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3月10日
文博圈刊发中国新闻周刊文章
迟到35年的楼兰考古报告
（点击兰色文字看全文）
受到业界的关注
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
楼兰古国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
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
却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乃至匪夷所思的缘故
“失踪”了35年
一部迟到的考古报告
侯灿先生主笔的楼兰考古报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终于迎来了出版的时刻。
1980年，新中国唯一的一次楼兰考古工作，是由侯灿先生担任领队的。
1980年，侯灿在楼兰遗址考古现场
1987年，经过几年的埋头整理研究，《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完成，并寄给北京著名的专业出版社。三十多年过去了，楼兰依旧传说纷纭，有关列强对楼兰的掠夺，依然能够激起民众的爱国义愤，但是最能证明中国在楼兰考古最新成绩的这部考古报告，却一直昏睡在侯灿先生的书箱中。时间在悲哀中一秒一分地过去，转眼就是几十年。
1987年，侯灿先生的工作单位从新疆考古所转到新疆师范大学。作为历史系的同事，侯灿先生引领我走上吐鲁番的研究道路。因为有随时请教的良机，我对侯灿先生的故事也自然多所了解。
1987年11月9日，文物出版社给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信件是这样说的：“侯灿同志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早收到。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新资料和论证，有助于学[界]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我们已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谢谢作者和贵所的鼎力支持。”署名之处使用的“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的公章。得知报告已经列入明年计划，侯灿先生的愉快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手稿
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这是侯灿先生无数次强调的主旨。作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我为侯灿先生高兴，也为中国高兴。
侯灿先生的好心情只维持了几个月。转年3月28日，文物出版社的同一部门给侯灿先生再次发来信件，内容是：“据了解，文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表楼兰调查发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难，鉴于上述情况，原拟出版的楼兰报告专刊实无法承担。因此只有将报告原稿璧还（另函），请查收并恳祈多多见谅。今后楼兰如发现新的重要收获，我们还可重新研究出专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全信是打印文字，署名处依然使用公章。
退稿信明确无误。如果一开始就拒绝，情形会好些。先宣布列入明年计划，再宣布退稿，变化太剧烈，打击程度自然更高。要撰写这样的退稿信，也煞费苦心。《文物》月刊第七期，发刊日期是7月29日，三篇文章分别是《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和《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因为排在刊物的第一组，十分醒目。考古工作先发表简报，再发表报告，这是考古行业的惯例。经常遭遇的抱怨是只有考古简报发表，考古报告却一拖几十年都没有动静。侯灿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简报和报告几乎同时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学界的奇迹了。但是，却因此遭拒绝，未免过于残酷。出版社没有纸张印书，这确是一个合理的借口，但又说如果有新的重要收获，还可以考虑出专刊。这个条件，不用说侯灿个人无法计划，后来的历史证明，楼兰考古几十年再也没有新动作。出版社出尔反尔的多重理由，逻辑并不统一，难道背后另有隐情？
中国依旧，考古依旧，所有的打击只由侯灿先生一人承受。从此，侯先生到处奔波，不断写信，争取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争取申请课题获得出版资助。当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考古报告进入睡眠模式。1990年7月11日的《新疆日报》第四版，有《难出书、出书难》的文章，还专门举出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为例进行说明。侯灿先生在不断失败的情况下，也渐渐心灰意冷。偶然谈及，侯灿先生这样说：小孟啊，你说这楼兰是我侯灿的吗？我立刻回答：不，楼兰不是您的，楼兰依然是斯坦因的。这样的问答，我不记得进行过多少次。这是自我安慰吗？这是无奈和不甘。
如果真是出版社穷得没有纸张也就算了，中国人谁不懂得穷的滋味？其实，出版社早有人进行了剧透：两位同辈学者给出版社写了信，反对出版楼兰考古报告。至于反对的理由，无从了解，无非是否定这部考古报告的价值。侯灿先生对于同行的这个背后动作，自然很有意见。
事实上，关于楼兰考古，侯灿先生一直在挣扎努力。付出的心血太多，忘记并不容易。1994年我到北京读书，跟侯灿先生的联系主要以书信为主。知道侯先生放不下楼兰，我曾建议，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那样，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资料，总比没有声响好。侯先生觉得可行，这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楼兰的发现》书稿计划的因缘。在北京读书期间，跟朱玉麒联系很多，酒后最多的怨言，就是替侯灿先生抱不平。他知道侯灿先生有楼兰考古的第一手资料，于是积极联系侯先生，双方敲定“楼兰研究与探查”项目，新疆师大出经费，侯灿先生着手研究。当时，侯先生1997年已经退休，先定居成都，再移居上海，与玉麒兄定的计划是2004年底，转年即投入工作。侯灿先生1936年出生，至此，已经年近七十，而两年前刚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但他并不满足于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遥远的楼兰，依然是心魂的牵挂。
