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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尘封大师与先驱——格雷戈里·贝特森传播学思想钩沉

2012-09-03 22:5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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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尘封大师与先驱
——格雷戈里·贝特森传播学思想钩沉


（ 新闻学院 刘蒙之 071013018）

在传播学早期奠基人当中，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绝对算是一个异类。贝特森是许多学术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著名的双重束缚 、元传播、“生异之异”，关系传播理论、对称与补充等等不一而足。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它在新几内亚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参加了建立了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与维纳一道建立了控制论,但是他与计算机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来去自如地出入许多不同的学科,生物学、语言学、方法论、精神治疗等等，他的每一次参与都会改变一个学科的面貌。人们说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控制论专家，语言学家等，也可以一言以蔽之称其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思想家。和传播学天才的四大奠基人卢因、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一样，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的研究也是偶尔驻足。但他与前四位奠基人不同的是，他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或者说范式来统一研究对象——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这种视野就是传播——“人们不能不传播”是贝特森传播学思想的浓缩。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大部分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被误解或者不受欣赏，这是因为他总是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并挑战学科的界限。今天，我们很难将格雷戈里·贝特森的智识生涯归结为哪一个学科或是哪一个领域。他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学、心理治疗、小群体互动社会学、动物学、传播研究、教育学、系统理论、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无论从哪一个单独学科来总结贝特森的学术贡献，都将会大大简化贝特森的贡献。概括其一生，他总是用一种兼容并包的统一范式来关照整个社会的运转，这个范
式就是传播。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贝特森的传播学思想及学术遗产进行梳理，以求全面地理解贝特森，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学术经历
格雷戈里·贝特森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格雷戈里·贝特森的一生大部分工作都涉及到四个学科，人类学、精神病学、传播学以及基于系统论和生态学的认识论的发明。这四个学科大致上与格雷戈里·贝特森一生中主要的学术经历相对应。
贝特森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学阶段。贝特森于192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1927到1929年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其中于1928年贝特森在悉尼大学教授过一年的语言学,在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在得到他的硕士学会以后，贝特森来到新几内亚研究两年,当时他选择的研究的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在1932年这一年,贝特森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但是后来贝特森在自己述说这段人类学田野调查经历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他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①]然而这段经历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一件对贝特森的人生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家马格里特·米德。贝特森与米德与1936年春天在新加坡结婚，婚后贝特森和米德在1936到1939年这个期间又一次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里的社群——巴厘人，他们花了3年时间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做研究。[②]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作为研究媒介和手段进行人类学研究，在他们的名著《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里面收录有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初到美国，它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以后,从1942年到1943年他以一名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供职,从事的是德国宣传电影的分析研究。[③]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贝特森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也加入了战时临时机构。从1944年到1947年，他主持了旨在削弱日本官方宣传的著名的“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e）项目[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战结束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有短期停留，从事教学工作。贝特森和米德在1947年分手，并最终在1950年离婚。他们有一个女人玛丽·凯瑟琳·贝特森，现在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
