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的书法配称“文人书法”么？
2011-04-14 09:49阅读：
徐渭有言“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断非高书”。倘把启功的书法与徐渭的书法放在一起作以比较，显然，启“入俗眼”，徐则“不入俗眼”是也。此所以徐氏落得“笔底明珠无珠无处卖，独立书斋啸晚风。”之结局。而启氏则以“谁不爱人民币？”（启功语）为书，而终臻全国书协主席。前者处江湖之远，后者居庙堂之高；前者“一个南腔北调人”，后者一位风云际会者流的社科“大师”，如此而已。
作为一名在野的文学艺术家徐渭，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更遗憾于“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亦以“走狗”为荣。试问，倘郑板桥与齐白石靣对启功的书法，难道还能发出甘愿为“元白门下走狗”的肺腑之言么？
行文至此，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大书画家郑板桥与齐白石非要甘当青藤门下的“走狗”呢？――徐渭的大写意的人文精神感召使然。用我们今天美术理论家们惯用语法修辞，就是徐氏的强烈的“个性”。那么“个性”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呢？目前能说出个子午卯酉的人实在寥寥。在我看来，“个性”就是生命个体尊严的自我觉醒者，亦即古人所谓“性情中人”。它，既是人类文化的守望者，也是“颂圣文化”的批判者与控诉者。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似乎已经成了古往今来的以良知为本的艺术家的历史宿命，梵高如此，高更如此，塞尚如此；八大如此，徐渭如此，陈子庄如此。黄宾虹说得好“纵循世不知，亦不悔”。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悲惨人间，竟然还有“一小撮”人自甘寂实操守自坚，用生命的烛光点亮人性的志愿者，这难道不是人类的福份么？
曾几何时，启功老先生伙同刘秉森之流批判什么“丒书”，刘氏还动不动用“糟塌汉字”对“丑书”为政治大棒，对张扬个性的书家一剑封喉。上海书家沃兴华先生就是因为倡导“宁丑勿美”而无端遭受庙堂与世俗合谋声讨和批判的。显然，启功认为自己的书法是“美书”，是有足够资格可以代表“正统书系”的官方发言人的。凡是有点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更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人类对“丑”（尚未认识的真理）的世界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提纯的历史。老子言“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丒是美的源头，美的“暗能量”，美是对丒的发现。人类对美的发现是无止境的，一旦一种美的元素被权力设定为美的形式真理，就宣布了这种“美”的堕落与僵死。
沃兴华的老师赵冷月先生是当代唯一一位令我佩服的书家，他晚年拎出“丒即美”的名言，实在是一生大彻大悟的美学感言。比起高扬“四宁四勿”的傅山，在理论上可谓“更上层楼”，直指“美”的本质。在赵冷月先生的审美世界里，只有“发现”，没有“教条”，只有对美的本身发掘，没有政治教条下的美的僵尸。但令人遗憾的是，赵冷月先生伟岸的书学却被这个群氓时代喧哗无情遮蔽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断裂的悲哀。
有人把启功的书法捧到“士夫字”的高度给予审美定位，可谓荒唐之极。苏轼既是“士夫艺术”的开山，更是“士夫艺术”的实践者。其书画作品中的苦难意识时至今日仍然引起我们由衷的共鸣，敲打着我们审美的良知。倘我们把启功的书法与苏轼书法作一比较，不难发现，苏轼的作品“意在言外”，一种“不平则鸣”的郁勃之气呼啸而出；士夫担当精神感人至深。反观“作书必此书”的启书，只有手上的功夫，没有心力的驱动；只有“写字专家”的本体，一无人文担当。启功批评“丑书”，鼓荡“媚书”，导致了“奴书”与极权的喜结良缘，当代“书法专家”独覇书坛，指鹿为马，作为书协主席的启功难逃其咎。
启功醉心董其昌书法，结果丧失了董的晋韵，倒染上了赵孟頫的甜媚；启功学唐书抛弃了唐人的人格美，而染上了“馆阁”习气。至于二王发于自然的深情的书韵，在启功的书法中几乎等于零。启功论书名言“师帖不师碑”，“师笔不师刀”……彰显他对中国书法的渊源关系的无知，试问，无碑学何来帖学？无篆隶何来中国书法的点、画之舞？无章草何来今草？无“古质”何来“今研”？启功以帖学名世，但其帖学全无帖学开山王羲之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的人化”意识。朱熹评王羲之《十七帖》云：“《十七帖》玩其笔意，从容衍俗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心中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正是因为启功没弄懂王字何以美，而终导致其对王羲之书法遗神得貌，徒以形式取媚世人而已。
古人论书讲“质感”，何谓质感？离开篆籀，何言质感？篆籀是中国书画美学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去评书画，纯属无稽之谈。张载评王羲之书法，“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显然王羲之创立“帖学”源于碑学，绝不象启功那样与碑学一刀两断，与“古质”一刀两断。
“质”的本质是人，篆籀是民族先贤对天地精神的浓缩，是对人性善恶的考据。它具有艺术无限延伸的可能，黄宾虹把中国画的源头纳入篆籀，正是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的一次人生之旅的全生命心得。古人所谓的正大、风骨、雅逸、超拔、郁勃……尽出于斯。
启功的书法，缺的就是“篆籀之气”，没有“篆籀之气”，天地精神何在？风骨何来？一旦艺术终极关怀被放逐，人文担当何在？没有了人文担当，又何以配称“文人书法”？
民间书家谓“启功的竿，秉森的砖，舒同的圈”。形象地揭示了作为官本位三位书家的形式套路，这与“万字不同，唯意是从。”的王右军的书法作品背道而驰。
把启功书法捧为“文人书法”，实在是对“文人书法”的褻渎！
是的，启功的奴书在庙堂与江湖的合谋中大放光芒，遮蔽了多少具有人文担当意识的民间书家？甚至连王蘧常、徐生翁、谢无量、于右任这样的一代宗师也被这个浮躁的时代所边缘，这难道不该引起当今书法界的反思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