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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世界》的叙事艺术

2009-02-22 13:36阅读:
(08年4月3日周四 )

张丽,文学院

要:乔斯坦.贾德是挪威一名高中教师,他的《苏菲的世界》是一部哲学史小说,其畅销除了哲学通俗化以外,还有叙事技巧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探讨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的工具化、叙事结构上的卡夫卡模式和叙事空间上的哲学性思考。
关键词: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叙事艺术

The Narrative Artistry of Sophie's World

Zhangl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Jostein Gaarder is a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in Norway , and his <Sophie’s world > is a novel about philosophical history .The novel is best-selling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skills to cause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but also reasons of narrative artistry a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haracteristic function,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Kafka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n narrative space.
Key words: Jostein Gaarder; Sophie’s World ; Narrative Artistry

一、引言
《苏菲的世界》最初是作为哲学启蒙书而畅销的,仅挪威、丹麦、瑞典三个国家销量三百万的成绩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作品本身。读者和评论家们纷纷将此书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五个字——“哲学通俗化”。不能否认,哲学通俗化是本书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以往束之高阁的哲学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活中平凡的事例来表现,确实易于被读者接受。然而,将哲学通俗化并不是此书的专利,艾思奇《大众哲学》、威尔·杜兰《哲学的故事》等也都曾将哲学通俗化,然而为什么只有它才能广为流传、真正使哲学进入大众而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笔者认为还在于其叙事艺术的推波助澜。
作者乔斯坦.贾德曾经在不同时间说过:“我做了多年的高中哲学老师,也写过教案,我希望通过小说讲述哲学道理”,“我决定为你写一本有关哲学的书。我也曾经去基督山的一家大书店和图书馆找过,可是他们都没有适合年轻人看的哲学书”[1]。从创作目的看,《苏菲的世界》宗旨在于普及哲学知识而不是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小说有微妙的说服机制,更具有感染力,所以作者舍弃理论话语而取小说的优越性,使小说成了有理论内容的载体。因此,虽说此书是哲学与小说的结合,可是小说明显处于辅助地位,小说不能喧宾夺主决定了小说的叙事艺术时时要为哲学服务,表现在此书至少有三点:人物形象的功能化、卡夫卡式的结构模式和叙事空间上的哲学性思考。它们一起奠定了此书哲学与小说结合的典范。
二、人物形象的工具化
(一)符号化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一部小说要能吸引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关键。没有了有个性的人物,再好的故事也只是皮影戏而已。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复杂使作品意蕴丰富而具有可读性。巴尔扎克也主张我们的作家在描写人的同时,便自然地描绘了社会,人物要能真实、概括地再现历史的衍化和时代的变迁。然而作者乔斯坦.贾德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使人物平面、静止,人物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活物,人物不再是社会的缩影,而只是工具。
人物作为“工具”首先的表现是“符号化”,人物被抽离了他们的个性,仅仅作为一个个符号参与故事。在这里作者运用“同向合成”的方法,即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性格、事迹结合起来,使人物的某些方面沿着同一方向增长、加强,从而得到强烈的艺术表现。女主人公苏菲和席德,她们都是十四、五的小女孩,都有个习惯了这个世界的妈妈,都对世界怀有好奇心而愿意接受哲学课程。除此外,我们无从知晓她们其他方面的诸如爱好、苦恼以及任何与哲学无关的心理活动。“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好奇心”(16),作者成功地把苏菲和席德做成相同的“姜饼”,归根结底这两个“姜饼”的共同点就在于——好奇心。只需具备这个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都可以作为苏菲或席德出现在作品中,不论地域或长相。只要具备了好奇心,她们就能作为“学生”的身份认真把整个哲学史课程进行完。她们只是作为“学生”这个符号参与故事。法国叙述学家格雷马斯对叙事作品的人物的功能抽象为六种行动者,并构成三类对立: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1]。事实上,本书有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这三种不同的符号:苏菲和席德代表学生(接受者),艾伯特和少校代表教师(发送者),苏菲和席德各自的妈妈代表家长(反对者)。同样,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为各自所代表的符号而被剥夺了不相关的信息——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习惯等。因此,艾伯特或少校只需具备哲学知识和教学能力,能充当这教师的角色;苏菲和席德各自的妈妈作为家长一方面保证孩子的生活,另一方面反衬这些对生活没有失去好奇心的孩子们。他们各司其职。人物的符号化使人物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自我。