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来到了加利福尼亚,他远离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心理学和传播学。二战结束后，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标志着贝特森人生第二个阶段——精神病学阶段的开始。起先在这里他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资助用于研究传播中的矛盾问题。在这笔资助用完以后，他又接着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过这一次资助的项目是“双重束缚”假设的研究。后来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研究精神病学。[⑤]
在度过了哈佛大学的美好时光以后，贝特森来到旧金山进行了一年的传播研究。期间他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曾经养了一只章鱼，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严密的观察研究。不幸的是，这个研究的资助后来停止直接导致了研究的流产。章鱼传播研究项目下马后，1963年贝特森被泰勒·普赖尔邀请到夏威夷的海洋基金会去从事鲸鱼、其他动物和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从1963年到1964年，贝特森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海豚实验室担任主任，从事海豚的传播研究，在那里他也同时研究了鲸鱼的传播问题。但是他的管理才能在那里对那样大的一个实验室的管理问题感到头疼，后来终于辞职不干，专心研究。 贝特森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多数的思考都集中在他1972年出版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贝特森在这本书中探索了“精神（mind）” 的概念——精神用来指代复杂、自治和控制的系统，比如生态、组织、心灵和文化。在《心灵与自然：必要的统一（In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1979)中，他认为人类学习和生物进化是相同的过程，它们都是“随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随机的选择因素和随机产生的变量结合在一起。在《天使的恐惧（Angel's Fear）》（1987）里，他认为“宗教仪式”的社会功能就是创造一种使社会生活免受挑战的防护屏。
贝特森晚年一直待在夏威夷，他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进行过很多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在夏威夷的这个时期，贝特森发明了一种新的认识——来源于系统论和生态学。1980年7月4日贝特森因为癌症逝世于旧金山的公寓里，终年76岁。
二、贝特森与传播学宏观理论的奠基
格雷戈里·贝特森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传播学哲学家，他对传播学天才的开创性贡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宏观的思考，一个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思考表现在它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传播本质的探究上，而这样的使命在贝塔朗菲、香农和维纳那里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上述三人所代表的“三论”只停留在冰冷的机械世界就踯躅不前了。格雷戈里·贝特森被公认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先驱之一。他在三个20世纪重要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自己的远见卓识，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全面地应用这三个理论进行社会生态的系统分析更把人类社会的传播研究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
1、系统论。系统论是研究自然、社会和科学的复杂系统特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分析和描述研究对象的框架，是一个在系统与环境之间以及系统内部的建立在传播和“反馈”基础上的控制系统的理论。一个系统可以是一个单一的生物体，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或者社会，更可以是电子机械装置或者信息工具。系统论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20年代的生物学领域，当时的生物学需要去解释生态系统中生物体的相互联系。今天作为一个一般的学术领域，它主要指得是系统科学。系统科学主要指的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系统理论汇聚了来自存在论、科学哲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工程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心理治疗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原则和概念。系统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离不开二战期间贝塔朗菲、阿纳托尔·拉波波特、肯尼思·博尔丁、艾什比、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等人的开创性研究。贝特森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Laszlo, Ervin,1973 ）。系统的特点是信息流动，能量流动，物质流动和其他变量的流动。然而他认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信息的流动是最为特殊的，这是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a处。复印机就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人复印材料的时候，在产生新的复印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原件，否则复印机就成为无用的代名词。在对信息与能量关系的认识上，他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并认为元传播是复杂系统的特征。贝特森对系统论最特殊的贡献就探索了系统中次级的更为复杂的领域，是贝特森首先发现了系统的层次和等级问题，环境的范围和矛盾的范围（Simon, Herbert 1973）。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首还发展了系统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他们认系统理论发挥的是具有自治性的各学科之间对话的作用。社会科学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就是他们的发明。
