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入今】有关汉服群体的亚文化研究-作为同构和行为指南的风格及其中矛盾
2011-06-01 09:25阅读：
风格在亚文化中最具有自我吸引力和最可读的特性，是亚文化群体的“第二肌肤”和“图腾”[1]。亚文化兴起的原初来自文化上的直接抵抗，但随着发展会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现象。伯明翰学派的核心观点就认为，亚文化群体通过行为、语言、文学、舞蹈、暗语等符号体系，以风格来协商他们的阶级存在。总体而言，风格在亚文化研究中可被看作是许多类型的事物所做的分类，它也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如如何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等。
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说：“我们关注的是亚文化，关注那些从属群体——无赖青年、摩登族、摇滚拍、光头仔、朋克——的表现形式和仪式。”[2]而这里所说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在汉服亚文化中，则体现为以下四个部分：服饰、用语、仪式以及内部制度，此四者能够体现汉服亚文化作为同构和行为指南的风格特点。
首先，汉服主要是指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服饰是汉服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集中表现。
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服饰特点几千年来以清淡平易为主。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这种袍服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朴素平易的装束反而给他们增添了一种天然的风韵。袍服通过服饰细节、制式的设计，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在
田野调查中，小组发现，汉服亚文化的代表者虽有各自不同的偏好、兴趣，但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出席各种大型活动、内修活动都会着汉服出席。资深的爱好者对汉服的制式、款样都能清晰说出。而这种特殊的服饰也成为这个文化群体与众不同的标志。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中的人将穿着汉服与弘扬与主流文化不尽相同的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我通过我的衣服说话。”[3]在汉服群体中，2004年奥运会上中国8分钟展示中显示的“中国衣冠”、“东方韵味”以及长时间里对西服文化的推崇使这群人产生“抵抗”的意图，并进而发展为将服装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风格特色。在汉服亚文化中，服饰作为符号与其指涉对象传统文化、传统理念相映射。在汉服群体中，对汉服的制式、特点较为执着，即使是对商业化、西服化有认同的群体成员，也强调必须坚持汉服基本规范——交领、右衽、束腰。而凡在有大型活动的同时，汉服群体的领导者也会提醒成员着汉服，必须遵循汉代流传下来的行为、礼仪，寓意义于符号。
（穿着汉服的古代婚礼）
其次，在汉服群体中有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中国所有着汉服者统称为“同袍”，取自《诗经·秦风》里的《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句，意味“志同道合者”，在参与活动时群体成员相互都以“同袍”相称。在案例中提到百度汉服北京吧中，其会员都称为“帝都龙族”，在其他地域的汉服群体中，也都有各自的群体名称，以“同袍”、“龙族”为主。而在群体管理等方面，汉服群体也多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八卦卦象的名称等方法来进行，例如，在汉服北京吧中实名会员的管理就用了八卦的卦象。此外，在表示日期、时间的方式上，群体通用农历纪年加公元纪年的方式。通过与主文化不同的称谓及话语体系，汉服亚文化群体在内部形成了有序的风格，并使成员互相感受到一种存在的联系，以及彼此的相互一致感。
（这些汉服群体的成员们互称“同袍”）
再次，恢复传统仪式作为汉服亚文化团体另一个主要特点呈现为其重要的风格特征。与其他一些亚文化群体自创性仪式性内容不同的是，汉服亚文化群体的重要仪式内涵源于清代以前的主流文化。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服亚文化的独特性，在清代以前作为主文化，而现在作为一种亚文化存在的汉服文化，通过一种传统仪式的追寻和再现，实现初始时的“抵抗”目的。大型的活动中遵循混传统礼仪、穿着汉服“抵抗”主流文化中的西方仪式认同，而内修仪式则“抵抗”现代礼仪。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小组发现，现实中的汉服群体在进行大型的仪式活动时严格遵循传统文化中的仪式流程，尤其是群体中的“学术派”对仪式的细节、内涵要求严格。而在内部的仪式中，群体成员也将这种仪式作为深化内部理念认知的方式。这种仪式不是单纯的汉服亚文化的符号游戏，而是通过这种仪式的展示，显示所指的充分意义，传达理念的内涵。另一方面，汉服群体的传统仪式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内修活动主要存在于群体内部，而大型的传统仪式中则几乎没有群体外人员的参与，甚至交流也较少。这种仪式通过一种行为上的展示，将自身的理念传播出去，而不是通过说服和迎合。
（身着汉服的成人礼）
最后，汉服亚文化的风格还体现在其内部制度上。这种风格体现了汉服群体内部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在被收编过程中的矛盾。汉服北京在抵抗的基础上希望能够脱离亚文化的群体特征而成为主文化，这种目的从汉服亚文化形成之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如何成为主文化的路径可能有差别）。然而，这种目的使其在风格的寻求上摒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体系：汉服北京吧虽然在语言体系上采用了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符号与内容，但是却在内部制度上采用“三权分立”、“普选制”等西方现代文明的管理体制。其中反映出虽然汉服群体寄希望于从服饰开始改变传统文化的亚文化现状，但也不得不在形成风格的同时减弱抵抗的行为，用更适用于时代的方式进行管理。
保罗·威利斯在对嬉皮士和摩托车少年的研究中，率先将“同构”这个概念应用到亚文化现象中，借以描述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与生活风格之间象征性的一致，即亚文化内部结构表现出的有条不紊的特征：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通过这种彼此之间的相符一致，成员理解他们所生存的世界[4]。综上所述，在汉服亚文化中，群体将“传统至上，恢复经典”的价值体系，与汉服、固定用语、传统仪式形成一种同构的关系，让汉服文化连贯一致，成为这个亚文化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同时，从抵抗开始的形成的风格经过发展和主文化收编的影响，汉服亚文化群体也开始不自觉地接受制度层面的改变，从而与其价值和理念产生一定的矛盾。但若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矛盾在汉服文化群体中被视作从亚文化上升到主文化的手段和通道，服务于群体内部的理念和价值，也成为汉服文化的独特风格体现。
[1]
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P4。
[2]
（美）迪克·赫伯迪格，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P2。
[3] Eco,U. Towards a
Semiotic E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W.P.C.S.
3,University of Birminghan, 1972.
[4]
（美）迪克·赫伯迪格，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