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普洱茶历史的认知上，“瑞贡天朝”的牌匾为众人所熟，但有一块“福庇西南”的牌匾，则知之者甚少。
“福庇西南”，是光绪二年清朝官府赐与倚邦土司的牌匾。这一块牌匾，正好与“瑞贡天朝”的牌匾相对应，一个是把茶上贡给朝庭的嘉奖，一个是因茶而给西南边地民众带来福祉的褒扬。
为什么清庭官府会颁给倚邦这么一块牌匾？
倚邦，是古六大茶山之一。明隆庆四年（1570）车里宣慰使司刀应勐将辖区划分十二版纳时，六大茶山和整董合为一个版纳，称为茶山版纳或整董版纳。茶山版纳的治所，便设在倚邦(倚邦又名“播刺”，为当地土著本人之称，傣语称磨腊倚邦，即茶山倚邦)。从明隆庆四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一直是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倚邦南连蛮砖茶山，西接革登茶山，东邻漫撒（易武）茶山，习崆、架布、曼拱、曼松等茶山皆在其范围内。据《明?滇志》记载，倚邦茶山在明代初期，就已形成了成片大茶园。
清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滇西南堆行“改土归流”，设立了普洱府，十二版纳被一剖为二：澜沧江以东，称之为江内，划归思茅；澜沧江以西，称江外，仍归版纳宣慰司所属。而六大茶山处于江内，因而归于思茅通判管辖。六大茶山的茶叶，历来是由商人坐地收购，再贩于普洱，上纳科税后转销于各地。但官府为专垄其权，普洱府设置了“盐茶提举司”，并在思茅设立了总茶店。总茶店由通判朱绣署理。朱绣以商人生事盘剥为由，如数将商民全数驱逐，逗留复入者，俱枷责压回。对私下买卖者，严密稽查，重罪收治，一统茶叶的购销。官家垄断，必然专行，不是拖欠货款，就是克扣秤头，往往“百斤之价，得半而止”。加之茶市见好，“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官员贩卖私茶，兵役入山扰累，茶农苦不堪言。
雍正十年，总兵李宗膺打着巡边旗号，到了六大茶山搜刮一通；普洱知府佟世荫看着眼红，也想大捞一把，便提出要“过山积粮”，即征集三个月后的备用粮。管理茶山版纳的土千户刀兴国（车里三十二代宣慰使刀绍文之叔）说了几句：“总兵风行草偃，民力已竭，似未能连奉复车，请待至明年。夷人倒不肯卖鬻儿女，茶又归官，供贷路绝，帷牯牛圈豕以为贡献之地耳。”佟世英大骂刀兴国，并叫衙役将其踢打出门。刀兴国一怒之下，与拉祜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商议，共同起事，反对清廷官府苛征重税。他们在思茅芒坝河蝙蝠洞插血盟誓，刻木传递（傣族称村寨信使者为“波
板”，“波板传邮”是用一根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特制竹片夹上书信，若加上鸡毛、火炭、辣子就为万分火急。所以道光版《普洱府志》中说刀“刻木传递”。）联络各地少数民族，共同反清。一时集汇两千多人，团团围住普洱城，高叫要辑拿李宗膺和佟世荫，恰巧李、佟二人不在普洱，义军又返至思茅，将思茅城团团围住二月有余。但由于刀兴国是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利在世袭，妥协动摇，主张：“毋劫库，毋破城垣，但以得杀二人为徇，无他望也。”这样就给清政府有一个喘息之机。
刀兴国的起义，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纷纷响应。一时，在普洱、景谷、墨江、通关、新平、元江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战鼓雷鸣、杀声震耳，清军大败而逃。迤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吓坏了官府，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一面向清廷报告，一面让提督蔡成贵调集迤西、迤东官兵四千余人和土司兵四百多人，分两路进剿。由于清军分路合击，义军兵器简陋和指挥不当，被迫转移山区。清军进至攸乐，义军劫营不胜，伐茶树、塞盐井，以阻止清军进攻。清军以威胁利诱手段，收买了部份头人土官，分化了起义武装。刀兴国在那卡擒获后被枭首示众，其弟及家人十余口全部被杀。另二个义军头领杨昌禄、李世藩战败被俘，亦被斩首军前。义军喃奔、召补达等人率余部潜入深山，据险抵抗三年之久，后因寡不敌众，二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雍正十一年，高其倬与两江总督尹继善对调，由尹任云贵总督。尹继善到任后，除继续清剿茶山起义之遗众，并总结在云南“改土归流”中的得失。他主张土流并存，学诸葛亮收心为上，他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今此攻心之师，即寓将来善后之举，是乃仁术也。”雍正批：“凡事懈于垂成，忽于既定。勉之。”随后他将攸乐同知和攸乐营官兵一并移驻思茅，撤通判，改为思茅同知。雍正十三年，又撤思茅同知改设思茅厅，由思茅厅管理边地。并让边地的土司、土官保存下来，给予土舍、土把总、土千总等武官职衔，让其管理地方，
“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官。”
在清剿茶山起义中，倚邦土司曹当斋，归顺清廷。事后尹继善向清廷上折，为曹请功封官划地，曹当斋也因功授职，官位六品，其辖区“东北至竜得土便委司六十里，东南至易武土把总司一百里，北至勐旺土把总司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车里宣慰司二百里，西北至思茅厅三百里。”还让曹当斋负责管理攸乐、莽枝、革登、蛮砖、倚邦五大茶山事务，每年采办贡茶，并管理勐捧土便委。