2、控制论。控制论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自动飞行 ”，这个词罗伯特·维纳在1945年首次创造。控制论是研究在生物体中，机器和组织体中传播和控制的研究。控制论关注的是任何对象（数字的、机械的或者生物的）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对信息做出反应，如何改变或者被改变完成系统的目标的科学。控制论并不是植根于任何经验的研究领域，它是在抽象意义上的关于系统和控制的研究。这个理论强调人类和生物以及非生命物质的在环境构成上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信息的交换，环境和意义的层次、反馈、自然发生的现象、自我组织等。
控制论虽然由维纳发明，但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科学理论，它和任何一个伟大的发明一样，都是建立在历史和团队的肩膀上，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贝特森。早在1936年，贝特森就认识了罗伯特·维纳和约翰·冯·诺伊曼,他们影响了贝特森在二战后的研究、思考和写作。1940年代贝特森参加了罗伯特·维纳领导的跨学科的控制论研究团队，维纳、贝特森和米德一起发现了控制系统的初级和次级过程，这段经历对贝特森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⑥]在1942年召开的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贝特森还遇到了沃伦·麦克罗齐（Warren McCulloch）和朱利安·比洛奇（ Julian Bigelow），这时他们才开始谈论一个在当时还很稚嫩如今广为接受的概念“反馈”（feedback）,贝特森深深地感到他在1936年写作的后来被誉为人类学研究杰作的《纳文》时所缺少这种必要的思想或者说认识问题的视角。《在走向精神的生态学》（1972）中，贝特森阐明了“控制论” 的方法论。他说，因果解释通常是积极正面的，我们说撞球B朝某某一个方向移动，因为撞球A在某个角度撞击。与这种解释比较起来，控制论解释总是消极反面的。贝特森还认为控制论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异（differences）”，或者说两件事情的区别或者一件事情随着时间发生该改变—— 这同时是贝特森信息理论的核心思想。
控制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两个传统。第一个是循环型的因果关系，这种传统体现在计算的设计和自动控制领域，代表人物是维纳。第二个传统（贝特森,1963）来源于人类和社会关注，强调认识论，我们是怎样认识和探索关于自我的理论，以了解身份、目的和自治这些现象，这种取向的代表人物就是贝特森 。一些控制论理论家寻求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世界，而其他的一部分人仅仅想理解人类和他们的环境是如何共同进化和发展的。一些人寻求发展对关系进行模型化的方法,还有人旨在理解发生在模型或者理论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对话。早期的研究寻求详细说明系统被控制的一些原则,最近的研究试图弄明白系统如何描述自己，控制自己和组织自己。显然，诺伯特·维纳属于前者，而贝特森属于后者。和罗伯特·维纳以及其他的机械取向的控制论理论家不一样，贝特森研究的科学领域是精神和生态系统的生命世界的控制论。通过贝特森、洛伊和拉波波特等人类学家的努力，整个1940年代到1960年代控制理论开始进入到人类学的研究当中。 贝特森说：“ 我认为控制论是人类在过去的2000年里从知识之树结上摘取的最大的果实,但是我们从果实上咬出的果肉被证明是难以消化的,——通常是因为控制论的原因。 ”[⑦] 这句话足见贝特森对控制论思想的推崇。
3、 信息论。贝特森（Bateson,1972） 把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格雷戈里·贝特森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如果所获得的东西不能分辨出来，或者即使分辨出来了，却不会造成任何变化，他就断定这只是噪声。贝特森举个例子来解释，伸出一个人的手掌，手心朝上平放在桌面上，让后在手心里放一枚小小的硬币，如果硬币是冰凉的，一个人就能感到冰凉的感觉，然而取走硬币后，很快就什么也感觉不到。贝特森解释说，神经细胞只在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向大脑报告。信息就是差异和不同。另一个例子是：一只蜥蜴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捕捉昆虫。蜥蜴的眼睛只把运动传送到大脑。如果蜥蜴捕捉树叶上不动的昆虫，那么蜥蜴很难看到昆虫。但是当昆虫开始运动，蜥蜴就能够很快伸出舌头逮住昆虫。这就是关键或者说重要的差异——差异生产信息。贝特森对信息的简单描述奠定了信息理论开创者的地位。正如E.N.安德森所指出的，人类看起来的确是专门的信息处理者。在人类生态系统的背景下，信息被看作是一种类型的生物体或者设计装置的输入和输出。信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固守在某一个点上，信息永远都是一个“回路（circulation）”。在回路中，信息不断地进行互动和影响。贝特森关注的是在相异部分之间的信息互动。贝特森把这种复杂的信息互动的系统命名为“精神（mind） ”。贝特森是一个科学家，他所使用的复杂的系统里的精神概念和通常所说的宗教上的精神概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科学家，它赋予了精神概念新的内涵。这是概念是贝特森传播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同时很难把握。究其原因就在于“精神”（Sayre, Kenneth M,1976）的概念代表着一种结构性的组成，必须用系统、全面和动态的视角去把握。贝特森说，系统对差异做出反应,反应就在在差异之间进行比较并做出区别。贝特森（Bateson ，1980）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里说明他所理解的“精神”图景。“一个人用一把斧子砍倒了一棵树”。