福斯特把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两种:“十七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2] 扁平人物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易于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但当读者进一步感受和探究人物的心灵时,就会觉得这样的人物心灵特征实际上一望即知,不具有深度。现代的评论家多对这类人物形象持批评态度。然而作者贾德为什么要导演这样一场三个“符号”的皮影戏,为自己的作品自掘坟墓?读者为什么并不厌烦这样一群“扁平”人物?
故事中的人物都具有二重性:从推动故事进展的作用上讲,人物是行动主体,格雷马斯称之为“行动素”;从构造形象的意义上讲,人物是“性格”,即角色。人物形象的平面化使人物失去了自身的审美价值,而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个行动的单位即“行动素”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格雷马斯简化普罗普概括的人物七种“行动范围”为三对行动元,即上文提到的主体/客体,授者/受者,助手/敌手。苏菲是行动的主体,哲学书信来历和哲学内容是她所追求的客体;为苏菲提供信息的是艾伯特,这时苏菲本人就成了受者,艾伯特是授者;在揭开谜团的过程中,苏菲的妈妈对于女儿的不理解使她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敌手。在这三对行动元中,故事基本行动的主人公(主体)与他要完成的任务(客体)是故事中最基本的一对行动范畴。作者通过限知视角呈现苏菲的追求过程,苏菲成为故事的一个叙述者,为故事的发展设置悬念,使情节紧张引人入胜。主人公不仅只是故事发展的一个线索,有时还成为故事的一个角色参与其中。作为“学生”,苏菲的好奇使整个哲学课程得以顺利完成;同样作为“学生”,苏菲的疑问一方面使老师能带领同学们“温故而知新”,另一方面使哲学知识在貌似无意的巧妙提问中导入新内容。主体在追求客体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了追求过程的一个工具,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哲学史小说的一个表现。哲学一直追求的是“真”,然而,哲学家们穷其一生终究未能解答。真与假,现实与虚构就像钟摆一样不定。故事中的人物忽然成了自己的工具,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会不会现实中的我们也只是另外一个个工具而已?而这,正是哲学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二)代号化
人物工具化的第二个表现反映在人物的姓名上。在这里,作者似乎并不想给人物各自以独特的姓名,而只是一个个代号。苏菲、艾伯特、席德实际上分别来源于三个人——苏菲亚即上帝女性化的一面、中世纪的思想家席德佳、圣多玛斯教堂的哲学教师大艾勃特。这是作者的一个小把戏,故意把读者引向与哲学相关的方面,实际上就是使人物姓名的符号化和人物性格的符号化为哲学思想的表达服务。在席德的考证中,不存在这样女性化的上帝,只有个圣苏菲亚教堂,意为“神圣的智慧”。当故事的两位叙述者艾伯特和席德的观点相左时,叙述者的声音不再可信,真相就被模糊了,正如《罗生门》中的五位叙述者一样。且不论苏菲这个名字究竟来源于圣苏菲亚教堂还是上帝女性化的一面,《苏菲的世界》实际上都是智慧的世界,哲学的世界。
三、叙事结构上的卡夫卡模式
当鲜明的人物形象不再是作者的追求,人物只是作为主题服务的工具,读者也就不须追究人物是圆是扁,因为读者在接触这部书时就已经明白地知道此行目的不是欣赏美景,而是获取知识、思考内容。人物的工具性使读者不再专注于人物的性格,而转向故事叙述本身。
“卡夫卡式的结构模式”正是《苏菲的世界》小说与哲学巧妙结合的第二个表现。什么是“卡夫卡式的结构模式”呢?“卡夫卡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一样,都具有一个经典的结构模式:行为(使命)—困难(障碍)—困难的克服(矛盾化解或使命完成)。如果说,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叙事模式,那就是他把主体面对的困难与使命的完成之间的距离无限地延展了,也就是说克服困难变得不可能。而且任何个体都不会抵达目的地。”[3]也就是说这种叙事模式是在经典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克服困难的不可能而形成的。在这部作品中,苏菲收到信(行为)—寄信人是谁、为什么寄(困难)—苏菲和席德的最终反抗(困难的克服)。“这个序列的次序和环节(即平衡—破坏平衡—新的积极的或否定性的平衡)是经典叙事作品结构的基本条件,一旦破坏便会产生不知所云或支离破碎之感。”[4]显然《苏菲的世界》符合这样一种典型的叙事模式。而卡夫卡对这种模式的改变在《苏菲的世界》中同样有所体现:苏菲企图解开谜团而发现事情远比她想象的离奇;席德企图帮助苏菲和艾伯特反抗少校却发现自己可能也只是影子;艾伯特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无疾而终;少校打算使笔下的人物自始至终忠于自己却无能阻止他们的反抗……所有的人在预设目标后无一例外地发现目标遥不可及,困难的克服变得不可能。作者曾表示“即使要回答一个问题很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个(且仅此一个)正确答案。”(13)对于哲学性问题的探讨,纵使作者罗列了整部哲学史,随着“那轰然一响”,“就算宇宙是这样一块橘子般大小的石头做成的,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它。我们还是要问: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574)总会有一个正确答案,可是人类几千年的探讨,最终不过把哲学问题一个一个往后推,或是在极端的观点之间选择中庸的从而左右逢圆,人类到如今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答案。哲学家思考的过程就像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反抗一样,到后来真与假分不清楚界限。
