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乾隆年间创作《红楼梦》的三大物证均告失效
2013-08-21 20:40阅读：
曹雪芹乾隆年间创作《红楼梦》的三大物证均告失效
逄冠卿
因为胡适先生考证的那个北京曹雪芹生活于乾隆年间，所以主流红学就把《红楼梦》断定为乾隆朝的作品。这种因果倒置的推论本来不足为信，断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时代，总还得提出一些客观证据支持，于是红学家们多年来搜肠刮肚，辛苦爬梳，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书中搜寻到“三大证据”，这就是“试帖诗”、“时宪书”和“宝玉怀表”三件“物证”。在长期的红学辩驳过程中，红学家们也往往津津乐道这“三大物证”，试图以此证明《红楼梦》只能创作于乾隆年间，从而达到一举击垮各路草根红学研究者另立作者新说的目的。
土默热教授和一批致力于土红学研究的专家，针对曹学深深依赖的这“三大物证”，长期以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考证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将所谓“三大物证”批驳得体无完肤。关于“试帖诗”一事，土默热教授有《试帖诗不能证明〈红楼梦〉创作或续写于乾隆年间》一文；关于“宝玉怀表”一事，逄冠卿有《宝玉怀表是〈红楼梦〉乾隆年间成书的物证么》一文；关于“时宪书”一事，有聂桥的《红楼“时宪书”并非乾隆〈时宪书〉》一文。三篇文章对主流红学的三大物证均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使其基本失去了证据效力。
现将这土默热、逄冠卿、聂桥这三篇文章贴在下面，供红学专家和广大红迷阅览鉴别，孰是孰非自有公论。欲知详情，请阅附件：
附件一：
试帖诗不能证明《红楼梦》创作或续作于乾隆年间
土默热
从俞樾到陈寅恪再到胡适，三位国学大师均以《红楼梦》中出现了关于“试帖诗”的描写，来证明该小说创作（或糅合成书）于乾隆年间。仔细斟酌，红学界这一流行了近百年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红楼梦》书中关于“试帖诗”的描写。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提到“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里都哭呢。”第一百一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惊谜语妻妾谏痴人》中，写宝玉出家之前准备应考：“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
红学家们认为，不论是李纨为贾兰改诗，还是宝玉准备应考用功读“应制诗”，都说明那时科举考试已经有了“试帖诗”。据嘉庆修《大清会典》记载，会试两场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是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乡试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以乾隆己卯科（二十四年）乡试为始。红学家们由此推测，《红楼梦》的这些描写，必在乾隆二十二年或二十四年之后。并由此进一步推断，这应是乾隆年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铁证。
这一推论表面上看似乎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但实在经不起推敲：其一，《红楼梦》书中出现的这两处关于“试帖诗”的描写，一在第九十七回，一在第一百一十八回，均属于后四十回范围；而胡适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作者原作，乃高鹗所补写，不能证明曹雪芹创作前八十回的时间也在乾隆年间。其二，红学家们根据甲戌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再根据曹雪芹“披阅十载”反推十年，认为八十回《石头记》创作于乾隆九年至十九年，亦不能证明在乾隆二十二年或二十四年之后。
再退一步想，《红楼梦》书中这两处关于“试帖诗”的描写，固然不能证明前八十回创作于乾隆年间，那么就一定能证明后四十回续写于乾隆年间吗？似乎也未必。仔细爬梳有清一代科举史料，红学家们推测的《红楼梦》中“试帖诗”描写只能出现在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加五言八韵诗”之后，恐怕也大成问题，有重新加以甄别清理之必要。
“乡会试加五言八韵诗”，确实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和二十四年朝廷钦定并从此成为定制的，但乾隆之前科举考试就没有试帖诗么？我国科举制度始于隋代，科举“试帖诗”源于唐代，唐代文人的试帖诗传至今天的多如牛毛。连小学生都熟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就是著名诗人白居易十六岁时的一首应考习作“试帖诗”。