在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建立了三种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过程：人、斧子和树。这个过程已经被语言定义了。人拥有意志力量并且控制过程，语言本身被分开成一个循环，是一个简单的控制反馈系统，被分成三个互相作用的部分。根据贝特森的观点，精神并不属于人。他深入分析说，斧子的每一次砍击都根据斧子在树上的痕迹被修正和调节,而痕迹是有差异的。系统论和控制论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首先，在每一次击砍，树上的痕迹有很多区别。大脑从视网膜转化这种输入的信息，给肌肉发出新的信息来指导新的击砍。这个过程是A-B-C-a-b-c-a1-b1-c1-a2....，这就是贝特森所谓的“生异之异”。贝特森认为精神在整个系统回路中是无所不在的，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从严格的控制理论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树上斧子砍击痕迹的差异，而不是大脑，大脑只是对这种差异做出反应而已。
在贝特森的思想里，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是融会贯通的。系统论关注系统是如何通过持续不断的通过发生在系统内部的信息反馈进行调节的。系统都是控制的，而控制必须依靠信息，即“生异之异”。系统最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信息。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系统是通过指导群体成员彼此间传播互动的传播过程维系、修改和改变的。在贝特森的智识生涯里，处处都可以看到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哲学和世界观支撑。他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结合起来关照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的关系，观察整个人类世界。
贝特森把“三论”的观点带入了对 “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生态系统”这个词语在1930年由罗伊·克拉彭发明的，用来指代一个环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关系的物理和生物的组成部分。英国生态学者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后来重新定义了这个术语，把生态系统定义成建立在生物群落（一个动物的群体）和小生境（生物群体生存的环境）之间的互动系统。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是建立在人类/自然的二分法的基础上，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的物种和构成小生境的非生命物质彼此都在生态环境里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共成一体。生态系统可以描述任何生物体和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系统小到一个家庭或者一所大学，大到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被看作一个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于一个复杂的人类和生态关系的网络中相互作用并共同组成一个生物圈。人类生态系统的分析经常被一些生态人类学家使用，比如罗伊·拉波波特,他分析了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仪式和传播(Rappaport, 1999)。贝特森、E.N. 安德森、玛丽·道格拉斯、基思·百索（ Keith Basso）和保罗·纳达斯第(paul Nadasdy)等人类学家都把人类生态系统作为分析的对象。大多数的人类生态环境分析和研究关注一些特殊环境，比如生物学、个人、社会文化、环境等等。比如世界系统理论由沃伦斯坦提出，是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纬度分析人类生态系统的全球网络的一个例子。
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贝特森关注人类生态系统中信息的传播和转化。他的研究聚焦于人类生态系统中关系的生态学和信息问题。贝特森认为自己是个行为科学家，他有着宽广和没有偏见的研究视野，研究了生物体，比如人类和哺乳动物自然的传播。贝特森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他还参加了酗酒者恢复项目，这些研究的材料日后成为他研究西方文化的基础。贝特森（Bateson ,1967）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称关系。对称关系就是一种行为的增加导致对方相同形式的反应。比如军备竞赛、体育比赛、酗酒等等。补充关系是一种相异行为，这个关系中的双方互相补充。比如统治和顺从，照顾和依靠，虐待狂和受虐狂。贝特森还发现西方文化中另一个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从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反对边界外面的部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精神与肉体” ，从而忽略我们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点和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点背道而驰。
三、贝特森与传播学微观理论的开创
在传播学的微观理论研究方面，贝特森还是许多传播学问题的发现者和解释者，创立了许多的概念，启发了后来的传播学研究。
1、元传播。 在1952年到1962年的10年里，贝特森是许多传播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特别注意到传播的逻辑矛盾和罗素的理论。贝特森和他的同事发明了“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元（meta）”是一个希腊语的前缀,意思是“在……之后”的意思.。这个词首次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贝特森对哺乳动物在理解游戏和真正的打斗的区别的机制感到十分感兴趣。他发现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具有元传播的能力，它们似乎知道环境的意义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这本书中，罗杰斯谈到贝特森通过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发现“元传播”问题的。贝特森认为猴子之间的嬉戏是以“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的元传播为先决条件的。