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某人所发（清）姜曾《徐孺子墓考》

2023-05-03 08:0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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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孺子墓考》（清）姜曾:

《御览·居处部》:'南昌徐孺子墓在郡城南十四里'，曰'白社亭''；郦善长《水经注》:'赣水历白社西，有孺子墓'，盖本《雷氏记》，乐史《寰宇记》记亦同，特脱去'四'字，误作'十里'耳。自南唐涂廙续记：'有墓在南门处尉厅侧'之说，及南宋张敬之证以图牒，'九里井'、'白社'虽不可知，而'十四里'之语见于记者，明明可据。今之徐墓去城仅半里，与《豫章记》悬殊，即《寰宇记》亦载'城南十里'，不求之十里、十四里之间，及古城外尉广廨之侧，认今为真，失之鉴矣。至《江西考古录》谓：'《豫章古今记》:'墓在郡西十里''，误南为西，又不足辨矣。又按顾璜园《桓伊墓碑记》:'进贤门外，距五里田堘间，有古冢一，盖桓伊墓也'。考（宋）杨诚斋《寄南昌尉思贤亭诗序》云：'有毗耕桓伊墓，下得璧三，款识云'（晋）平南将军墓，距聘君墓七里''。曾思作桓伊墓欤，识者必曰：'距聘君墓七里'，盖以聘君为名墓。晋时，松、碑亭并在，见雷次宗《豫章记》，故特指为表记，其亦思之深矣。抑知至今桓墓复出，而聘君墓反隐，然即检碑载墓，距进贤门外五里，桓伊墓璧识'距聘君墓七里'，合之凡十二里，则与《豫章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之说正同，与《寰宇记》:'墓在州南十里'亦合。虽有十里、十二里、十四里之殊，然墓在城南，其方向皆同，不离夫十里者，说亦相近。由是观之，不唯知孺子墓在城南十里外，即南昌尉廨，宋俱在十里外也。《县志》公所、门、衙署类中，绝不提及，知其失传久矣。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江铃聆读社_陈剑峰这个“伊尹太甲”之文，是一个徐氏人发的吗?