自宋熙宁至有明一代，科举场中基本不考诗赋，文人们也就很少去写“试帖诗”。到了清朝，情况则有了变化。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舞弊案引起“皇上震怒，部严加覆试，以《春雨诗五十韵》命题，黜落举人三十余名，主考房官二十二人刑于市”。这是有清一代科举场上增“试帖诗”的开端。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体仁阁殿试时，特试赋一首、诗二首，康熙帝亲览试卷“以诗取士”，以选拔那些“学问渊通、文藻瑰丽”的布衣文人。这是清初博学鸿词科首次出现的“试帖诗”。
虽然乾隆二十二年之前乡会试增考诗赋尚未成为定制，但各地的县试（即童试）却一直都将“试帖诗”作为必考科目。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据康熙版《惠来县志》、《平武县志》以及当时一些应试童生的记载：县试共考五场，第一场就要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嗣后几场，也要考律赋和骈文。《红楼梦》中的贾兰，初入科场参加的只能是县试（童试），考试前必须做“试帖诗”准备，所以其母李纨才要为儿子“改诗”。
由于朝廷有了乡会试“以诗取士”的先例，当时文人举子又都经历过县试的“五言六韵试帖诗“，故备考乡会试时，也不能不作“试帖诗”方面的准备。正由于有了这方面的社会需要（就像今天编写各种高考复习大纲一样），康熙一朝文人们选编评点并出版唐人试帖诗渐成风气，毛奇龄的《唐人试帖》，陈訏的《唐省试诗笺注》，臧岳的《应试唐诗类释》，牟钦元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蒋鹏翮的《唐人五言排律诗论》等，都成书于康熙年间。
《红楼梦》书中描写贾宝玉在应试前，“把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用功学习，所谓“语录”，当为康熙皇帝的《圣喻广训》，乃是当时科场必考科目；所谓“应制诗”，即当时文人编写的“唐人试帖”。这不仅不能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写于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反而恰恰是续写于康熙朝的证据。
包括陈寅恪、俞平伯在内的很多国学大师，认为《红楼梦》书中前八十回的好多诗都是模仿“试帖诗”，比如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咏红梅花》诗，专家们根据诗题《咏红梅花得“红”字》、《咏红梅花得“梅”字》、《咏红梅花得“花”字》，便判断为“赋得体”，因而认为属于“试帖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试帖诗”必须采用“赋得体”，但“赋得体”却不一定就是“试帖诗”。“赋得体”以题前冠以“赋得”二字得名，起源很早，南朝梁元帝即已有《赋得兰泽多芳草》一诗，此时尚无科举制度。唐代以后，除“试帖诗”采用此体裁外，也常应用于诗人平时集会分题，或摘取古人成句为诗题。再说，《红楼梦》中的几首《咏红梅花》均为七言律诗，而“试帖诗”必须是五言排律，二者差异明显。
还有的红学家认为，《红楼梦》描写元妃省亲命姐妹们题咏大观园，宝玉所作三首诗与黛玉替他做的一首诗，均属五言律诗且尾联带有
“颂圣”的特点，应属应制诗的一种变相形式，因此似与“试帖诗”有关。这也是一种误解。应元妃之命所作的诗当然是应制诗，但应制诗不一定就是“试帖诗”。《红楼梦》书中的诗多五律或五言排律，但“试帖诗”必须是“五言八韵”或“五言六韵”，因此书中的哪一首诗也不符合“试帖诗”的体裁。
五言八韵诗之祖是南朝《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之《赋得·明月皎夜光》，系梁萧统编选的传世无名氏之作：
望日升明月，中秋皎夜光。
素娥怀故里，游子倍思乡。
仙籁空霄净，阖家酒乐扬。
萍踪星百转，迁客泪千行。
金桂幽香径，银辉照叶黄。
归鸿云过尽，玄鸟暖回粱。
雾霭湿寒树，白芦泛浅塘。
风清消醉意，荷苇荡琼浆。
“试帖诗”采用八韵排律的形式，是为了附合当时八股文的结构。每韵上、下两句为一联，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起股”，四、五联“中股”，六、七联“后股”，结联“束股”。每联一股，合成八股，正如文章的起、承、转、合。下面我们不妨选录两首清代的五言八韵“试帖诗”，供朋友们与《红楼梦》诗比对研究，方知二者的差别：
嘉庆已未翰林王廷绍《赋得惊雉逐鹰飞》
百中虚文囿，苍鹰掠地归；（破题）
如何惊雉影，翻逐鸷禽飞；（承题）
色木罹罗避，心偏窜野违；（起股）
多因魂未定，不识计全非；
路问金眸疾，风卷铁距威；（中股）
几番愁侧翅，一瞬失残翚；
抱木猿犹转，藏林鸟亦稀；（后股）
山梁无猎羽，好自惜毛衣。（束股）
嘉庆丁丑翰林李惺《赋得阴阴夏木啭黄鹂》
长夏千章木，浓阴百啭鹂；（破题）
双襟黄似绣，一带绿成帷；（承题）
叶暗伫踪久，枝高送响迟；（起股）
舌尖风剪剪，身外雨丝丝；（中股）
坐宛遮云母，歌能斗雪儿；
好音难自閟，炎景不曾知；（后股）
杨柳三义路，樱桃四月时；
幽情烦鼓吹，写出画中诗。（束股）
