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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保护”目的是为减少保护工程对文物古迹的干预，通过防护、加固的技术措施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灾害对文物古迹造成损害、以及灾后需要采取的修复措施的强度。近年文物保护行业从单纯注重“抢救性”保护，越来越关注向‘抢救性’与‘预防性’并重的保护方式转变。为进一步研究讨论及传播“预防性保护”的理念、程序、技术以及实践探索，清源文化遗产将2019年第三届上海建博会“预防性保护”同期学术论坛中吕舟、葛家琪、张之平、濮新四位专家的发言内容及预防性保护案例主题展板以系列文章形式分享给大家。本期为张之平老师在论坛圆桌讨论环节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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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与预防性保护
张之平
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原古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主任
大家下午好！今天听了很多发言确实受益匪浅。仅想就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与真实性保护间的关系谈谈个人的感受。
现在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有很多种，特别（近年来）提出了预防性保护，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不管采用什么保护形式，我们的初心就是要真实地保护好能够遗存到今天、能够遗存到我们这一辈人手里的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和遗产保护的宗旨就是真实保存和延续文物的生命。因为文物最重要的价值是历史的实物见证价值，我们修复文物古迹的目的就是要把文物古迹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
真实性保护
我自己经常想什么是真实性保护？首先应该是真实的记录，要全面详细地记录文物本体和相关的历史人文环境信息；其次是对文物要勤于平时的观测、巡查和维护保养，注意管控风险；不得已实施文物保护工程时，应坚持传统做法，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注意做好可逆、可识别，严格控制保护工程的范围，努力弱化工程，突出保护,因为工程只是手段，而保护好文物才是最终的目的。
所有遗存至今的文物都历经岁月沧桑、历经艰苦磨难，好像垂暮的老人。对待他们，要以保养和保守治疗为主，要尽可能减少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帮助他们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保存好文物的实物本体才是真实性保护。
我们可以通过管理的措施、通过技术的措施，最终希望把文物原样真实保存，把历史信息完整传递，让后人和我们同样享受到文物的价值、魅力和带给我们的精神、震撼、感动。
这是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城市里的建筑几乎被摧毁殆尽，成为一片废墟，24万条宝贵生命消失了。但是在城市中心居然存留下了一座未倒塌的传统木结构古建筑——刘家祠堂。这是已故罗哲文老先生送给我的照片，我一直把它非常珍贵的保存着，因为它是传统木构架建筑在凶猛地震灾害中屹立不倒的历史实证，是不可多得的墙倒屋不塌的形象记录。1976年，我作为一名在地震震害现场调查的建筑工程系大学生，亲眼目睹整个唐山市变成为了一片钢筋混凝土和碎砖瓦砾的废墟，但当时真不知道竟会有一座传统形式的木结构建筑能够留存下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奇迹。现在包括葛家琪老师在内等许多结构工程师都在研究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优越抗震性能，但如果他们没有见到这张照片，就不会相信强大地震中存在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虽然这座建筑现已不存，但真实的影像拍摄下永恒的历史证据。
我在从事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中，有两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二十年前，在第五批国保评审的时候，宿白先生说过一句话：“古建筑被维修以后就不是文物了。” 当时我还想不通，觉得他老人家的话绝对了些。但随着工作经历和眼见的工程实例，使我深深感受到宿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许多事实都被他老人家一语成懴说中了。
还有一句，是在明十三陵庆陵测绘时，听到游人说：“赶快来看看吧，他们快要维修这陵了，修完就不是这样儿了！”充分反映了百姓对于遗产保护和文物修缮工程的关切，也透露了对我们“焕然一新”修复效果的忧虑，颇具讽刺意味。但不少实例确实如此。
