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2016-11-13 15:26阅读：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河洛文明展——汉魏时期：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西汉时，洛阳成为河南郡治所在地。这一时期的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其后，曹魏、西晋、北魏也都在洛阳建都，历时共331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周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
汉魏洛阳故城的前身是东周时期的成周城。其位置就是中间长方形部分的上半部，公元前六世纪周敬王时期，王子朝在王城作乱，周敬王和诸侯在晋侯率领下迁至成周城，以后共有11位周天子在此居住，历时200多年。
秦并六国之后，相国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向南增扩东周成周城。洛阳城达到了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也即俗称的“九六城”。东汉、曹魏、西晋国都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都城的内城，就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的。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在洛阳正式建都，其规模没有超出秦和西汉洛阳城。秦、西汉时期的洛阳城已有南、北二宫，东汉时仍然存在有南、北两宫，北宫在北部中央偏西地区，南宫在南部中央偏东地区，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新筑了单一的宫城—洛阳宫。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廓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面图的最外边框，修筑了320（323）个里坊，城市范围达到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空前规模。整个廓城由原来南北长方形变为南北短长而东西长的长方形。并且形成了由廓城、内城与宫城组成的三道城圈。
东汉时期，洛阳城南设置有灵台、明堂、辟雍三座建筑，统称“三雍”，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明堂是“天子太庙”，封建皇帝祭祀祖先或接受臣属朝拜的地方；辟雍即所谓“天子之学”，是用来“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灵台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东汉时，张衡曾主持与组织灵台的天文工作，至曹魏、西晋时，灵台仍继续使用，作为国家天文台达250年之久。
进入这个展厅，看到最多的就是一些陶制品，这些陶制品，大部分是东汉墓葬随葬品。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这件绿釉陶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东汉陶楼：每层都有柱子、逐层面积收小高度减低、逐层出檐、大量使用斗拱，这些建筑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此后我国古代木结构楼阁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熹平石经
（东汉太学石经）：《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墙村）。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
太学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所以人们又称这部书为《太学石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人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1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及北京图书馆。
历史沿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然而，皇家藏书楼里的标准本“兰台漆书”却由于腐败而遭偷改。鉴于此，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获许。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瑰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学术影响：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石经损坏：《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石经保护：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石经内容：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被称为古文经。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意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玻璃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1987年洛阳市郊区东汉墓出土。
弦纹茧形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出土。
彩绘陶制百花灯：又称作“树形灯”。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树抱有特殊情感，认为树是生命的象征、是太阳与光明的居所，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功能。凡人可以借助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这件灯是道教“升仙思想”最好的诠释。大家请看：灯的下部为“覆盆”型的昆仑丘，昆仑丘上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象征昆仑丘上的居民。其中的动物都是按逆时针方向行走，表示地道右行（与天盘左行相反）。上部为昆仑天柱，又名“昆仑木”。三层代表三重天圜（音环），即三层天；灯盘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东汉时期人们对仙界的想象已经开始生活化,感觉仙人的生活与生前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样的,羽人逐渐广泛地出现在各类题材的画像中。魏晋以后,随着人们对飞升的淡化,羽人形象开始少见,而仙人形象则与常人一样,随后,羽人开始与佛教的飞天相融合,最终被飞天取代。
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音陈伟）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彩绘百戏陶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