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谦先生在书房里专心致志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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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谦先生在书房里专心致志的梳理
写好之文件。
１９５６年的冬天，先生去新民巴图营子、建平张家营子与朱碌科发掘辽墓，出土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发现。年底回到沈阳，整理野外考古资料，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从事考古工作也仅是第三个年头，但却独立完成了《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这篇考古发掘报告，刊于《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２期。此时他才２１岁。
１９６１年，先生参加发掘朝阳市内师范学校工地金大定二十四年马令墓，内有大幅壁画和长篇题记，颇为难得。１９６４年先生参加全省的文物普查， 在这一年里，经过全队人员共同努力，将辽宁省的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和完整的科学档案，全部建立起来，先生是其中主力之一。１９６５ 年，先生主持发掘了阜新砬子沟、胡宝吐、法库前山、羊草沟、丁家沟、小三家子等地辽墓，均有重要发现。前山村是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除有汉文墓志外，还有契丹文“大字”墓志，十分重要。随后，与徐秉琨先生发掘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家族墓，墓室保存完整，墓主是北燕国王冯跋之弟，爵位极高，出土大量珍贵遗物，极有价值。发掘结束后，由徐秉琨和先生整理材料，写出考古报告《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并以“黎瑶渤”的署名刊于《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３期上。
１９７３年，先生协助铁岭地区举办文物干部训练班，在课堂讲完之后，带领学员田野考古实习，发掘了法库叶茂台六座辽墓，又调查了地区所属六县的数十座古城址，收获巨大，许多古城址是过去所未知的。１９７４年，先生与徐秉琨先生发掘了法库叶茂台７号辽墓。这是保存非常完好的墓葬，遗物丰富，出土的两幅彩绘绢画，是我国多年考古中第一次发现保存千年的国画，这两幅卷轴画的发现并成功剔取出来，是先生亲自完成的。其后，先生又转赴鞍山，发掘倪家台明昭勇将军崔源家族墓，仅墓券、墓志就出土了８合，十分珍贵。崔氏家族几代人都在明辽东都司为高官，这次发掘，不仅对明代辽东地区的葬制、葬俗得以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研究明政府有效管辖黑龙江流域等有关东北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材料。
１９８３年，先生主持发掘了凌源富家屯元墓群和温家屯辽墓后，又主持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家族墓的发掘，其中三座墓出有墓志。尤其耶律仁先墓出土的契丹文“小字”墓志铭，志文长达５０００余字，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契丹小字最长的志文，并新出现了数十个构成契丹小字的“原字”，这对契丹小字的解读和研究，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同年秋天，先生又主持了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的发掘，墓中出土遗物丰富，是历年来辽阳地区所发现的汉魏壁画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墓葬。
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在实践中使他认识到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性，几十年来，他走遍了北方诸多省、市、区、县，从而解决了许多历史地理研究之问题。经先生调查的历代城址就多达３００余处，１９７９年，他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所属１０旗县调查的古代城址即达８０多座。
说起历史地理，不能不提出在１５年前出版的一部专著《东北历史地理》，这是先生和东北地区学者共同完成的，它是“国家七·五规划科研项目”，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该书作者不囿于成说，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审慎考证，有根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无疑在当前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新的前进。书的篇章结构与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人，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先生对历代陶瓷作了较深入地研究，也调查了国内各地许多地方的古代窑址，发表多篇很有见地的这方面论著。
在学术界，先生相熟之人皆知，其对辽史研究成绩迥然。并亲自调查之辽金城址，即达２００多座，其他如墓葬等发掘也较多，因以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此外，其对辽代碑志进行研究，小成而果。如发表的《辽史外戚表补证》，这是一篇较早用考古资料研究补证《辽史》讹误最充分的文章，他把过去多少年来谁 也看不明白的辽代后族萧氏族源的关系、族系脉络以及行辈颠倒、错漏与误记等问题，梳理成条缕清晰、族系明确之材料，现在再读《辽史》看《外戚表》之记述， 方亦一清二楚。
在先生长达５０余年之考古生涯中，还有一项工作值得称道，那就是对历代长城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１９８６年，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下，辽宁省决定修复绥中县明代九门口长城，先生自这年起，连续四年主持对九门口长城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了各种有价值的考古资料，从而保证了九门口长城修复成功。接着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其到丹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并确定了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遗址，这一学术成果，新华社曾予报道。后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先生任领队，又连续四年对宽甸虎山明长城东端起点遗址进行发掘，收获极大。关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虎山”的学术观点，在此之前我国北方十省区电视台联合拍摄的３７集电视系列片《万里长城》和辽宁电视台１０集电视系列片《辽东镇长城》均采用了先生意见并被聘为顾问。现在经过发掘，已取得确凿的出土资料，为了验证这一成果，特召开了“明长城东端起点论证会”，罗哲文、单士元、朱希元等我国研究长城的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过现场考察，一致认为宽甸虎山南麓为明长城东端起点无误。现在起点段长城已经修复起来，并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游人，它和九门口长城一样，成为著名的文物旅游景区，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先生的重大贡献！
在文物考古界，先生的研究是丰厚的，其在数十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百多篇文章，有十几种专著问世。专著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东北考古研究》、《北方史地研究》、《辽宁古长城》、《法库县文物志》、《营口市文物志》、《凤城市文物志》、《彰武县文物志》、《北宁市文物志》、《松辽文化》以及多卷本的《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等。