何成洲认为元小说是《苏菲的世界》的主要写作技巧,是它成功的关键。[2]小说中苏菲和艾伯特后来的反抗因印证了下面一段话而具有了元小说某些特点:“如果小说中的一位人物发现自己是小说中的人物,或者感到受了虐待,以致于决定杀害小说家——总之,无论何时,只要‘虚构的叙事/现实’之间的关系成为公开的讨论题目,读者就被迁出了正常的解释框架。这种将虚实本身加以主题化的做法可以是含蓄而不是公开的,这时一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关于讲故事的寓言。”[5]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使小说本身包含了哲学思考,但是把它认为是哲学通俗化的主要方式显然有些不符。元小说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还是个新兴事物,尚未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更无所谓“通俗化”了。因此,应该说元小说的叙事艺术增强了小说的哲学性。
元小说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在虚与实之间徘徊的叙事策略本身包含了哲学思考,而卡夫卡将困难无限延长的结构模式也使小说自身的内容和哲学思考的处境不谋而合。因此,仅仅将此书成功的关键归功于元小说这样一种写作技巧是有失公允的。
四、叙事空间的哲学性思考
(一)空间存在
可以看出,此书的人物和情节都在为“哲学”服务,而作为三要素的环境也使整部小说紧紧地围绕着“哲学史小说”这五个字展开。小说通常是作为时间艺术,因此评论家们对空间的关注总是不够,然而,任何故事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空间的关注也是解读故事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书中人物所处和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三:房间里、花园密洞和教堂,主人公就是在这些地方获取知识的。这三个地点都是封闭的场所,当人物位于这个空间时,他能感觉到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安全。而学校作为一个开放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闯入使它失去了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只有当主人公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时,她的思想才会很活跃,因此苏菲对哲学知识的通俗化理解也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哲学课程最初是从花园密洞开始的,花园密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伊甸园,是获得智慧的出发地点。事实上,在整个故事中,作者都力图在建构这样一个伊甸园。首先是植物。不仅作品中提到大量的树,如苏菲花园里的桦树、棕榈树、橘子树、苹果树、栗树、木莓树,花园外的水仙花、赤杨柳、松树等,还有席德“柏客来山庄”里的桦树、灌木,这些树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提出的,它们时时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世界,万物生机勃勃的世界。除此以外,主人公的住处也不例外——苜宿巷。再来看动物。苏菲的妈妈在心情不好时总是把他们家称为“动物园”——三只金鱼、两只鹦哥、一只乌龟和猫咪,传递着书信的也是一只名叫汉密士的小狗。这里俨然是一个现代的伊甸园。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和其他生物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都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对世界的哲学性思考当然不能绕开对它们的关注。说花园密洞里的学习是人类在伊甸园获得智慧的开始,圣玛莉教堂这个“教室”证明了这点,基督教关于伊甸园的故事在后来就是通过教堂的学习传给一个个基督徒的。这三个封闭的空间就像一把把无形的伞给小说人物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同时三个空间又因为本身与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增加读者对哲学的思考。
(二)空间感知
空间还包括人物所产生的意识在空间中表现的方式。“空间感知中特别包括三种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所有这三者都可以导致故事中空间的描述。”[6]形状、颜色、大小等外部形态总是通过特殊的视角有视觉接受。在《苏菲的世界》中,作者似乎对颜色情有独钟,特别是红色和白色。在书中反反复复出现白色的长袜,白色的信封。长筒袜在西方和圣诞节紧紧联系在一起,它用来接受礼物。本书实际上也是礼物,既是少校给席德的生日礼物,又是作者给天下所有爱好哲学之人的礼物。比白色提及得更多的是红色,有红色的房子,红色的围巾、红色船坞、红色毛衣、红色披肩、红膝马裤、红色丝带。其它被提到的还有绿色信箱、棕色信封、淡蓝色的光、金色的十字架链子、黄色垫肩、银色桦树、金色头发、深绿色眼睛、蓝色工人装、卡其色制服、蓝扁帽等,这就像电影里一个个的特写镜头,它们一起构成了五彩斑斓的生活。这是绘画对小说施加影响的一个范例。《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帕慕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我的故事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部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乔斯坦.