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难经》面世时间的考证
2010-02-20 12:43阅读：
《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历代学者对此书的成书时间和作者，各持一说，自成一言，而终无定论。这项工作似是非常之难，现在舍难从简，不求其根，对于其成书时间不进行讨论，我们只考证其面世运用的时间，将一点末枝微节的证据分享出来。
一、《难经》非秦越人所著，非秦以前未见流传
唐代杨玄操，在《难经集注•序》中，首次提出《难经》为秦越人所著，其曰：“按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道，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经》”。《旧唐书•经籍志》等书也记载
“《黄帝八十一难经》十卷，秦越人撰”。
但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均无著录。《史记》中用了两千多字来记录扁鹊的事迹，在那个用竹简写字的年代，两千多字是一个大工程，书中未提《难经》之名，而且观司马迁著史记的风格，只要民间有传闻，都可能收录，可见当时无《难经》传世。
二、《难经》两汉仍未面世
张仲景首次在其《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但是关于此段文字，钱超尘钱老认为，自撰用以下23字均是后人所加。有两点可以印证。第一任应秋老先生认为中国医学最古的流派为三：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并认为张仲景系《神农本草》一派。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宋刻《伤寒论》序也有“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的记载。从药物理论来看，更能看出《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而与《内经》不同。第二，经方大师胡希恕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仲景书取法于《汤液经》”，认为此序有问题，并在多次讲座中指出原序从文字、语句、声律上看非仲景本人之作。后来在河北张大昌献出的敦煌遗书《辅行诀
脏腑用药法要》，为《汤液经法》的蓝本更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在张仲景的年代，《难经》仍未成书。这一点从书籍本身也可以看出。在《难经》中第一难已经提出了诊脉独取寸口的观点，但在《伤寒论》中仍然采用遍诊法，多次有“趺阳脉”“人迎脉”如何如何的提法。
张仲景生于约公元150～154年，卒于约公元215～219年，而书中说建安纪年以来，建安纪年为公元196年～220年，故《伤寒杂病论》成书汉代就已经终结。《华佗传》中也未提及与张仲景差不多同时代的华佗读过《难经》。所以《难经》直至汉代时候仍未出现。
三、《难经》面世于两晋时期，与王叔和渊源颇深
至两晋时代，出现了两位大医家，
皇甫谧和王叔和，
皇甫谧生存于215-282，王叔和生存于公元210—280年，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
据记载
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从甲乙经的序中写道“按∶《七略
·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
经》也。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
《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未见其提及难经。以《难经》对于经络和针灸的论述，如果
皇甫谧看到过肯定不至于不去参考。
另外，
《甲乙经》作为一部针灸学专著，对于“八会穴”这一重要理论未见丝毫论述，而这个重要的理论确是《难经》首次提出，足见于当时
皇甫谧并未见到有《难经》在世。
但在其后期的一本历史类著作《帝王世纪》曰：“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足见《难经》是出现在259年至280年这一段时间内。
另外，再看王叔和，首先王叔和整理了《伤寒论》，既然在整理的时候加了“撰用以下23字”，可以确认他是看到过《难经》，另外其《脉经》中，其“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原文与难经的一难、二难、三难原文几乎相同。由此两点可以确认王叔和绝对深刻参悟过《难经》。另有后世托名之作宝文堂本《图注八十一难经》，足见大家对王叔和研究《难经》是共识之事。
另外王叔和生于公元210年，32岁选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也就是242年当选太医令。作为太医令,能见到经典之作,当然是极为方便。
另外，脱胎于《伤寒杂病论》的《金匮要略》一书中，“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这段文字与难经之“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之文字颇为类似，绝对有互参之嫌，若从王叔和曾师从张仲景来讲，其修订《金匮要略》时加入《难经》文语也无非可能。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假设，《难经》为王叔和托名所做也不无可能，但是这终归是玩笑之语。但后世日本学者丹波元胤在《医籍考》卷七中亦云：《难经》一书“较之于《素问》、《灵枢》，其语气稍弱，似出于东都（东汉定都洛阳）以后之人，而其所记，又有与当时之语相类者，若元气之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扬雄《解嘲》”。清代学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近代学者廖平在《难经释补证》中，又都断定《难经》一书为六朝时期人所伪托。
可见，《难经》一书与王叔和渊源颇深，《难经》的成书面世，或许他最清楚了。
综上，虽然各位大家均对于《难经》的成书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和各自的认识，但是从文献的记载和考证来讲，就目前文献来看《难经》就是在王叔和当太医令的这段时间里才得以面世，千古经典才能为人民卫生事业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但是限于各项条件，所参文献或有缪误及不全之处，请各位同仁指证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