综上所述，《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诗与“试帖诗”无关，后四十回中关于科举应试诗的描写，也不能证明续作者就是乾隆朝的曹雪芹。笔者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原作者为洪昇，创作时间在康熙年间，并曾怀疑后四十回的续写者“曹雪芹疑似曹雪樵”，即曾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后经诸多红学界朋友提醒，后四十回中两次出现“试帖诗”的描写，曹寅逝世于康熙五十一年，似无此可能。因此最后还是将后四十回的续作者认定为乾隆年间的曹雪芹。
现在看，“试帖诗”问题已不能作为《红楼梦》创作于乾隆朝的证据，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也有康熙朝人的可能。曹雪芹是这个续书者的托名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书中后四十回结尾处明明写着，空空道人把石头上“收缘结果的话头”又抄录了一遍，交给了悼红轩中曹雪芹托他遍传世人。但这个曹雪芹却不一定就是胡适考订的那个乾隆时期北京西山的曹雪芹，而是另有其人。
浙江平湖红学会的王正康先生，根据自已多年研究的成果，以“五次一票否决”，石破天惊提出了“曹雪芹并非曹寅之孙”论，并根据俞樾关于曹子清即曹雪芹的考证，佐以曹寅在自已藏书上“雪芹校字”的签名，另辟蹊径证明曹雪芹其实就是曹寅（号雪樵）的笔名，《红楼梦》后四十回乃曹寅续写，续作时间在康熙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一年之间。这一推论，既可以澄清曹寅之孙取号不避家讳的疑问，也与笔者考证的洪昇临终前将书稿交给曹寅，曹寅为此赋诗《赠洪昉思兼寄赵秋谷赞善》的过程相吻合。洪昇初创《石头记》时托名“芹溪”，曹寅是清楚的。曹寅续书托名“雪芹”，完全有可能是合自己的“雪樵”之号与洪昇的“芹溪”之号，各取一字而成。
至于胡适先生考证的那个乾隆年间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则与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创作与后四十回续作均毫无关系。此人在穷极无聊之际，依据曹寅之号“雪樵”和续书时托名“雪芹”，冒名“曹雪芹”
并冒充江宁织造家族后人，将前人的《石头记》改写成一本“篇幅短小、内容单一、首尾完整”的《红楼梦》，一段段拿出来换“南酒烧鸭”混日子。这部改编的《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的写妓女内容，格调不高，因此“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只在永忠、明义等宗室小圈子中传阅，有明义的二十首题红诗和永忠的题红诗及其小序可资证明。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红学界的专家们张冠李戴，混淆了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这两部《红楼梦》！
应当说，王正康先生的考证研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与笔者的考证研究互为印证补充，对于解开《红楼梦》创作过程之谜很有帮助。欲知详情，请参阅王正康先生博客上发布的《增删续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究意是谁》、《“石破天惊”：曹雪芹并非曹寅之孙
——从在杭州土默热红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谈起》等论文。相信朋友们认真读过之后，对《红楼梦》续书之谜的理解，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附件二：
宝玉的怀表是《红楼梦》乾隆年间成书的物证么
逄冠卿
自从抛出所谓“土默热红学”之后，土默热教授每年都要遭到主流红学和异端红学的无数次两面夹击，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些攻击甚至诋毁土默热红学的文章，老人家一般不予作复，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属于“关公战秦琼”之类，与土默热红学并不在一个学术平台上，不论谁胜谁负都没什么意思。但是，前几天发现有个叫“铁木唐”的网友，发表了一篇题为《〈红楼梦〉成书年代的物证》的文章，提出了以贾宝玉佩戴的“怀表”为证，驳斥土默热的洪昇著书说，并要求土默热“纠正错误，服从真理”。既然已经上升到了“真理”的高度，看来确有必要回答一下了。土老师不愿打口水仗，也只能有事弟子服其劳，由我老逄罗嗦几句。
铁木 唐先生的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红楼梦》成书年代的物证
(2011-11-24 09:12:10)
《红学大突破》第八篇最后一章《论红楼女子的脚及其他》，举出女人的大小脚来证明洪昇是《红楼梦》的作者。文章说：“宋朝以来的近千年中，中国汉族女人的脚，只有清初这二三十年是特殊的。《红楼梦》描写的这种大脚、小脚并存的社会现象，只有这一特殊时期才存在。由此亦可间接判断，《红楼梦》的故事，是清初的故事，并非乾隆年间的故事；《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旗人’曹雪芹，而是‘民人’洪昇。”
让我来说，这是错误的例子，错误的判断。大、小脚并存的社会现象，据民俗史称，持续到1840年，尤其是在下江几省和洪昇的家乡。不要小看旗人，“葬花”的典故可是出自纳兰性德（1654—1685）。