[⑧]贝特森认为，人类的传播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传播，即元传播。元传播是一种抽象水平的传播，依赖于传播双方的关系和对于所传递的信号通常是意义不明确的隐喻信息的辨识和理解。贝特森用元传播的理论分析了游戏的本质。他认为游戏是信息的交流和操作的过程，其特征就是元传播。也就是说，游戏过程要以游戏双方能识别对方的游戏意图为前提。贝特森论述了游戏作为一种元传播的意义： （a） 元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基础，人类任何传播都包含元传播的成分。元传播不仅发生在非言语交往中，而且发生在言语传播中。在传播的进化过程中，先有元传播，后有人类的言语传播。（b） 元传播的特征不仅存在于游戏中，而且广泛存在于人类的表征系统和社会文化中。人类的表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分类系统，它的结构特征与元传播的结构特征相似，即在肯定的表述中都含有一层隐喻(一个否定的或解释的表述)。（c） 在前两点的基础上，贝特森又分析了儿童角色游戏的意义。他指出，儿童的角色游戏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儿童可以在其中学习角色的概念，学会区分一种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不同，了解行为方式与行为背景之间的制约关系。所以，游戏是一种学习。但幼儿在游戏中不是孤立地学习一个事物，而是在事物的关系与联系中学会区分与概括。
和元传播关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是背景（context） ，背景是讯息被理解的联系和一致性。背景的一个潜在的假设是是任何被排除在背景以外的东西都会被忽略或者被排除在参考框架之外。贝特森认为背景（Context）属于传播的范畴，不能把背景或者环境看成是一个与观察者分离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通常支持观察者理解的讯息。一个简单的例子符号是0，如果这个符号用在单词“ROW” 中，它的作用就是单词ROW中的字母O,如果用在203这个背景中，那么它就变成数字0。所以说框架或者背景决定了讯息应该如何被解读。在许多语言中都有许多发音和拼写相同的单词，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意义却是不同的。比如说，在丹麦语中，表示“爱人”的词语在另一种语境中是“斧子” 的意思，另外还有第三个意思是“财宝”。元传播或者背景是我们日常行为的一个准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贝特森认为逻辑是贫乏的因果模式，一针见血地指出逻辑的表达性的局限。贝特森说逻辑类型的冲突和逻辑矛盾的产生是日常生活中传播常见的现象。每天我们都能经历到这些背景（context） 每一天我们都会看电视、电影、喜剧、游戏。我们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游戏。事实上，每一次我们都是用单词“我”也是一个元传播的符号。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也是元传播性质的，我们和家人、同事、朋友、配偶在一起的元传播是不同的。
2、关系传播。贝特森（1951）年认为讯息同时提供两个层面的意义：内容意义（content meaning） 和关系意义（relational meaning） 。他把人际交流信息区分为“内容讯息”和“关系讯息”，认为前者揭示传播的内容，后者揭示传播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关系讯息比内容讯息更能影响传播结果。贝特森认为内容层面的意义提供和信息表示物相关的信息。关系意义提供讯息如何被解释的信息。举个例子，“你去什么地方了，怎么迟到了”指的是时间，但是关系意义却是缺乏责任感和关心的一种失望和批评。如果另外一个人回答“你总是这么急躁，放松点”，是一种指摘。然而，如果另一人说“你说得对，我真得很抱歉”，一个不同的，更和气的关系模式的概念就出现了。按照这些两个层面的意义，内容，总是被更高的“如何”被说的超层次的关系意义语境化，内容意义只是发挥着部分的作用。如此一来，在不间断的关系意义的交流中，系统成员共同定义描述他们关系的模式。[⑨]因此，人际传播的功能是为了建立、维持和改变关系，而不仅仅是传递说话内容，而关系反过来影响人际传播的性质。贝特森举例子说，当你的猫想告诉你给他食物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猫没有关于食物或者牛奶的语言。他所做的就是发出响动和声音，像一个小猫对猫妈妈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想把这只猫的讯息翻译成语言，那么把猫的语言翻译成“牛奶” 是不对的，相反，他在叫喊的是像“妈妈”这样的意思。或者更正确的是，他在说“我要依靠，我要依靠”，猫是根据关系模式来说话的。[⑩] 这个思想后来在他的学生瓦兹拉维克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著名精神病学家保罗·瓦茨劳维克（Baul Watzlawick）加入到贝特森的研究群体中，对传播进行了一些著名分析以及阐述了各种关系无数的隐含规则。贝特森因为提出了“关系传播”的许多观点而被后人称为“关系传播理论的创立者”。
3、双重束缚。在帕洛阿尔托小组,贝特森和他的同事（Bateson, G., Jackson, D. D., Haley, J. & Weakland,1956）唐纳德·杰克、杰伊·哈利和约翰·维克兰德提出了双重束缚（Double Bind） 的概念。双重束缚是“无论一个人怎么做，他都不能“赢”的情况” 。[11]双重束缚就是一种典型的传播与行为的撕裂现象，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己主张相反的意思。双重束缚关系其实是一个陷阱和圈套，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没有成功的选项。双重束缚的概念能够研究广泛的人类行为，包括进行一些动物的行为和传播研究。双重束缚最早是为了解释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贝特森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宝宝说“我爱你”，同时却扭过头去不理孩子，这时孩子就受到了“双重束缚。小孩子在身心上都严重依赖于母亲，面临这种情景，他（她）无法对母亲表达出自己心理上的矛盾感受。一个人长期受到双重束缚，就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对此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形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传播的背景。双重束缚需要几个条件是：（a） 双重束缚中的受害者接收到矛盾的信息或者不同的表达情绪的讯息（比如，爱是用词语表达的，憎恨和疏远用非语言的行为表达。或者一个孩子被鼓励自由的说话，但是在他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却批评和压制他。（b）没有元传播。比如去询问两条信息中哪一条是有效的。