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的《余震》作者张翎讲述疼痛中的心灵重建
2010-07-24 22:15阅读：
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
1976年7月末，23秒的天崩地裂，一场灾难改变了一座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命运。
在这个7月末，当我们走进电影院观看《唐山大地震》时，随着情节的推进，观者无不唏嘘落泪，那种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大悲凉依然一下子击中了我们。让我们咀嚼得满口苦涩的还有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带来的隐痛。一座城市的凤凰涅槃相对容易，而人们的心灵重建，却犹如修复一条漫长的隧道。
每一个经受过地震震荡的心灵都有其独特的创伤，如何与心中的那根“刺”共存？《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余震》的作者、身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著名华人女作家张翎通过电子邮件为我们给出答案。
在大洋彼岸的《余震》作者张翎讲述疼痛中的心灵重建
天灾尘埃落定，我们唯一的财富是亲情
提醒
心灵伤害容易被遮盖而忽略
华商报：改编自您的小说《余震》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近日在国内热映。在您看来，地震题材震撼人们的原因在哪里？
张翎：震撼来自这个题材让人无可回避地看到了人类被灭顶之灾猝然击倒时的惊慌失措和无奈，失去亲人家园和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哀伤和疼痛，以及人类在重建家园和重建心灵过程中的艰难和勇气。
华商报：灾难，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话题，其中有亲历者的心灵创伤,还有他人的同情伤感。有报道说，电影讲温暖，您的小说写疼痛。电影在为受难者疗伤，您的作品呢，想带给大家什么？
张翎：天灾带给地貌建筑物的伤害是惊心动魄的，也是看得见的。但是天灾带给人心灵的伤害却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疼痛是容易救助的，而看不见的疼痛很容易被假象遮盖而忽略。《余震》写于2006年，那时灾后儿童心理干预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
的话题。我就是想通过对疼痛极致的描述，引起人们对灾后儿童心理创伤的关注。直面疼痛是心灵重建的第一步。当小灯（电影中为方登）终于敢转过身来面对缠绕了她30多年的巨大心灵阴影时，修复的漫长隧道里已经显出了隐隐的亮光。
争议
每个人对付伤痛的方式都是独特的
华商报：《余震》的书名可谓一语双关。在岁月和我们善良的愿望中，我们常常过滤掉了灾难退却后的一些东西。选择这样一个逼近真实的角度来写地震，您在动笔之初是怎样有了这股勇气？
张翎：在产生书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时，我绝对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它会被演绎成一部所有人都会“有话说”的巨额投资大片，当时仅仅是想对那场天灾之后的儿童心理创伤作一种个人化的挖掘和探讨。但我依旧需要具备面对疼痛和表述疼痛的勇气。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地震的江南女子，面对这个题材还存在着现实的陌生和文化的疏隔。为此我作了许多的案头，查阅了我可以收集到的几乎所有国内和国外的地震资料，并多次与生活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们交谈。在那个年代，唐山大地震几乎完全没有留下人的照片，所有关于那个年代的图像记录都是倒塌的建筑物。而我是一个非常依赖画面制造的灵感来写作的作家，我描写早期华工生活的长篇小说《金山》，就是借助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完成的。在人物缺失的场景里构写人物，对我是另一个挑战。和观看电影时经历的那种情绪外泄痛哭流泪的体验不同，整个书写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欲哭无泪的伤痛，真正流泪只有一次，是写到小灯千里回乡，找到母亲。隔着30余年的时空距离，母亲从阳台上俯下身来，问：“闺女，你找谁？”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像这一部这样，让我如此深入地进入了“疼痛”的感觉。
华商报：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母亲李元妮坚决不改嫁，有记者质疑这是落后时代的思想。地震过后，很多人失去了伴侣、孩子。您认为“颂扬”一位单身母亲不改嫁是人性化的处理吗？
张翎：人处在灭顶之灾的极端境遇里，必须对所处的情景做出即刻的反应。母亲选择“丢弃女儿”，是无奈的选择。残酷是天灾加给所有人的。母亲为这个无奈的残酷选择背负了一辈子的十字架。天灾来临的时候，人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而天灾过后，人们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对有些劫后余生的人来说，尽快重组家庭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慰藉。而对李元妮来说，持守不嫁才能减轻她对亲人的负疚——这是她在内心深处为继续活下去而作的辩护。尽管天灾带给人类的是整体性的灾难，但是每一个人对付伤痛的方式都是独特的。小说里探讨的是一个独特的“个案”，没有想刻意“颂扬”李元妮的单身选择，而仅仅是对她的选择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分析
人们要学会与“刺”共存
华商报：去年，当电影《2012》上映时，人们对那种灾难预言多抱着“娱乐”的心态。而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并不久远的事情。当我们再次回望，灾难打动我们的同时能否带来心灵的成长？