现在看来，楼兰注定要成为侯灿先生永久的遗憾。他有力量的时候，社会环境不能给予机会。如今，新疆师大将机会送上门，侯灿先生却无力把握了。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我得到的消息有限，但总是侯先生的病情又有加重这类不祥的信息。虽然如此，侯灿先生依然在进行最后的努力。2012年，当侯灿先生把论文书稿《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寄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并不知道，在论文集和楼兰考古研究之间，事实上侯先生已经进行了选择，楼兰研究实在无力完成了。
2016年6月20日，侯灿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不用为楼兰心碎了。
我深深知道，楼兰考古报告是侯灿先生最大的牵挂，如果有机会出版，至少能够安慰一点侯先生的在天之灵。我认真地询问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长，侯灿先生已然不在，能否安排出版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长斩钉截铁地说，毫无问题，全部由考古所出资。我把电话打到上海，得到的消息几乎就是噩耗。或许正处在伤痛时期，吴美琳老师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我不仅惊愕，而且产生一个可怕的想象：会不会是侯灿先生过于伤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我呆坐在椅上，几乎忘记挂断电话。我也伤心，为侯先生，为楼兰，也为中国。所有阻碍楼兰报告出版的人和事，都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遍。
消失的历史无穷无尽，1980年的中国考古，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这样安慰自己，但也心有不甘。2019年6月18日，在侯灿先生去世三周年的前夕，我认真地写下《怀念侯灿先生》一文，先是发表在上海《文汇学人》，后来被编辑当作侯灿先生《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序言。当时的想法很清楚，一定要把侯灿先生《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故事记录下来，公平是社会的正常伦理规则，学者的辛劳不该是这般下场。该书出版后，吴美琳老师惊醒了，她把全家各处进行了全面搜查，终于在一个密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齐齐的文字和图片原稿。
吴老师的电话，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这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朱玉麒教授的兴奋比我更甚，立刻决定由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丛刊出版。2019年12月17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和玉麒兄乘车前往上海，郑重接受了侯灿先生的遗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现在我们看到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手写稿，注明时间是1987年3月。文字是侯灿先生夫人吴美琳老师的手笔，有侯灿先生的加改。应该是稿子从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多是汉文，也有英文，加注斯坦因等篇目。无法想象，一边是出版无望，一边是不断的修改。面对这样的书稿，侯灿先生是怎样的心绪？目录之后是缘起，仔细记录了考古工作队的分工，最后写到“材料的汇集和报告编写是侯灿同志整理并执笔的”。费尽侯灿先生心血的这部报告，原来是一个集体工作成果。在报告撰写的时候，已经有考古队队员去世，侯先生不忘一一注明。如今，侯灿先生也是古人了。撰写报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想着要对得起逝去的同事，不能让他们在历史的记录中消失，谁知道最终连侯灿先生本人也无缘看到这部报告的出版。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一部迟到三十多年的考古报告，原计划应该1988年出版的。三十多年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楼兰故城，已经成为很多人自驾游的目的地，楼兰学术考察的节目，也经常见诸电视。但楼兰考古，1980年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这依然是唯一的一次。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
好在，迟到胜过不到。
原本，应该由著作人完成后记，但这部报告经历坎坷，最后只能由我这个旁观者书写文字代替后记。请读者了解原委，理解学术之不易。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最终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并列入“黄文弼中心丛刊”，似乎也是一个轮回之后的命定，具有着双重的里程碑意义：一方面，《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由侯灿先生晚年执教的单位负责出版，无疑是新疆师范大学这个与改革开放同龄的年轻高校在西域文史学科引领学术、建立传统的里程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代两次深入罗布泊地区的黄文弼先生，是出现这一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也是关于这一地区为世界所瞩目的第一份考古报告，虽然他主要从事罗布泊北岸以土垠为主的汉代遗址考古，而没有进入楼兰；如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正是中国学者沿着黄文弼的罗布泊之路而进入楼兰遗址核心区考古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最后，要感谢凤凰出版社倪培翔社长毅然决定接受这部书稿，感谢责编张永堃先生为这部书稿编辑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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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后记
作者：孟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