那么，《红楼梦》成书年代的证据在哪儿呢？往下看。
第十四回，王熙凤说：“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不论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时刻。---”第四十五回，“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第五十回，怀古十谜中的《淮阴怀古》，隐的谜底是怀表。“不是怀表，哪来的怀音（淮阴）”呢！以上三例写的都是一个东西：怀表。当然现实生活中有怀表，作者才能写入《红楼梦》人物的生活中。没造出来的先进工具，没有发生的事件，作者想不出也写不出。比如鲁迅的著作里，就不可能有电脑、空调、冰箱、电视机。
由此可以判定：《红楼梦》成书在怀表进入中国之后，而绝不是此前！！！
那么，怀表是什么年代进入中国的呢？从《中国科技史·轻工》里查出最早的一次是：“外国商人首次向中国输入钟表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往下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据一份海关文件记载，这一年进口钟、表共1025件。”问题已很清楚，《红楼梦》诞生在1716年以后，1715年以前写的所谓的《红楼梦》，就不可能有怀表这些内容。曹寅死于1712年，在怀表进入中国社会的前四年，洪昇托付给他的所谓红楼梦绝非此《红楼梦》。因此反证过来，洪昇是此《红楼梦》作者，就不是什么牵强附会，而是连普通常识都没有的绝妙的荒唐！
草民再说一句，1716年以前死去的、跟《红楼梦》不沾边的文人，不要跳出坟墓来凑热闹。《红楼梦》著作权争夺的把戏应尽早散场。纠正错误，服从真理，没有什么面子丢的。谢谢!
且不说铁木唐先生文中所列举的“不要小看旗人，‘葬花’的典故可是出自纳兰性德（1654—1685）”，“怀古十谜中的《淮阴怀古》，隐的谜底是怀表。‘不是怀表，哪来的怀音（淮阴）’呢？”这些所谓的研究有索隐附会“猜笨谜”之嫌，也不说“1716年以前死去的、跟《红楼梦》不沾边的文人，不要跳出坟墓来凑热闹。《红楼梦》著作权争夺的把戏应尽早散场”，语言之非学术性霸道无理。仅仅从逻辑思维上说，铁木唐先生大概就忘记了自己要证明什么。铁木唐先生要论证《红楼梦》成书于1716年之后，却举出了1654——1685的纳兰性德为证，这不是自掴嘴巴么？铁木唐先生是主张曹雪芹之父曹頫著书说的，也属于“《红楼梦》著作权争夺的把戏”范畴，是否也应该“尽早散场”呢？枪炮都是有反坐力的，建议铁木唐先生写文章前，先考虑清楚逻辑关系之后再下笔，不要敌人没打到先伤了自己。
对于这些琐碎的问题不争辩也罢，谁写文章都可能有一时犯浑的时候，还是谈一谈铁木唐先生的主要证据“怀表”吧。铁木唐先生据说是查阅了《中国科技史·轻工》一书：“外国商人首次向中国输入钟表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乾隆五十六年（1791），据一份海关文件记载，这一年进口钟、表共1025件。”不知铁木唐先生列举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证据是什么意思，难道认为《红楼梦》创作于此时吗？这个时候不仅曹雪芹早已作古，其父曹頫更是墓门已拱了。对铁木唐先生的这点犯浑也可以忽略不计，再说其提出的“外国商人首次向中国输入钟表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一说吧，能成为《红楼梦》创作于1716年之后的证据么？无须否定《中国科技史·轻工》关于中国进口钟表历史的记载，但这部史籍中记载的可是“外国商人”输入中国的钟表啊。铁木唐先生应该知道，最先将钟表带入中国的，并非“外国商人”，而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钟表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而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中国的钟表界至今还尊利玛窦为“祖师爷”，不信您去问老钟表匠试试。
《红楼梦》书中所见的钟表，出现次数最多且描写最细微的是“自鸣钟”。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就“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着，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若又是一连八九下。”可见这种钟的形状像个“匣子”，里面有秤砣似的“咯当咯当”摇晃的钟摆，到时会发出“铜磬一般”声音自鸣报时。有钟摆的钟，是荷兰天文学家海更斯于1656年设计，1657投入生产的，此时正是中国清朝的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
铁木唐先生论证的不是自鸣钟，而是怀表。《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描写宝玉深夜冒雨来到黛玉下处，黛玉说时间晚了，“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书中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