（c）双重束缚的受害者不能离开双重束缚的困境。（d）没有实现矛盾的指令会受到惩罚，比如，失去爱。半个世纪以来，精神病学界围绕该理论正确与否有过激烈的争论，迄今没有取得共识，因为虽然很多人觉得双重束缚理论具有实用价值，但是难以获得经验研究的证实。不过，“双重束缚”这一说法不胫而走，在许多领域都获得应用。今天这个理论更重要的是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传播现象。[12] 贝特森还把双重束缚带入了对人类社会的分析，他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双重束缚是：人类进化已经到了很发达的程度，可以为个体的生存而抗争，而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有性繁殖的物种，仍然摆脱不了死亡。大部分宗教其实都在试图帮人类摆脱这个基本的双重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贝特森认为，与其说《圣经》的创世故事是迷信和谎言，还不如说它们是表达真理的另一种版本――隐喻的、诗意的版本。
4、对称和补充。 对称（symmetry） 和补充（complementarity） 的概念被贝特森（1979）用来表示两种普遍的建立在被交换讯息关系意义的相似性或者差异性传播模式。[13]对称指参与者的行为互相反映的互动结果，比如以支持性讯息回报支持性讯息。相比起来，补充模式指的是行为不同，但是结合在一起提出或者接受建议，提出或者回答问题。对称和补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被交换讯息的类型和次序。比如发生在两个观看电影的朋友之间的争论表现了对称竞争的形态：当每一个想做其他一方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一个顺从对称模式就出现了。在补充模式里，如果一个人的建议被另外一个人接受了，一个主导/顺从的补充类型就形成了，但是，如果一个人需求帮助的要求被拒绝了，一个顺从/主导类型就出现了。贝特森（1979）描述关系类型的方法从形成讯息与讯息结合起来传播认同发展到形成更大的模式序列，这些模式反过来提供了一个对关系的更为整体的描述。例如，混杂着对称和补充模式的交往和传播会构成全面灵活的传播模式。同样，两种类型的补充代表着另一个相对灵活的模式。它由一系列的肯定自己和接受彼此的建议或者思想的相互交替的人们的传播组成，代表了一个更为和谐的关系模式。然而，刚性的补充模式，就像这个词语所说明的，是一种十分多余的、十分沉闷的交往和传播形式，例如一个人声称控制另一个人服从他一个人的指示。相比之下，不断增加的竞争对称模式反映了一种正在进行的谁将控制关系的斗争。在每一种传播中，成员不赞同或者拒绝另一个人对关系的定义，这种模式的在大多数的关系中出现，但是增大的对称的重复的设定预示着麻烦的关系。对称和补充发挥着例证模式信息过程的原型的作用。简而言之，对称和补充关注系统成员的相互依赖，传播的循环影响，被交换讯息的意义的关系层次，以及共同生产的描述关系的传播模式。
5、传播与学习。从我们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开始学习与其他的人互动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理解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模式和关系。贝特森把学习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传播现象，它区分了学习过程的层级。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如身份、特点、习惯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些都取决于一个人从外界输入讯息。[14]客观世界有自己的形式和模式，客观世界包含的信息依赖于观察者的解释。贝特森认为，人类接受的信息是海量的，没有一个生物体能够在意识层面接受所有的信息，除非他能在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层面处理大部分的信息。习惯和学习技能属于无意识的层面。信息的获取是有选择性的和系统的。因此贝特森建议按照目的，意图或者来选择信息。由于目的是一个线性的因果链A-B-C,然而整个的精神周期结构是A-B-C-A. C是更大的一个循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目的的实现——极有可能会对整个系统构成损害。人类自己和环境，自己生活其中的文化、自然生态都是控制系统。目的性的考虑远离了那些因果关系，没有循环的结构，扭曲成一个线性因果链条。
贝特森利用“精神”（Mind） 这个概念来描述复杂的控制系统。包括无意识的精神。他喜欢改述帕斯卡的表述“精神有属于它自己的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动机”， “精神有自己精确的运算法则” 。运算法则是处理和运算的一个数学用语，经常用与计算机编程中。贝特森用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认识，思考和行动的潜在前提，这个潜在前提不能被我们语言的运算法则所理解和掌握。在贝特森看来，所有的认识和反应、所有种类的行为，所有的神经病学、生理学和内分泌学，所有的组织和进化都可以被看成是传播现象，这些领域广泛的现象都受到传播法则的支配。事实上，人们不能不传播。我们出生在这个传播的世界，我们自愿或者无意识地成为这个传播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在我们死后也被别人传说着，这也是传播。
四、 贝特森的传播实践
贝特森不但是一位传播哲学家，一位思考传播的大师和先驱，也是传播的切实地实践者。 二战以后，随着应用人类学的不断发展，运用民族学、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传播问题逐渐兴起，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民族志传播学。民族志传播学是从人类学等学科中演化出来的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它被导入传播研究中后，对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做出了极大贡献。一些人类学家开始了与传播有关的民族志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贝特森和米德1942年出版的《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可被认为是一个早期经典。二战期间，贝特森在二战期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缅甸和泰国设计和主持一个进行“黑色宣传” 的电台。贝特森一开始不愿意为军事或情报部门工作，甚至在考虑参加战略服务办公室（OSS）后，贝特森还是对在战争中人类学家把他的知识作为武器的行为感到一种伦理困扰。但后来尽管有很多欺骗宣传，贝特森还是参与了这项工作。“黑色宣传”这个词指的是个人或者群体假冒敌人进行宣传，用负面的虚假的信息混淆视听。二战期间，贝特森帮助盟军建立了的这个联合电台假冒成日本的官方电台，通过跟踪日本的官方电台但是却夸大事实的方法进行虚假宣传为战争服务，效果证明这个项目在战争期间的确削弱了日本的宣传。