在茶政上，尹继善调整为：缓民生、革官累、兴汉商的政策，搞了个云南地方茶法，允许茶商入山制茶购茶，以七斤为一筒，不论精细粗老，每担（一百老斤、六十公斤）为一引，当年颁发三千引。按引征税，每引征税银三钱三分。与此同时严禁官贩私茶，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允许相互告发，如有徇隐一经查出，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查之总兵知府，照例分别议处。并以官文，颁布了《禁压买官茶告谕》和《再禁办官茶弊檄》，告谕：“院司道各衙门，如需送人之茶，亦令平价买用，务需身先作则，以杜相沿之派累，永杜茶山之陋弊。倘有违者，唯有查考，绝不稍为含容，亦难再为含容也。普思诸山，当兵燹之后，地方疲惫，苗倮得以归业，惊鸿甫集，十室九空，深山穹谷，别无出息，所产茶树，实苗倮养命之源，身任地方，急宜视此为一方生计所资，加以抚缓，设法保护。”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给茶叶经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时大量的汉人涌入茶山，汉文化从茶叶的种植、加工、包装到营销等诸多方面，推动普洱茶走向一个辉煌时期。从雍正十三年到光绪初年的140多年中，倚邦茶山，最高年产量达八九万担，一般年份也的五六万担，每年千余商人前来买茶，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倚邦及其它五个茶山之间，每年运茶马匹不下五万。清乾隆进士檀萃在其编辑的《滇海虞衡志》中就记载：“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也就是在这140多年间，倚邦，这个小山寨，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为了振兴茶叶，安民固边，新任的倚邦土千总曹当斋，严格执行了云南官府的各项条令，安抚夷民，打击奸商，整修道路，新辟茶园。他把云贵总督亲署的茶叶管理条例刻在倚邦石碑上告示商民，引导茶商茶农们尊章守约。在曹当斋任职期间，成千上万的四川人、江西人、云南石屏人、元江人涌入倚邦，在倚邦等茶山开茶园和办茶庄。到乾隆中期倚邦茶山的茶园至少在2万亩以上，一片接一片的茶园从补远江（小黑江）边一直接到习崆山，曼拱、曼松、习崆、架布成为了一个大茶林。
曹当斋以他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施政能力，为六大大山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颁给曹当斋敕命一封，表彰其军政修明、治邦有方。乾隆三十年，年近七旬的曹当斋率子领兵协助清军击退了缅军侵扰，云贵总督上折给乾隆皇帝报捷，并给曹当斋请功。乾隆三十一年，曹当斋升为土守备（五品官），朝廷赏赐曹大缎二匹，一等功牌一块。
在曹家的治理下，倚邦这个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贡茶采办地，比其他茶山领先步入辉煌。据现在还能看到的古村寨遗址来分析，倚邦兴盛时期，人口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曹当斋的后人曹仲益先生在1965年曾撰文回忆说：倚邦“明未清初，直到道光年间，户口不少万数，人口亦有八九万之多。特别在乾隆初期，在倚邦三山半中，就有四个集镇：即倚邦街、曼拱老街、曼专街、牛滚塘街。这里的建筑均仿照内地一样建设。……建筑物建于高山顶上，道路全由石块彻成，因而宽窄不一。倚邦街居民亦不下数千人至万人之多。所以街道建筑规模与之思茅旧街相似，原有三条街道，约长三公里，宽亦四至六公尺不等。因在山顶上，条件有所限制。那时各种庙宇也随之拨地而起，佛教、道教也相应传入。在建筑物中，有五省会馆、孔明庙、川祝庙、城皇庙、土地、观音、药王、子孙等庙宇。街道房屋瓦房均占多数，学校虽然不多，也还是楼房。”英国人克拉克在光绪十一年（1886）写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一书中曾记载道：“著名的普洱茶产自倚邦的茶山……许多江西人和湖南人在倚邦做买卖，每年有大量的货物从倚邦运往缅甸，有茶叶交易往来于仰光、掸邦、加尔各达、噶伦堡和锡金。”解放前，曾任过景洪县长的学者李拂一，在其编著的《十二版纳志》中写道：在民国初年“由倚邦、易武外销至越南香港方面之园茶，年供六千驮，值越币二十五万元。”
（1955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由此可看出因“茶”而带动了当时倚邦的繁荣。
“福庇西南”这一牌匾，长约一百九十多公分，高约七十多公分。在匾的中间刻着“福庇西南”四个浑园饱满的大字，匾的右方刻着“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季夏之吉
旦”，左边刻有“迤西南道事前署普洱府思茅同知加三级记录十”。这显然是思茅同知嘉奖曹府的几次记录而颁发的嘉奖匾。这一块牌匾，充分证明了曹府在维护边陲隐定，发展茶叶经济，因普洱茶而给边民带来的福祉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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