例如，在日喀则的山沟里藏有一座古老美丽夏鲁寺，始建于10世纪，重建于元代，是一座典型的藏汉结合的建筑，比现在的布达拉宫主体建筑还早三百多年，完好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建筑特色。1985年，我们在考察布达拉宫时顺访了夏鲁寺，因为听说即将要进行维修，我和我的同事张剑波在完成布达拉宫的工作任务后，主动请缨重返夏鲁寺帮助进行测绘，然后将测绘资料寄给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希望有利于寺庙的保护修缮。
直到二十年以后（2006年），当我再有机会去看维修后的夏鲁寺时，发现寺庙梁架没动，琉璃瓦屋面重修了，虽然保存了不少老瓦件和勾头滴水。但是屋脊、鸱吻的变化令人吃惊，原来巍峨的兽面鸱吻竟然变成了弯曲的鱼尾，匪夷所思。
当我询问原来老鸱吻时，僧人说可能还剩了一个残件在屋顶角落里。实际上，这残存的元代鸱吻和寺庙内供奉的元代观音像是同时期之物，都是寺庙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同是镇寺之宝。我叮嘱寺庙住持，把鸱吻原件保存好，传承下去。
由此可见，记录的重要性。文物的生命有限，但记录是永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真实性的记录和保护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以西藏日喀则夏鲁寺维修为例，记录留档、原物保存、最少干预、日常维护都是保护真实性的要点，这些工作本身就是保护和预防的组成部分。
遗址最真实的保护应该坚持现状保存，一般不宜修复。做好环境优化，提升保护展示效果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保护方式。但是，如果不恰当地过度修复，文物遗址可能会被变成假古董。例如上世纪末，青石关齐长城遗址修复的城墙、城楼，就显然是生造出来的假古董。
还有些长城遗址，曾经的土遗址早已坍塌被积土和植物覆盖，稳定百十年了。今天为了修复，用机械挖除覆盖物，甚至把墙内明代老夯土掘得千疮百孔，即便用新砖按原状和传统砌筑法包砌后，这新城墙还是文物城墙吗？
下图中左下角的照片就是长城遗址外包覆土剔除了以后露出的墙基，经过一冬一夏，砖墙与土墙已经开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修复目的和效果是什么呢！？需不需要反思？
现在的保护工作强调“四原”——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但是原材料（夯土和城砖）实际已经没有了（原工艺技术也基本不能做到），时间不能倒转，文物不能再生。因此，从真实性理念评判，已经成为遗址的东西一般不应该重建，而是应该好好保护遗址现状。对已经有效保护的牺牲材料（外包土）为什么要挖掉？
图上（下中）这个砖台的修复做了很大的努力，实施的时候把外边砖头都敲断了，试图做成残状，然而自然的沧桑不是人为能够打造的。图上（右上角）的城台照片，没把它修复完整，随破修补，总体来说效果还不错。
这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曝光的绥中锥子山一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工程，原来的废墟被修整以后，有人提出要对它的表面做抗渗，我认为这不科学：荒山野岭上长城需要做抗渗吗？做好排水是不是就足矣了？如果过度的修整是不是又会造假？
在长城顶上没有砖的地方，为了排水和保护做些表面的防护材料不是不可以，但应该尽可能保持它的原做法和原状，注意延续传统。总的来说，保护工作者需要永远严谨把持文物真实性的方方面面。
长城的游客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健身者和驴友冒险爬城墙，甚至在城墙上扒豁口、架人梯登顶，成为严重的破坏因素。应该立法保护，严格依法管理。
右上方图片是长城残存的一个铺房，这类长城建筑已非常稀缺，且濒临破坏。保护者与大众的目光都集中长城修新，而急需抢救的真实的历史遗存铺房却未得到重视，是很大的遗憾。
宣化古城修复工程，其中一些侵占城墙的杂乱民居应该拆除，但是城墙大范围拆砌建新很难控制，最不应该锦上添花、复建一些已经消失的城楼，即便是作为冬运会路上的重要景点。
我们的保护工作应该不断提高保护理念，提高技术和质量水平，把握真实性要求，对文物越少干预越好。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要慎重对待每一个保护项目，多一分谨慎就可减少一分遗憾，因为文物保护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雅典神庙的保护维修工程，按照近期规划，已经连续修复近五十年，将修复严格限于仅针对缺损和结构缺陷的部位，充分保护原构件、避免产生任何不利干扰和添加，坚持可逆、可识别原则，结合考古研究，材料、工艺的试验分析等。我想这样严谨细致的修复工程应该是宿白先生认可的文物保护吧。
保护理念的把握是修复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唐招提寺前两年刚完成的千手观音十年的修复，体现了文物保护理念的进步。相关报道中说：唐招提寺三座佛像受中国佛像风格的影响，在建造之初全身覆盖金箔。江户时代的修复中，将剥落的部分补以金箔，其下涂红漆。如果按照佛像新造时的样貌修整，必须重新贴上金箔。但是日本的维修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认为江户时代留下的痕迹也是要保护的一部分。所以，维修中没有用金箔将佛像完全覆盖，而是将天平时代的黑漆、金箔与江户时代的红漆、金箔有层次地保留下来。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我们保护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保存历史全过程的真实信息，要以文献史料、史实和实物为依据，不能以个人的臆断或片面的认识作为修复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