在主持“黑色宣传”工作期间，贝特森应用了他的动态分裂症（schismogenesis）理论来在敌人中间制造混乱。贝特森不仅在反日宣传上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帮助分析原始情报，起草分析长期情报战略的论文，甚至还参加了美国的秘密情报结构。1944年贝特森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出大量的方法和战略帮助美国情报机构在战后期间继续收集情报以维持印度的殖民秩序。[15]贝特森在二战期间的这段经历，造成了他后来对应用人类学的负面评价。尽管米德和贝特森都对战争期间心理战中使用的欺骗感到困扰，但是米德没有贝特森那样严重。战后，天生乐观的米德没有失去对科学的基本信仰。她认为科学如果被负责地应用，就会有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但是贝特森却为战争期间的经历深感不安，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带有内在的危险性，他认为科学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进行动。
五、贝特森与传播学教育

贝特森一生成就卓然，是一位杰出的传播教育家。无论是在帕洛阿尔托小组，还是其他的组织和研究生涯中，他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人才。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和早期核心人物。在帕洛阿尔托学派他培养了一批跨学科的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名字来源于旧金山郊区的一个小城市，开始于1942，由来自人类学、数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反对香农的传播数学模式，受维纳的控制论影响，成员有雷·伯德惠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 爱德华·霍尔、戈夫曼和瓦兹拉维克等。在帕洛阿尔托，贝特森担任理论指导教师，他指导的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帕洛阿尔托学派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开创了三个理论假设：传播实质在于关系和互动过程；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具有传播价值；通过对处于水平情境（连续讯息序列）和垂直情境（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之中的讯息系列的观察，有可能抽取出一种传播的逻辑；精神上的问题反映了个体和他周围人群之间沟通上的失常。帕洛阿尔托学派对体态语言和人际空间感兴趣，认为人类行为的障碍是社会环境的彰显者，对情境的分析先于内容分析。他们将传播看成具有不同等级的连续过程，为了理解意义的显露，研究者应该描述特定情境下不同行为模式的功能。帕洛阿尔托学派对于悖论、混乱、操纵、不可测和虚假信息等基本的传播学命题做出了很多探索。1980年代在遭遇了宏观社会学模式的危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帕洛阿尔托学派对传播作为互动过程的伟大理论贡献。
贝特森合作过的后辈有杰伊·哈利和保罗·瓦拉茨维克以及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其中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就是瓦兹拉维克。贝特森去世后，瓦兹拉维克继承贝特森的衣钵，继续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 。瓦兹拉维克1967年出版的建立在贝特森思想基础上的《人类传播语用学》 是传播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瓦兹拉维克（Watzlawick, Paul.,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1967）最有名的贡献是他所提出的五个传播命题，纵观这五个传播命题,无一例外地都源自贝特森研究的启迪，其中许多都集中在《走向精神生态学》（1972）这本书中。这五个命题是（1） 人们不能不传播（Man kann nicht nicht kommunizieren）。每一个行为都是一种传播，人们不可能不去传播。（2） 每一种传播都有内容和关系两个方面，后者对前者进行分类构成元传播。这条公理的意思是除了浅显的字面意义外，任何传播都包括说话者希望信息内容怎样被理解以及他怎样看待自己与信息接受者关系的信息之外的信息。（3） 关系的本质依赖于交流者交流过程中的停顿。说话者和接受者用不同的方式来结构信息流动，并且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是交流过程中对他人行为的一种反应。（4） 人类传播包括数字形态和类比形态两种形态。传播不仅仅通过说出来的语言（数字传播），而且还有非语言的类比的传播。（5）人际传播的过程或者是对称的或者是补充的。这取决于交流着的关系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此外，贝特森还是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开创者。他是传播生态学的启蒙者，他的思想还是框架理论的思想源头。他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精神病，从而使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奇妙世界。他的许多警句令人深思，比如：“逻辑是贫乏的因果模型”、“语言通常强调互动的一个方面”、“信息是生异之异”、“数字和数量是不同的”、“地图不是领土”等给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很多启迪。
贝特森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这些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贝特森都贡献了他独特和开创性的贡献，但他又从来不是这些领域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他一生的智识活动有何共通点的话，那就是他试图以某种一般性过程将各不相同的现象连接起来的努力，以及他那“永远活跃的思想”。[16]他的传播学思想是高品质的宝库等待我们的开掘。　




参考书目：
[1]Bateson, G. (1958 (1936)).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Bateson, G., Mead, M.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3]Ruesch, J., Bateson, G. (1951).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W.W. Norton & Company.
