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评论 浅评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
2010-07-09 11:11阅读：
浅评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曾必荣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怎样评价李之仪的《跋吴师道小词》（后文简称为《跋文》）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不仅要说到《跋文》有多么深的理论水平和前瞻性的高度，更要解决的是将《跋文》放进宋代词论史的脉流中去分析和比较，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大河中去看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这是我想写这篇浅评的动机和目的所在，这虽是件极为困难的事，但值得探索。
说到李之仪人们也许还记得，他的一阕《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荡气回肠近千的爱情故事。但要说到这篇《跋文》时，恐怕知者寥寥无几。我翻看了不同时期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在评述李清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李清照之前，李之仪曾从创作的角度，提出过词‘自有一种风格’的看法。”而这句话正出自如《跋文》的首句。在众多的《中国文学史》版本中在评价李清照《词论》时说“具有开创性，是有组织条理的第一篇词论”。那么，《跋文》是不是同样称得上是一篇有系统，且论述较为完整的“词论”专著呢？如果是，那么《跋文》是不是应该享有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词论》一样辟专章论及其地位与影响呢？但遗憾的是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论及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遗漏呢？我想谈谈一些看法。
首先，要说的是李之仪的这篇《跋文》（见于《姑溪居士文集》卷四0）是李之仪居当
涂时期创作的，创作时间从李之仪《跋吴思道诗》自署“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十四日。”推断为《跋文》创作的时间在此前后。李清照的《词论》据黄墨谷《易安居士年谱》系此文于政和四年（1114年）。再从编刻的时间来看，《跋文》收录在《姑溪居士前集》（四0卷）由吴芾（生卒年1104－1183）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依其遗稿汇刻。（据《姑溪居士前集》序言）《词论》同是乾道三年（1167年）由胡仔收集编入《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三十三卷），无论从创作年限来看，还是从编刻的时间上来看，几乎是不分先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待遇却各不相同。原因何在？也许是以下几点：
其一，原因可能出在标题上，李之仪是以“跋”的文学体裁，而不像有有识之士将“李易安云”冠以《词论》这一鲜明的标题，其实如果把李之仪这篇《跋文》的标题抹去，它完完全全就是一篇“词论”文章。也许是“跋”这一文体掩盖了本是一篇词论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
其二，这篇《跋文》是李之仪为晚辈“门人”吴师道的词作，写评论文章。在谈到李之仪时总是说他是词家，而他的词作成就，在群星璀璨的北宋时期，实在够不上是超一流的词家，甚至不及李清照的词。又之吴思道的词作水平更在李之仪之下，不被时人所注意，因此，大大地影响了《跋文》耀眼的光辉。
其三，这篇《跋文》存在着历史的局限。譬如说：作词一定要“工”。这在当时“苏词词风”渐入人心的时期，缺乏对词路的创新精神。没有从词这一文体的整体上去论创作方法。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词上，对大词的创作方法论述不够。在《跋文》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词”的创作风气渐盛。因而，在当时社会上不能引起足够的认同和共鸣。
讲了这三条原因，要想使《跋文》得到重新的认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这篇《跋文》，从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宣传，引起文史界的争鸣，下面就具体地从这篇《跋文》开始做尝试性的浅评。
《跋文》开首云：
“长短句於遣词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
《跋文》开首李之仪并没有按常理那样就事论事，却匠心独用地从词这一文学体载的特点指出，词作创作的困难性说起。称词有词的特定的语言表述方法。不赞同“诗化的词句”有不入格处。
因为词发展到他这个时期，是依附于音律的，词人作词必先懂曲，然后按曲填词，并能拿过来演唱，如词句不符合音律，被传唱的时候就觉得不搭调，就没有悦耳动听的效果。所以李之仪说这是作词最大的难处。李之仪虽没提到这解决的方法，同时又从另一方面提示了作词所须遵循的创作规律法则。
《跋文》用叙事的方法，论述词的发展史并用比较学的方法云：
“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未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永）始铺叙展衍，备足无馀，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
第二段一开始，李之仪概括论述了从唐初到北宋末年，近四百年间词的发展过程。在此之前只有“摘句品评”的文章而已，它是最早的词史述略，在这一点上诸多专家是持肯定态度。例如：在诸葛忆真、陶尔夫著的《北宋词史》在论及李清照就提到过。既然说它是最早的词史述略就具有“开创性”的词论作品，就可以确立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这一段还从唐中早期词的特点，论述了最早的词是先写好词，然后谱曲的这一过程。并特别提到王维的《阳关词》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苏轼考证，除第一句外，后三句连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这和现在的许多歌曲在演唱的过程中，将高潮部分反复演唱，曲不变或只变声调的高低。这与古人的《阳关词》的演唱方法是同出一辙。
提到《阳关词》就不得不提到苏轼的《阳关词三首》。李之仪在《跋文》中，虽没有正面评价“苏词的词风”。其实，在说到《阳关词》时，就已经侧面说到了苏轼的词，“以诗为词”的风格，多有不入格处。
