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不同层级标准——君子犯义，小人犯刑
2011-11-03 11:57阅读：
在儒家思想中，居上位者的岗位素质标准也要高于其他人，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公义与公平含义的正解。儒家为什么强调“贤者当居上位”呢？其实我们理解了“君子犯义，小人犯刑”才能明白。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
原文：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kui葵）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译文：
只有仁人才应该处于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是让他把邪恶传播给众人。在上位的不依照公义原则，在下位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了，官吏不信仰法度了，君子（泛指居高位的大夫）犯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
深入解读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层级标准，君子层级的行为标准是义，而小人层级的行为标准则是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观念人人平等的再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一、君子的行为原则—义
我们在论语中可以归纳出孔子有四项行为准则，分别为：义之与比、义以为质、义然后取和终于立身。
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孔子说
：君子对于天下的一切事物，无可无不可，唯一行事的标准就是要与义相比较。
这是人们事前对行为可与不可的判断。
义以为质：
在《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所说的意思为：君子以义作为行为的质，用礼加以施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信的态度来践行，这才是君子。
义以为质，这是行为过程中的原则，强调人做事情必须要体现出义，否则所有的行为都会成为烦文缛礼。
义然后取：
在《论语.宪问》中有如下记述，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译文：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他不说、不笑、不取，是真的吗？”公明贾答：“是告诉你这话人的过错了。公叔文子他该说时才说，人不厌其说；快乐时才笑，人不厌其笑；他完全按义而行，有利后才取，人不厌其取。”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义然后取，是说人们对做事与义、利的态度。事前，人应按义而行，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必关心做事情会不会有利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当把该做的事情按义去做好了，如果产生有利益、有收获就取之，这是君子应有的做事态度，这样所产生的利益再多，你取去了，人们也不会讨厌你。
终于立身：
在《孝经》中，孔子对曾参说：“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君，终于立身。”
“终于立身”，是孔子讲的人生最终原则。我们一生的修身与行道，都只为了能在最终自立其身，这也才是人生的根本追求。而孔子所说的立身，指的是立身行道，并不是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
孔子的这四项行为原则并不是他个人自立的，而是人们在自身修养的同时，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行为标准，当人的修养达到了君子的水平，自然会形成上述四种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原则。或者说，当一个人能自觉运用义之与比、义以为质、义然后取和终于立身等原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之后，这个人也就进入了君子的行列。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君子的行为准则与“小人”是不同的，君子的行为准则是在义的层面上。
二、小人的行为原则—法
我们知道君子的行为原则都是按义而行的，是人内心里的标准，完全是在生活中依靠自我修身而获得的认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大意为：孔子说，“君子通晓于义，小人只晓得利”。
这句话是说君子知晓义的原则，而且能按照义之与比、义以为质、义然后取和终于立身的行为原则办事。而“小人”是只喻于利，他们做事的原则是计较于其中的利益，他们的生活目的是对利的追逐，以供养父母和扶养儿女。当追求的过程中侵害了他人利益，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对于“小人”行为对错的衡量标准则是用法律。如果一定要向“小人”讲解要按义而行，他们也未必能懂。刑罚（法律），是人心外的标准。人的内心标准—义，与心外之标准—法，成为了君子与小人不同层级的行为标准，也形成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分水岭。
在《礼记．曲礼上》中，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颖达的解释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孔颖达说的意思是：国家所制定的五刑共三千条刑罚，其中没有设大夫犯罪之条目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夫必须是选用贤德之人（这是公理），如果逆公理而设大夫的刑法，这说明君主对自己所用之人的贤良问题没了把握，是君主不识贤愚(非明君也)。
《礼记》中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不是说大夫不受约束了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就会明白大夫犯义就要受制裁了，何需等他们犯法。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大禹的父亲鲧（gǔn ）了，他因为治水不利就被舜帝所杀。
中国文化中认为“君应知贤”、“大夫必用有德”，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不可“逆设其刑”。不“逆设其刑”曰：“刑不上大夫”。
我们再看《孟子．离娄上》中“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居于高位者的行为违背了义的原则，国家居然还能存在这是侥幸而已”，也就是说衡量“居高位君子”的行为标准应该是“义”，也只能是用“义”，而不能还是用刑法了！
如果还是以法律来衡量他们的行为时，居上位者之人品那就太低档了，已属人渣，违背“大夫必用有德”这个公理和原则。这里才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公平与正义的概念！是“义”字的正解，古人中的君子处事是以“义”为标准的。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先秦文化中君子的层级有一个高于法律的标准—义，这是士大夫（君子层级）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小人”层级（泛指平民）的行为标准则是法。
曾子在《大学》中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荀子·大略》曰：“上重义，则民义克利；上重利，则民利克义”，而“义克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我们将“君应知贤”、“大夫必用有德”、“刑不上大夫”和曾子、荀子的论述放在一起研究，就可看到中国古时对制度的设置是以“义”为其伦理原则的。
中国的上古文化并不像如今这样肤浅地讲平等的，不同层级的人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儒家对居上位者的要求是必须遵义而行，这才是真正意上的社会公平。居上位者手握大权掌控着国家的巨大资源，如果他们不遵义而行，国家就危险了，哪里要等到他们去犯法！！若要等士大夫级的高官犯了贪墨罪，再用衡量市井之徒的刑罚加以制裁！那时国家早就烂完了！这里应该能看出人人平等概念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距离。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把孔孟之道批得体无完肤，然后用了商鞅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来安慰老百姓，老百姓以为这下平等了，百姓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了。然而，仁义大道却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中隐没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