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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甲午马年，马与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北京的考古发现中，有关“马”的主题层出不穷。粗略地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生物意义上的“马”，是马的实体遗存，如马的化石、马车上的马、祭祀用的马、墓葬中的殉马等；其二是艺术加工上的“马”，是将“马”的造型应用于各类器物之上，如兵器、工具、佩饰等，或具体或简约焉。一些墓志或墓葬彩绘壁画上十二生肖中的马，也可归为此类；其三是雕刻工艺上的“马”，即马俑，不具有实用功能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的马类化石
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以上。自1927年以来，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发现马类化石500余件，都被研究者归为奇蹄目的三门马。
三门马广泛地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于现在的马，它们头骨较为低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三门马的四肢变化相当大：早新世的始马前足四趾，后足三趾，逐渐地向现代马类单蹄发展；股骨和肱骨变短；腓骨与尺骨退化；胫骨和桡骨增强。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它们从适应于森林、沼泽的生活转向高度地适应草原环境，向善于奔跑、吃粗硬茎叶的现代马、斑马演化。
西周的车马坑
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到商代晚期，马在中国已被驯化，马车得到了广泛使用。骑乘和骑驾，是马对于人类最主要的功能。北京马车的考古发现最早是在西周时期，除此之外，马还被赋予陪葬和祭祀的功能。例如墓葬中陪葬的车马坑，希望主人到另一个世界也能行有车；还发现了祭祀的马坑；还有一些马随葬在主人的墓葬中。
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墓地中，一般大、中型墓葬都陪葬有车马，只是随着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低而在陪葬车马的数量方面有所差别。考古人员目前共清理了近30座车马坑，例如陪葬1046号墓的1100号车马坑，坑中共葬马14匹，车5辆。所有马匹都是头向北，侧卧于坑底，都不戴辔具。马骨架排放整齐，系杀死后葬入坑中。马骨之下有一层席子的朽痕。车辆被置于马骨架之上。车的木质都已腐烂，但仔细辨认，仍可认清轮廓。这还不算是多的，在陪葬202号墓的车马坑中，有42匹马被杀死陪葬。根据车上的铜饰件估计，同时随葬的车多达14辆。车马坑的发现，有助于人们了解周代的车马制度。
春秋时期的马形青铜装饰品和殉马
延庆玉皇庙春秋墓地中，出土了不少具有马形图案的装饰品，数量较多的有带钩、牌饰、带饰、扣饰等。
例如马形牌饰占青铜牌饰中的一半以上。有卧、奔、立、翘首卧、昂首扬尾奔等不同的姿态，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马的各面，反映了制作者对于马的熟稔程度。玉皇庙出土的一块马形青铜牌饰，侧面右向浮雕式，通长6.7厘米、通宽3.4厘米、重20.6克，面阔吻方，露齿，颈部有辔饰，尾部捆扎綯纹；收腹提臀，尾后张，呈奔跑状。眼部、腮部、股骨头、前后肢中部关节、两蹄端和尾端各有一个凸沿嵌窝，内直径约0.3厘米，背面颈部和臀部各有1个横向条形穿鼻，长约0.8厘米、宽约0.3厘米，前者略倾斜。这件牌饰，不仅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些随葬品，是主人生前佩戴的饰物。它们的出现，表明了马与墓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主人对于马喜爱且依赖。
除了这些器物外，很多墓葬中还有殉马。殉马是随主人一同下葬的马，它们的总数达120只。马头骨大都被完整地保留，肱骨绝大多数是连蹄的，吻部一般向东。有意思的是，有殉马的墓主人大多是男性，不知他们生前可是驰马纵横的骑士？例如250号墓，在墓圹东端的二层台上和木椁东端盖板上，殉有马头骨7个，马腿骨10只，旁边还摞有牛、羊、狗三类家畜的骨骼。
将马等家畜作为殉牲与主人一同下葬，可能是将其视为财富与社会身份的象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马的饲养已有一定数量。《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有研究者推断玉皇庙墓地的主人正是古代的山戎族。若这一结论正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马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唐、金墓室上的彩绘马
房山区长沟唐代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墓中，墓室的壁上彩绘一马。马首低垂，以白色表示马辔、马眼和马嘴，马蹄呈红色。左前足欲踏前行，体态雄壮，信步悠闲。下方是一中年男子做引弓状。整体画面表现的是主人的打猎场面。在墓室中绘画主人生前的爱马，大概和现在与一些逝者告别时，亲属们要烧掉纸糊的“豪车”是一样的心理。
唐代以后，由于十二生肖观念的发展与流行，在很多墓志或墓壁上绘有十二生肖的图案，“午马”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西城区灵境胡同出土的纪宽墓志盖，呈覆斗形，正中阴刻“纪君墓誌”楷书4字。四杀（角）刻宝相花，四面（每面三位）线刻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像。每位生肖都穿着长袍高履，双手环在前腰，姿态恭敬。头为十二属相之一，从正上面的鼠开始，作顺时针排序。最下方，也就是六点的位置，是马，鼠与马恰在南北子午线上。马头向左，虽寥寥数笔，然耳、眼、嘴、鬃可历历数也，栩栩如生。
石景山八角村的金代赵励墓，在墓室顶部绘有十二生肖的图案。从正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呈现的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它们所代表的，是与之相配干支相应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时辰。“午马”则位于墓室南壁墓门上方两侧，高约25厘米，膘肥体壮，四足伫立，长尾垂地，双耳较长，马鬃披颈至肩，腹部有淡黄彩，安静而悠闲，惟妙惟肖，绘于黑色圆圈中。
元代的石马、明代的木马和清代的玉马
1998年，一座汉白玉天马横空出世。马身修长，嘴部较宽，四足较短，极具蒙古马品种粗壮、剽悍的特点。表情温顺友善，造型浑厚凝重。置于卷云纹中，下面有一长方形基座，雕刻精细。这座“马踩祥云”出土自海淀区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墓，耶律铸墓中还有一灰陶马，两者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定陵中，出土木制马俑57件，分别出自孝端后棺东端棺床下及后殿南部东壁下的X21箱内，绝大多数已经朽烂不堪，保存尚好的有三件。马俑用杉松雕刻而成，黑褐色，雕刻技术较差，马四肢直立，竖耳，刻出眼、鼻、口，尾用真马尾黏附，颈背刻有浅槽，头部有皮制的辔头及马缰绳，颈系革带，下部有小铜铃6个，马鞍两侧有铜制马蹬，两蹬之间有皮条相连，身上所饰皮革皆染成红色。
圆明园含经堂遗址，出土清代一玉马。青玉质，色青白，立雕，刻工简率。长鬃侧垂，鞍辔完整，身披璎珞。左后肢呈屈肢状。从鬃毛的静态和左后肢形态看，应为一匹卧马。可惜，头、四肢及尾均失。
以上都是北京的考古发现中，与马有关的遗存。马的驯化及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古人的运输与扩张是伴随着马的驯化开始的。北京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是华北、东北往来的交通枢纽，为马儿驰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马的使用，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较多“马”的考古发现，也充分说明自古以来，马就是人类的朋友和帮手。
除了上述发现外，还有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的马冠和马蹄形饰、延庆军都山春秋墓出土的青铜马具、丰台大葆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马车和马腿形漆案足、延庆古崖居的唐代马槽、顺义木林的辽代马蹬壶、怀柔崎峰茶的汉代马蹄金、故宫西河沿等遗址出土的古建屋檐上装饰的琉璃及砖雕的天马或海马等与马有关或马文化的衍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