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与儒学

2009-10-22 01:2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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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与儒学

清河顾羡季（随）先生“集词人、诗人、戏（曲）作家文论诗论鉴赏批评家、书法大家、禅学家于一身” [①]，是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一位大师级人物。顾先生的师承除诗歌、书法方面的沈尹默先生外，二周（周作人、周树人）先生对他的影响颇大，有学者认为顾先生“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②]，亦属持之有故。然而，这位北京大学英文系出身、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儒学的态度，和那个时代的新派学者却有很大的不同。
从目前搜集到的顾先生作品来看，顾先生除了早年根据《论语》有关章节敷演而成的短篇小说《孔子的自白》、《浮海》外[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先生致弟子周汝昌的信中还提到所撰《孔门诗案》已完成了十分之七。只是这部《孔门诗案》已不可见。顾先生讲述儒学的作品，今可见者惟有弟子叶嘉莹整理的“《论语》六讲”[④]

。
据叶嘉莹所记，这份“《论语》六讲”的笔记应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间。以笔记的内容和风格来看，顾先生应是在这五年间的某个时候，一气呵成，连续六次讲完的。
研读这篇讲稿，对我们进一步解读顾先生，乃至于深入理解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都将有所启发。

一
顾先生在“《论语》六讲”中，借助《论语》中的相关经文，分析了曾子的人格力量，充满着欣赏、赞叹，真知卓见，在在皆是。
顾先生充分肯定了曾子躬亲践履的做人风格。他指出，曾子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别人当作一句话说，而他当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⑤]，又说，从这个风格来看，“曾子可代表儒家”，“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行第一”。
顾先生着重分析了曾子说过的几句话，认为足以感受到曾子的人格力量。
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先生认为“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并说“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 ，而“若想要作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可谓语重心长。
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顾先生认为“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怕人对宗教有误解，他解释说：“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这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懦弱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谓不怒是‘大勇’”。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顾先生对此感悟很深，说“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
曾子回答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以一个“唯”字作答，顾先生认为，这个 “‘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
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来，顾先生是非常赞赏曾子，推崇儒学的。他认为：“一个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极高的天才，极丰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许多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真是平凡的悲哀”，而孔子就有这样高度的伟人，一般的普通人难以企及。但后人不必气馁，“孔子我们跟不上，但曾子老实，与我们相近，你学尚易”。
顾先生对曾子的评价是 “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学问”，“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既然谈到了“道统”，可见顾先生是把儒家当作宗教来看待的，上文动辄以宗教作比，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知道，道统之说创于宋儒，而宋儒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认识儒学的。这一点，顾先生与宋儒是不同的，他自有入处。

二

如果说宋儒是从信仰的角度理解儒学的，那么，顾先生则是由文学的角度进入儒学的。顾先生读儒家经典，与经师重视小学不同，与理学家注重心性修养也不同，他关注的是经典的文学魅力。
对于读经，顾先生要求“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这是顾先生的庄重之处，但他欣赏经典乃侧重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谈到曾子的“托孤寄命”，他说：“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文章就这么好”。谈到《论语》，他说：“《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赞叹《论语》之余，亦可见顾先生对《圣经》的理解也是从文学入手的。针对《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的做法，顾先生说：“以司马迁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改为‘三人行，必得我师’，是还是，而没味了。” 谈到文字的含蓄性，他说：“陶渊明十二分力量只写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论语》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说话没说。[⑥]” 对于哲理文的文学性问题，他认为：“高的哲理文中也有一派诗情，不但有浓厚哲理，且含有深厚诗情。”以《论语》为例，顾先生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但意味无穷（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韵味无穷（富有深厚诗情）。”
顾先生一生以赤子之心对人对事，其能从生命的感发处进入儒学、进入经典，良有以也。

三

除了从文学的角度欣赏儒学，顾先生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教育功利化倾向是他对儒学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
他感喟道：“现在教育只教知识，不教以‘义方’”，而儒家的“教”，“未尝没有教育之意，但孔子尚非此意。他所谓教是教以义方。”从现代教育的缺失之中，顾先生发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信仰危机由来已久，顾先生沉痛地说：“现在只讲势力，人多势众，不讲修养”，“现在人根本谈不到信仰，只是为势力而势力。”强者追名逐利者，弱者明哲保身，这个社会有些人太聪明了，反而丧失了道德的勇气，缺少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他感叹道：“孔子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什么，这一点以勇气论，儒家超过道家，以聪明论，儒家不如道家。”显然，在这里他并不认同聪明的道家。儒家崇尚的“义方”在这个时代，显得多少不合时宜，然而顾先生分析道：“孔子之说法不行。一因现在时代不同，一因若曰个人作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所以孔老夫子显得迂阔。”但他坚持认为，将来的时代“若想根深蒂固，还非以个人精神修养不可，否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是警告也是预言。最终，他仍将希望寄托于儒家。

四

在二十世纪反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下，很多学者都很激进，像顾先生这样出身北京大学，又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人，如此推崇儒学，是不多见的。在我们以后来者的优势，充分认识到了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之后，顾先生出于新（文化运动）而不非旧（包括儒家文化）的现象惹人注意，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以为，顾先生之所以异于新文化时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杰出的文学鉴赏才能，一是他对现实充满正义感的反思。前者促使顾先生能够从原始的文字入手，直接感悟经典的文学魅力，避免了先入为主的偏激立场，后者使顾先生能够对经典中所蕴含的人性价值有最切实的认同感。那么，何以顾先生能做到这两点呢？
这和他对自己的定位有极大的关系。
据他的小女儿顾之京回忆：“在文坛上，父亲向以词曲闻名，而他最初的愿望却是做一个小说家。[⑦]” “父亲晚年有一次聊天时曾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就愿意当个作家，而不想当个学者。[⑧]” 在讲解诗词的时候，他常说“学问有时可遮盖天性”[⑨]。这种心态，使他自然对学者身份有了一定的心理距离，可以说，他是自觉地在保持着这个距离。这种距离保证了他始终能够以自己良好的生命感悟力去面对儒家经典的文学魅力及其义理内涵，从而避免遭受某些偏激浅薄的流行理论的干扰。
历史上，一般人亲近儒家经典，往往是从信仰的角度切入的。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顾先生则不然，他求学的时代，儒家的传承系统已经中断，他是从文学的审美角度，从现实价值观的缺失方面，对儒家的人物和主张产生的共鸣。这一点，对历经了文化浩劫的中国人再次亲近传统经典，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传统的信仰系统外，另外指出了一个法门。
这是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后，顾先生给儒学研究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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