[4]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Bateson, G. (1980).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Advances in Systems Theory, Complexit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Hampton Press.
[6]Bateson, G., Bateson, MC. (1988). Angels Fear: Towards an Epistemology of the Sacr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Bateson, G., Donaldson, Rodney E. (1991). A Sacred Unity: Further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Harper Collins.
[8]Bateson, 'The Second Cybernetics.' American Scientist 51 (1963): 164-179.
[9]Sayre, Kenneth M. (1976): Cybern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0]Simon, Herbert A. 'The Organization of Complex Systems.' In Hierarchy Theory, pp. 1-28. Edited by Howard Patte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3.
[11]Laszlo, Ervin. (1973)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12]Gregory Bateson [1967]. They threw God out of the garden. Letters from Gregory Bateson to Philip Wylie and Warren McCulloch [ed. Rodney E. Donaldson]. Co-Evolution Quarterly, No. 36, Winter 1982. p.p.62-67.
[13]Watzlawick, Paul.,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14]Bateson, G., Jackson, D. D., Haley, J. & Weakland, J., 1956,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in: 'Behavioral Science', vol.1, 251-264)
[15]《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罗杰斯,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
注释
[①] ohnston, Paul. 1976-1980. Bateson, Gregory. I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Supplement Ten, edited by Kenneth T. Jackson, 27-2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②] 'Gregory Bateson.' 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7.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5 Aug. 2007
[③] Levy, Robert I and Roy Rappaport. 1982. Obituaries: Gregory Bateson (1904-1980).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4: 379-387.
[④] Klopfer, Peter H. 1979. Bateson, Gregor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Biographical Supplement. Vol. XVIII, edited by David L. Sills, 42-4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⑤] Marcus, George E. 1984. Gregory Bateson: The Legacy of a Scientist (Book review).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427-428.
[⑥] Interview with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 in: CoEvolutionary Quarterly, June 1973.
[⑦] 'From Versailles to Cybernetics,'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Ashby, Ross Methuen, 757 Third Ave., New York.

[⑨] Engaging theori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leslie a.baxeter dawan o.braithwaite sage, p 349-356
[⑩] ems in Cetacean and Other Mammalian Communication,' 1966
[11] Bateson, G., Jackson, D. D., Jay Haley & Weakland, J.,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Behavioral Science, vol.1, 1956, 251-264.
[12] Mathijs Koopmans，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 Double Bind ,Theory Revisited，
Www.goertzel.org/dynapsyc/1997/koopmans.html,
[13] Sluzki, Carlos E., and Janet Beavin, 'Symmetry and Complementarity: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a Typology of Dyads.' The Interactional View, Ed. Paul Watzlawick and John H. Weakland. New York: Norton, 1977. 71-87.
[14] Visser, Max (2002). Manag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organizations; towards a behavior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URAM Conferenc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ockholm, Sweden.
[15] Gregory Bateson and the OSS: World War II and Bateson's assessment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 Human Organization, Winter 1998 Price, David H Bateson (My personal teacher of these disciplines.)
[16] Segal, Daniel Alan. 1987. Bateson, Gregory. In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nd ed., edited by Roland Turner, 44-46. Chicago: St. Jam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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