阳光:刚看到的，至少作者看过古代的地方志。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古传伊尹是善于制作汤药的，这个南昌的“伊尹太甲”，如果我判断的人没错的话，他自己煮了一锅烫嘴的汤，要烧烂自己嘴，搞得话都不好说的。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他整了篇文章反对我以前的考证，但是这篇清代人姜曾的文章他自己反而祭出来，是自己搬石头，可能他没想到他自己脚的安全吧。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这篇文章的起点，是用《御览》，讲《御览·居处部》:'南昌徐孺子墓在郡城南十四里'，曰'白社亭''。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并且用郦道元的文字与此比对: “郦善长《水经注》:'赣水历白社西，有孺子墓'”。认为郦道元的材料，其实还是来自于比北魏郦道元(466年~527年)更早近八十年的南昌本城人士刘宋雷次宗(386年~448年):盖本《雷氏记》，乐史《寰宇记》记亦同，特脱去'四'字，误作'十里'耳。
我们要注意一个节点，以前的考证，在南昌失去徐孺子墓的信息，第一文献记载人，是曾巩。
阳光:考证地理确实是头痛的事，至少要能把所有历史材料找到，才能对比各个版本的差异，随着时间越到后面变化越大，反而在最早最初信息更可靠一点，如果最早记录本身就有变化，河道变迁啊，就头痛，[汗][汗][汗]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我以前应西湖区政府的特别增补，加入对徐孺子墓的考证，得到的结论，是徐孺子墓，从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末年，它的祭祀和官方记载，都是没有断绝的。也就是说，这个墓葬从汉代开始，到唐代末年，都是没有变动的。最后见到徐孺子墓并描述它的实景细节的，是诗人陈陶（约公元812—约885年），尚见荒僻的徐孺子墓并作诗咏记。而曾巩到洪州来作行政长官，却已经找不到徐孺子墓，并且在《徐孺子祠堂记》中说:“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徐孺子墓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以前判断(为西湖区撰写且结集的《徐孺子墓考证资料汇编》):
评：南昌城在北宋初并未遭到屠城，文化不会断裂，徐孺子墓的湮灭无闻应不会发生在这一段，而是在这之前。
结论：汉魏以来梅湖的徐孺子墓湮没可能发生在唐代末期王仙芝、黄巢之乱对洪州的破坏以至于钟传得洪州的这段时间。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今天转来的清代姜曾的文章，其中《御览》，是指宋代的《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宋代著名的类书，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该书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月。
《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据说书成之后，宋太宗每天看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
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所以，可以看到，宋代官修的书籍中，其实还是有徐孺子墓的信息的。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所以，汉代传下的徐孺子墓的信息，在曾巩找不到徐墓这个时间点以前，它消逝的时间，就不能以陈陶为下限，而可能要调到宋太宗时期。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在这里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宋太宗时期，徐孺子墓还在，没有毁损，所以说它在郡城南十四里，是出于实录。但这与八九十年以后曾巩找不到地面上的徐墓相冲突，所以,徐孺子墓是在宋太宗和宋英宗四代皇帝之间丢掉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或者，第二种:是徐孺子墓在《太平御览》时期，就已经毁坏了，但是，官方还是知道它的位置，即是地面没有了，大致的地方，官方还是清楚的。所以，在官修的书籍里，还可以记载这个事实，作为延续文化的文献。
这种情况，即我们前面判断的，徐孺子墓地面部分消失，导致曾巩找不到，是唐末动乱军阀攻战导致的。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而姜曾的分析，是立足于宋代的南昌城来算方向和道里的。他讲的南昌城，宋代的，一定是指抚河边的南昌城，而不是湖坊。即不是立足于所谓的湖坊汉代南昌城之说，来算徐孺子墓的方向和道里。
这种宋城，大致是以进贤门作为城市的南垣。姜曾用了两个数据，一个五里，一个七里。
他是以郡城南五里，即是桓伊墓，《桓伊墓碑记》'进贤门外，距五里田堘间，有古冢一，盖桓伊墓也'。即从进贤门外，南走五里，是桓伊墓。
这个地方，其实按照宋代文献，这个地方，即蔡家坊。
宋、杨诚斋《寄南昌尉思贤亭诗序》云：'有毗耕桓伊墓，下得璧三，款识云'（晋）平南将军墓，距聘君墓七里''。
他以桓伊墓为坐标，来找一个七里的位置。
“抑知至今桓墓复出，而聘君墓反隐，然即检碑载墓，距进贤门外五里，桓伊墓璧识'距聘君墓七里'，合之凡十二里。”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他简单的以五里加上七里，合成了十二里，觉得和《豫章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之说正同。
他的这种走法，其实也是往南边八大山人那边走的，其实也就是喻襜墓的方向。他这个十二里，比《豫章记》的十四里差个两里，他只好用测量的差异值来解释过去。
因为《寰宇记》称:'墓在州南十里'，大致亦合。
他没想明白的一点，雷次宗的《豫章记》，是站在晋宋南昌城的南边来算的，这相当于汉代的南昌城，而不是宋代南昌城墙。
汉城是包在宋城里的，所以更小。汉代南昌城的南垣，因之到徐墓就会更远，距离更长些。所以宋代的“城-----墓”之间为十里，汉晋的“城-----墓”之间的距离，就会大于十里，十四里，是合理的。
故此，姜曾对与郡城（也就是清代南昌城）近在咫尺的徐孺子墓，认为不符合《太平御览》描述的距离，这个和郦道元一脉相承的古墓：“今之徐墓去城仅半里，与《豫章记》悬殊”。这个与古严重不符的所谓今之徐墓，就是二十七中旁边的，所谓东坛巷、铁树坡的徐孺子墓。
即下面这个墓:

评某人所发（清）姜曾《徐孺子墓考》

评某人所发（清）姜曾《徐孺子墓考》

姜曾认为，它与古不符，应该是个假的。
真墓在城外更远的地方，大致是进贤门外十余里。而且，南唐涂廙续记：'有墓在南门外尉厅侧'，姜曾甚至进一步推断:即南昌尉廨，也在十里外也。《县志》公所、门、衙署类中，绝不提及，知其失传久矣。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所以，绳金塔到二十七中区域，徐孺子墓以及和徐孺子墓有关的尉廨，姜曾都是持否认的态度。
所以说，“伊尹太甲”反对我的意见，却把这文章发出来，可能是自己昏头，没有理清文章的逻辑关系，还没看明白，就放出来了。
观天庐藏书楼主应宗强:
梅湖喻襜墓

评某人所发（清）姜曾《徐孺子墓考》

喻襜墓砖铭

评某人所发（清）姜曾《徐孺子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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