然后从唐中早期的《阳关词》到唐晚期《花间集》，阐明了从诗句演变到词句这一重要线索。真正意义上的“词”，从诗里“独立”出来，演变成先有曲律后填词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并说明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形成出现在唐末这一时期，因为李之仪从五代时赵崇祚的《花间集》主要收集的是唐末的著名词人。（如温庭筠、韦庄等）且以《花间集》的词为主流，虽然多是小阕（即小词），但都能符合音律要求不出格。写到这时，有必要说明一下，宋人论词只分大词，小词二类。李之仪的《跋文》以评论小词为主，主要是吴思道的词是属于小词这一类，这也是李之仪论词受到束缚的原因之一。最后李之仪并没有完全忽略大词的存在，并以宋初写大词的高手柳永为例说，大词虽叙事清楚，内容完整的特点，但往往有不合音律之处。在这一点上李之仪对大词颇有微词，但也客观地评价说：“由是知其难能也。”道出了作大词想完全符合音律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他处的北宋末期，无论李之仪词论理论水平有多高，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说，这种“出格”的大词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高度。可以看出李之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虽对大词的态度上缺乏开拓精神，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文学史所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段，《跋文》从创作方法和经验上总结云：
“张子野（先）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馀，良可佳者。晏元宪、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馀力游戏，而风流娴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於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
在这第三段，李之仪强调在创作方法上要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用批评和继承的方法论，具体说到每一位词家的得失上，做深入仔细地评价分析：张先的词先刻意追求词与曲的一致，却才气不足，缺点是显得矫柔造做，优点是用情颇深，这个“情”是可取之处。而晏元宪、欧阳文忠、宋景文这三位词家才气很高，游刃有余，词作的内容的思想境界超出了词的本身的容量。并说三位的词作，仔细研究都合音律，并能在文章的结尾做到“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不能平平收场，要留想象的空间，给予读者无穷的遐想。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李之仪的“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的论述，揭示了词作的创作法门，对后期南宋词论产生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南宋词论家沈义父撰写的词论《乐府指迷》中云：“作大词先须工间架，将声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述。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的论说，与李之仪的《跋文》作比较，除对“大词”的创作方法上讲的比较仔细些外，对“小词”理解的深度还不及《跋文》，其中心意思大体差不多。
另外，在南宋词论家周辉在评价毛滂词，评语云：“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乎少游也”
（《清波杂志》）前两句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跋文》里语录式的句子，而未注明出自《跋文》以至到今天，这句话还被误认为是周辉的原创，有欺世盗名之嫌，但又从另一方面足以证明，李之仪的这篇《跋文》，对南宋时期的词论家及至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样证明了这篇《跋文》在文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不无遗憾的是，南宋词论家除编辑者吴芾外没有人提到《跋文》，这莫非是“文人相轻”的原故？
《跋文》最后在对吴师道的小词评价云：
“思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铺之以晏（殊）、欧阳（修）、宋（祁），而取舍于张（先）、柳（永），其进也将不可行而御矣。”
李之仪在《跋文》结尾处，对吴师道的词（可惜吴师道的词已佚散）好的一方面，虽只说其：“覃思精诣”此一句，足可以看出李之仪给予的评价很高。如同，今天在评价某人时说：“文学思想达到很高的境界”，。而不是像一般的“跋文”作者，泛泛溢美而论。所以，除了对吴师道的词思想境界给予很高的评价外，主要是以批评的口吻，说出吴师道的词的不足之处，李之仪对吴词专以《花间集》为准，虽然李之仪也推崇《花间集》，但对《花间集》“浓艳柔靡”的词风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太片面，不可取。并进一步说，吴词虽酷似《花间集》里的词作，但是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最后一句，李之仪说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取晏、欧、宋作词的长处，而去张、柳的词的短处，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李之仪对前辈词家的评价是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应兼取其优点方可做出满意的好词。
《跋文》最后，虽说的是吴师道的词，同时也是对天下所有作词，作文的人说的经验之谈，这些话就是拿到今天来说，同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值得后世文者创作者学习研究。李之仪在《跋文》虽只着重地谈到怎样才可以做出好的词作，没有从当时社会的大层面，论及词作思想对社会的作用，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文学理论的高度来刻求古人，只能从他所处的贬谪那个时期的地位来看问题，这样才符合客观实际，评价才公允。
纵观全篇，总的看来，这篇《跋文》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开创”之作。同时做到了语言朴实，文思严紧，客观公允地评价所提到词家的得失。特别是为后来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对后学者少走弯路，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更值得的让后世子孙记住的是，李之仪的《跋文》和李清照的《词论》一样，同时开创了中国文学词论史和批评史的先河，同有首唱之功，所以，同样应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
作者系中国李之仪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