张翎：每一场地震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每一个经受地震灾难的心灵都有其独特的创伤，没有哪一场地震能和另外一场地震类比，也没有哪一个创伤可以被另外一个创伤替代。唐山的那场地震，由于当时对于信息的严格控制，至今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灰暗角落，也许在这之后的年代里会被渐渐地发掘。而汶川、玉树地震发生时，我们所处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国际救助，全社会的强大支持系统，新闻报道的透明度和迅捷，以及人对自身和自然的关系的探讨，对灾后心理干预话题的关注，都表明全社会和个人都在经历天灾的过程中成长了。
华商报：罗斯奈的《莎拉的钥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一个犹太女孩在全家被抓捕时将弟弟锁在橱柜里，她这种唯一能保护弟弟的方式却永远失去了弟弟。这个故事是人祸中一个女孩心中永远的一根刺。而《余震》的天灾中，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对只能救一个的绝境，是她心中永远的刺吗？是否在灾难中，每个人都有不能为人所说的那根“刺”？
张翎：即使没有经历这样残酷的选择，天灾照样可以给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心里扎上一根永远拔不去的“刺”。在我为《余震》而采访地震亲历者时，常常会听见他们说：“那天早上我要是晚几分钟送他去就好了”；“临走时他连早饭也没吃啊”；“那天我们是吵了架分手的……”劫后余生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负罪感”，与其说这是灾难造成的，倒不如说这是人们在死亡这种决绝的离别方式面前感到的无奈和哀恸。这根“刺”也许会陪伴人一生——心理干预不意味着“刺”的消除，而仅仅意味着人们学会与“刺”共存。
解读
成熟的叙述需要理性思考空间
华商报：您的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蕴含着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终极的人文关怀。您曾说自己“记忆中似乎永远是手提着两只裹着跨省尘土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选择这类题材写作与您远在海外有无关系？
张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剥离的永久联系。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我虽然不再生活在中国，可是故土和同胞将是我永远的主题。我在意那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
常年在海外生活，首先意味着与故国有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过滤了一些由于过于逼近而产生的焦虑。距离使得我拥有了另一种视野和另一个角度，但是距离同时也意味着我与当今中国社会失去了最鲜活扎实的接触。海外的生活经验意味着我始终必须要在距离产生的优势和缺陷中挣扎——这也许就是我的作品中的特色。
华商报：大灾难蕴含着大悲凉，同时往往成就大作品。比如加缪的《鼠疫》、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涉及地震，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作品。您认为造成“地震文学”稀缺的原因是什么？
张翎：国外的灾难、战难文学影视作品历史较久，近年成功地搬上银幕的有多部（如《后天》、《珍珠港》等等），国外的观众对这类题材不再陌生。而用虚构的方式重塑灾难，在国内还相对少见。而用虚构方式重塑灾难时，作家自身的视角和观点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中。这是一件望而生畏的事。况且，离这几场天灾的时间距离还太短，尚不能形成一种理性的审视空间。成熟的叙述需要有理性思考的空间。
反思
人需要摆正与自然的关系
华商报：唐山地震的23秒是震惊世界的重大灾难之一。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与灾难发展共存的历史。面对人为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灾难，除了电影院的感动落泪，我们还应当如何自处？
张翎：人需要摆正与自然的关系。承认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是家园和心灵重建的第一步。过去几十年里“人定胜天”的口号是有害的。人不可能战胜自然，人只能学会和自然相处。天灾不可避免，而由“人祸”导致的伤害可以用全社会的力量来遏制。地震给人带来的痛，首先是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痛，再者是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痛，像是树被猛然拔起，即使再落土，也不是原来的那片土了。对待失去家园的痛，当然需要万众一心的积极重建。地貌和建筑物的修复是相对简单的，假以时日，新的城市、新的地貌都会出现——唐山的重建就是一个坚实的例子。失去亲人的疼痛和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痛却是更深一层的，它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后面相当长时间的生活。灾后强大的社会和家庭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专业心理救助之外，全社会的关注和亲人之间的彼此扶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康复元素。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希望这是《唐山大地震》带给人们的积极反思。
本报记者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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