现在，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但退休近年来，对文物考古事业依然“乐此不疲”，不减当年之“勇”，奋斗在为之献身的这条战线上。
１９５６年的冬天，先生去新民巴图营子、建平张家营子与朱碌科发掘辽墓，出土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发现。年底回到沈阳，整理野外考古资料，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从事考古工作也仅是第三个年头，但却独立完成了《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这篇考古发掘报告，刊于《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２期。此时他才２１岁。
１９６１年，先生参加发掘朝阳市内师范学校工地金大定二十四年马令墓，内有大幅壁画和长篇题记，颇为难得。１９６４年先生参加全省的文物普查， 在这一年里，经过全队人员共同努力，将辽宁省的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和完整的科学档案，全部建立起来，先生是其中主力之一。１９６５ 年，先生主持发掘了阜新砬子沟、胡宝吐、法库前山、羊草沟、丁家沟、小三家子等地辽墓，均有重要发现。前山村是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除有汉文墓志外，还有契丹文“大字”墓志，十分重要。随后，与徐秉琨先生发掘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家族墓，墓室保存完整，墓主是北燕国王冯跋之弟，爵位极高，出土大量珍贵遗物，极有价值。发掘结束后，由徐秉琨和先生整理材料，写出考古报告《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并以“黎瑶渤”的署名刊于《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３期上。
１９７３年，先生协助铁岭地区举办文物干部训练班，在课堂讲完之后，带领学员田野考古实习，发掘了法库叶茂台六座辽墓，又调查了地区所属六县的数十座古城址，收获巨大，许多古城址是过去所未知的。１９７４年，先生与徐秉琨先生发掘了法库叶茂台７号辽墓。这是保存非常完好的墓葬，遗物丰富，出土的两幅彩绘绢画，是我国多年考古中第一次发现保存千年的国画，这两幅卷轴画的发现并成功剔取出来，是先生亲自完成的。其后，先生又转赴鞍山，发掘倪家台明昭勇将军崔源家族墓，仅墓券、墓志就出土了８合，十分珍贵。崔氏家族几代人都在明辽东都司为高官，这次发掘，不仅对明代辽东地区的葬制、葬俗得以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研究明政府有效管辖黑龙江流域等有关东北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材料。
１９８３年，先生主持发掘了凌源富家屯元墓群和温家屯辽墓后，又主持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家族墓的发掘，其中三座墓出有墓志。尤其耶律仁先墓出土的契丹文“小字”墓志铭，志文长达５０００余字，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契丹小字最长的志文，并新出现了数十个构成契丹小字的“原字”，这对契丹小字的解读和研究，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同年秋天，先生又主持了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的发掘，墓中出土遗物丰富，是历年来辽阳地区所发现的汉魏壁画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墓葬。
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在实践中使他认识到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性，几十年来，他走遍了北方诸多省、市、区、县，从而解决了许多历史地理研究之问题。经先生调查的历代城址就多达３００余处，１９７９年，他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所属１０旗县调查的古代城址即达８０多座。
说起历史地理，不能不提出在１５年前出版的一部专著《东北历史地理》，这是先生和东北地区学者共同完成的，它是“国家七·五规划科研项目”，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该书作者不囿于成说，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审慎考证，有根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无疑在当前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新的前进。书的篇章结构与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人，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先生对历代陶瓷作了较深入地研究，也调查了国内各地许多地方的古代窑址，发表多篇很有见地的这方面论著。
在学术界，先生相熟之人皆知，其对辽史研究成绩迥然。并亲自调查之辽金城址，即达２００多座，其他如墓葬等发掘也较多，因以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此外，其对辽代碑志进行研究，小成而果。如发表的《辽史外戚表补证》，这是一篇较早用考古资料研究补证《辽史》讹误最充分的文章，他把过去多少年来谁 也看不明白的辽代后族萧氏族源的关系、族系脉络以及行辈颠倒、错漏与误记等问题，梳理成条缕清晰、族系明确之材料，现在再读《辽史》看《外戚表》之记述， 方亦一清二楚。
在先生长达５０余年之考古生涯中，还有一项工作值得称道，那就是对历代长城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１９８６年，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下，辽宁省决定修复绥中县明代九门口长城，先生自这年起，连续四年主持对九门口长城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了各种有价值的考古资料，从而保证了九门口长城修复成功。接着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其到丹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并确定了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遗址，这一学术成果，新华社曾予报道。后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先生任领队，又连续四年对宽甸虎山明长城东端起点遗址进行发掘，收获极大。关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虎山”的学术观点，在此之前我国北方十省区电视台联合拍摄的３７集电视系列片《万里长城》和辽宁电视台１０集电视系列片《辽东镇长城》均采用了先生意见并被聘为顾问。现在经过发掘，已取得确凿的出土资料，为了验证这一成果，特召开了“明长城东端起点论证会”，罗哲文、单士元、朱希元等我国研究长城的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过现场考察，一致认为宽甸虎山南麓为明长城东端起点无误。现在起点段长城已经修复起来，并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游人，它和九门口长城一样，成为著名的文物旅游景区，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先生的重大贡献！
在文物考古界，先生的研究是丰厚的，其在数十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百多篇文章，有十几种专著问世。专著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东北考古研究》、《北方史地研究》、《辽宁古长城》、《法库县文物志》、《营口市文物志》、《凤城市文物志》、《彰武县文物志》、《北宁市文物志》、《松辽文化》以及多卷本的《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等。
现在，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但退休近年来，对文物考古事业依然“乐此不疲”，不减当年之“勇”，奋斗在为之献身的这条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