贾德却一方面在努力构建真实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却通过洛克等人的哲学观点打破这种真实。洛克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世界是否真就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他将感官的性质分为“主要”与“次要”两种,“事物的酸或甜、绿或红、热或冷等被称为‘次要性质’,类似颜色、气味、味道、声音等感觉并不能反映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而只是反映外在实体在我们的感官上所产生的作用。”(289)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所有材料都来自感官。而感官是否可靠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就证明了。当苏菲将那副有色眼镜戴上的时候,她看到的每件事物全都变成红色,原本淡淡的颜色变成了粉红色,原本深色的变成了深红色。因此,故事中五彩斑斓的颜色若是戴上墨镜那也就都成黑色了。帕梅尼斯曾说过: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感官的不可靠促使人们用理性来分析周遭的一切,而这,也是作者希望读者学会的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
五、不足之处
“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是《苏菲的世界》的副标题,大抵道出了该书的要点。严格意义上说,这更像一部哲学史教材、一本有系统的涵盖哲学史的讲义。从小说的角度来说,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和是衡量一部小说的重要标准,而《苏菲的世界》在这些方面显然不足——人物形象呆板,故事情节薄弱,反映现实深度不够。这一些是有强烈目的性的作品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读者也往往并不介意这类作品对于纯小说来说可能存在的瑕疵。
六、结语
总之,《苏菲的世界》充分利用了人物的功能性、卡夫卡式的叙事模式和叙事空间的哲学性思考,使作品成为一部名真正的哲学教科书。人物功能性导致的人物自我的丧失,卡夫卡式叙事模式表达的人不可能达到目的钟摆式处境和叙事空间体现的人物生存空间的真伪难辩都在昭示着读者:作者的目的不只是传授哲学知识,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表达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担忧。这,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叔本华认为,在任何瞬间,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东西都会化为虚无,并失去他们所具有的任何真正价值。贾德也曾说过:“人类已经开始系统而彻底地毁灭生物圈,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了。只消最后一招,在生命舞台上的集体自杀,就会使大幕落下,宇宙的欢呼就会湮没无声。”[3]因此,这部哲学史小说最后摆脱了单纯的哲学、单纯的小说,最终落脚点在普遍的人文关怀,这要远比“哲学通俗化”五字的意义重大。




[1]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萧宝森译,作家出版社1995,574,
本文所引小说中的句子均出自于该书,以下仅在引文后标示页码,不再加注
[2]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59。
[3]格非《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8。
[4]高小康《叙事作品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4。
[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2。
[6]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7。


参考文献
[1] 格雷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 何成洲《<苏菲的世界>与元小说叙述策略》,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07、03期。
[3] 乔斯坦.贾德《目录》施清婧译,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07、03期。




在我的论文即将定稿之际,特向我的指导老师刘萍副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衷心地感谢刘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热心的帮助。在选好论文题目后,刘老师给予我鼓励、指引我正确的写作思路;写作过程中,刘老师传授我适当的写作方法,认真负责地督促写作;初稿后,刘老师针对论文的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能够最终完成这篇毕业论文,一方面固然在于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努力付出,但是如果没有刘老师认真负责的指导和热心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做到的。衷心地感谢刘老师,是她的热心和专业让我在愉快的心态下完成了这篇论文。
此外,我还要向给予我帮助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表达我最真诚的感谢。

张丽
200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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