豪杰，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作者笔下的十三妹确实“天生的英雄气壮，儿女情深”，“本是个性情中人，只因她天性过重，后天的那个‘情’字，扭不过她先天的那个‘性’字去”。
十三妹有她自己的人生准则，“不能在世界上轰轰烈烈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因而“人味儿”成为她行事的标准，事实上也是她性情中的主导方面。纵观小说文本，她所做的也基本上是“有个人味儿的”，如：她在父亲遇害后当时并没有急于报仇，因为她想到“一则她是朝廷重臣，国家正在用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坏国家的大事；二则我父亲的冤枉，我的本领，闽省官员皆知，设若我作出件事来，簇簇新的冤冤相报，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纵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亲九泉之下，披一个不美之名，我断不肯；三则我上有老母，下无兄弟，父亲既死，就仗我一人奉养老母，万一事机不密，我有个短长，母亲无人赡养，因此上忍了一口恶气。又恐那贼子还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样，扶柩还乡；我自己却奉了母亲，避到此地五十里地开外的一个地方，投奔一家英雄。”在危难之际，她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大事，是父亲的名誉，是老母的赡养，并选择远避他乡，充分表现了她是一个顾全大局、有勇有谋、很有孝义的奇女子，体现了她性格中的“人味儿”。而她救安公子，则是因为“及至访着安公子，见他那番光景，知他是个正人；问起情由，又知他是个孝子，我心里先暗暗的钦敬，便不肯动手。后来听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与我父亲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从这任侠尚义之中，又动个同病相怜之意，便想救他这场大难。”更是体现了她人性中的闪光点。而这些优秀品质显然贯穿了整部小说。她救张金凤全家，并与张金凤从相遇到相知、相感，她挺身而出为邓九公挽回名誉，以及后来的为了报恩而尽心竭力振兴安家家业、劝勉并激成安骥功成名就，五一不是“人味儿”的杰作。十三妹在由世家小姐异化为侠女，再回归到贤妻良母的转化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性格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正如作者所说的“不失自来的性情，领些现在的机缘”。作者以“写性情”出发，以“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伟标准，把英雄和儿女统一起来，强调了无论是英雄还是儿女都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纯粹和本真，写出了一个性情中的女人——何玉凤。
总之，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并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认为的“性格失常的侠女”，也并不是所说的前半部分写侠女，后半部分写夫人，而且一个性情中的女人。作者写十三妹伟侠女时又不失时机的给她加上了封建礼教和观念的牢拷，写十三妹伟夫人时又不失耐心的加入一些花絮，突出她的侠气未泯，使其增加了这一人物的可信性，使其性格的转变合乎逻辑性。从整体上看，她并不是侠女，侠女只是她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她只是一位有着侠女经历的“性情中人”和有着“人味儿”的奇女子。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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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6.
[2]胡适.<儿女英雄传>序[A].胡适。胡适文存[C].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467.
[3]孙揩弟.关于<儿女英雄传>[A].孙揩弟：沧州后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5.256.
[4][日]太田辰夫.满洲族文学考[M].北京：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1980.48.
[5]王伟康.论<儿女英雄转>思想内蕴的复杂性[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47.
[6][清]文康.儿女英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
[7]郭英德.“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J].民族文学研究，1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